地球上的生命史是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影响的历史。地球上动植物的物理形式与生活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塑造的。而另一方面，在地球的整个生命中，生物对于环境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只有在以本世纪为代表的这段时间内，才有一个物种——人类——有改变他周围的环境的异常能力。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种能力不仅发展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在质上也起了变化。在人类对于环境的种种破坏行为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他们用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物质污染了空气、土壤、河流与海洋。这种污染大部分都是无法挽回的；污染在生物的生存环境以及活体组织中形成了有害的生物链，其中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现今全世界对于环境的污染中，化学药物与辐射共同作用，改变了世界的本质，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本质。化学药物凶险异常，人们却很少认识到它的危害性。锶90会随着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随着雨水进入土壤或成为原子尘飘降，寄居在土壤中，渗透到长在土壤中的青草、玉米与麦子中，并终将在人类的骨骼中占据一席之地，直到寄主死亡。与之类似，喷洒在耕地、森林以及花园中的化学药物也会长时间地停留在土壤中，进入生物体内，依次传输到其他生物体内，造成污染并形成死亡之链。它们或许会随着地下水源悄悄流淌，而后因为阳光与空气的神奇作用组合成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杀死植物，病倒牲畜，让井水不再纯净，对喝水人施加不明的危害。阿尔伯特·施韦泽说过：“人类甚至无法认出自己一手创造的恶魔。”
经过数亿年的时间，地球才孕育出生命——在万古的时光里，生命不断演变、进化、多元发展才得以适应环境，维持平衡。环境中同时包含着有害的以及有利的元素，严苛地指导及塑造它所供养的生命。某些因素会释放出危险的辐射；哪怕是万物都需要从中汲取能量的阳光，也仍然包含一些具有危害的短波辐射。在给定的时间里——不是以年记而是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万物经过调整，达到平衡。时间是必需的原料；但在现代世界里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
变化急遽发生，新情况快速涌现，这些都和人们冲动又鲁莽的步伐保持一致，而不是依据自然从容的节奏。辐射不仅仅来源于岩石的背景辐射、宇宙射线的猛烈攻击以及阳光中的紫外线，这些辐射在地球上生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现在的辐射源自人们摆弄原子所创造的反常产物。生物需要适应的化学物质不仅包括钙、硅、铜以及从岩石中冲刷而成并随溪流汇入大海的其他矿物质；还包括人类富有创造力的大脑构思出并在实验室里酿造而生的产物，自然界中都没有与之类似的存在。
适应这些化学物质需要的时间要以自然的时间为度量；需要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时间。而且除非奇迹出现，哪怕几辈子的时间也会没有结果，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在源源不断地产出这种新型化学物质；仅美国每年就有近500种投入使用。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而其背后的意味也难以预料——人类与动物每年需要适应500 种新型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完全超出了生命的体验范畴。
其中有很多都用于人类与自然的战争中。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已经发明了200多种基础化学物质用于杀虫、除草、灭鼠以及灭除现代语言所称的“害虫”；每一种又有数千种不同品牌在售。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把这些喷雾剂、粉剂、气雾剂用在农场里、花园里、森林里还有家里——这些非选择性的化学药剂能杀死每一只昆虫，无论是“益”虫还是“害”虫，它们让鸟儿无法歌唱，让溪中鱼群无法跳跃，它们给树叶裹上了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而这一切最初的目的却只是想除去几株杂草、杀死几只昆虫。怎么会有人认为在地球表面施加大量毒药它却仍能适合所有生命存活呢？它们不应该叫“杀虫剂”，而该叫“杀生剂”。
喷药的过程似乎陷入了无休止上升的螺旋中。自从DDT被放开用于民用，情况就不断升级，人们需要不断发明毒性更强的物质。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昆虫洋洋得意地印证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进化出的超级物种对于现有杀虫剂免疫，于是人们不得不发明出致命性更强的物质——再接着发明比前一种毒性更强的。此外，在喷洒了药物之后，害虫们经常出现“回火”或者死灰复燃的情况，数量比喷药之前还要多。因此，这场化学战争从来不曾获得胜利，还让所有的生命都因这熊熊战火而苦不堪言。
人类有可能因为核战争而灭亡，与之类似，我们这个年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类物质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这类物质危害巨大，会在动植物体内聚积，甚至会渗透到生殖细胞内，粉碎或改变决定生物后代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建造师的人期待有一天能够自如改变人类的遗传物质。但我们现在因为疏忽就已经在这么做了，因为许多像辐射物一样的化学物质，会造成基因突变。选哪种杀虫剂这么小的事可能就决定了人类的未来，想到这里真是觉得何其讽刺。
我们冒着这么大的险——是为了什么？以后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我们本末倒置的想法所震惊。作为有智慧的生命，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惹人嫌的物种就去污染整个环境并且让自身陷入疫病和死亡的危险中？然而我们正是这么做的。而且如果仔细想想，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根本站不住脚。人们说为了维持农业生产，有必要大量使用杀虫剂。但是我们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过度生产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采取相应措施，减少耕地面积，奖励不种地的农民，但收成还是惊人的富余。仅1962年一年，美国的纳税人就不得不拿出超过10亿美元来储存过剩的粮食。虽然农业部的某个部门想要降低产量，但却有其他的部门重申其1958年的言论，称“人们相信，按照土地休耕保护计划的规定减少耕地面积后，一定会刺激人们加大对化学药物的使用以保证剩余耕地的产量最大化”，这只会令情况更加严峻。
上文所言并不是说不存在害虫的问题，也不是说不需要对其进行控制。我想表明的是，管控方式要与现实而非虚构出的情形保持一致，采用的方法不应当会把我们和昆虫一起消灭才行。
这个问题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但我们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却在一开始就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早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已在地球上安居，其种类之繁多、适应能力之强均十分惊人。人类出现之后的日子里，这50多万种昆虫中有一小部分和人类的利益起了冲突，主要以两种方式：与人类争夺食物和传播疾病。
在人群聚集之处，传播疾病的昆虫就成为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卫生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比如遭遇自然灾害、战争爆发或处于极度贫穷匮乏中。这时就有必要对某些物种加以控制了。然而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这一让人清醒的事实：大规模化学防治的方法收效甚微，甚至有可能让情况更加严峻。
在原始农业生产中，人们很少会遇到昆虫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源自农业的精细化生产，也就是将大量耕地用于单一作物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某一种昆虫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单一耕种法并不符合自然运作的法则；这大概是一种工程师设想出的农耕方式。自然孕育了多样的物种，但人们却执着于简化这一多样性。于是他们破坏了自然用于掌控物种的内部制衡。自然的一种重要控制手段就是限制了适宜每一种物种生息繁衍的范围。显然，专门种植小麦的农场和混植各种作物的农场相比，前者以小麦为食的昆虫的数量会多得多，因为后者并非它们的宜居之地。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十几年前，美国大部分的城镇都在街道两旁种上了高大的榆树。人们期许看到的美景现在却有被某种甲虫毁之殆尽的危险，而如果植物的种类丰富，除了榆树还有其他种类，这种甲虫能够大量繁衍并且在树与树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有限。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需要从地质学及人类历史的背景上进行考虑：成千上万种生物从原籍迁徙扩散，入侵新的疆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新近出版的《生态入侵》一书中研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迁徙。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中，泛滥的洋流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大陆桥，生物被禁锢于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隔断的自然保护区”内。在这些区域内，它们与其他种属相隔，进化出许多新的物种。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大陆块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些物种开始迁徙至新的疆土——而这种迁徙现在仍在进行中，并且从人类那里得到了大量帮助。
植物的引进是现代物种传播的主要介质，因为动物几乎总是要依附于植物，而检疫方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效果也不绝对。仅美国植物引进局一年就从世界各地引入约20万种植物。在美国的约180种有害昆虫中，近一半是出于偶然从国外引入的，且大部分都是搭了植物的便车而来。
在其新的领土上，由于没有自然天敌的约束，也因此失去了对其数量的控制，这种入侵的动物或植物就能够大范围扩张。所以最令人头疼的害虫大部分都是舶来物种也就绝非出于偶然。
此类入侵，无论是因为自然原因还是借助于人类协助而实现的，可能都会无限延续。检疫和大规模的化学战役不过是花大价钱购买时间而已。埃尔顿博士说，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只是寻求新的科技手段来控制这种植物或者那种动物”，而是更需要了解有关动物习性、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基本知识，这样才能“促进平衡，抑制动植物大面积爆发时的威力，有效应对新型入侵”。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渠道获取这些必需的知识，但是我们却不去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把他们聘进政府部门，却几乎从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任由充满化学物质的死亡之雨落下，好像我们别无选择，而事实上如果有机会的话，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很快就能想出很多其他办法。
我们是不是被人施了催眠术，好像失去了追求好东西的意志与远见，只能把那些差的有害的东西当成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去接受？生态学家保罗·谢帕德说这种想法“把生活理想化了，只看到水上探出的头，只看到了环境恶化底线上方的数寸……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含有慢性毒药的餐食，为什么要容忍这种生活：房子坐落在一个枯燥的环境中，周围的人不算是敌人却也不过是点头之交，外面摩托车的嘈杂声却也刚好不至于让人发疯？谁想要生活在一个只是刚刚不太致命的世界里？”
然而这样的世界正向我们逼近。用化学药物创造一个无虫世界的运动似乎激发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防控机构的狂热。方方面面的证据都表明那些投身于灭虫运动中的人们残忍地行使着他们的权力。“那些负责的昆虫学家同时扮演着迫害者、法官与陪审团、估税员与征税员以及执行自己命令的警察局长的角色”，康涅狄克州的昆虫学者尼利·特纳如是说。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中，都有一些人在明目张胆横行无阻地为此放行。
我并不是说绝不能使用杀虫剂。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把这些化学药剂一股脑地交到了那些几乎完全不懂的人手中，这些有毒的药剂有着极强的杀伤力，这些人却并不了解它们潜在的危害。我们在未经人民允许，甚至通常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无数人暴露在这些毒素中，如果人权法案中没有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有不受个人或公职人员投放致命性毒药危害的权利，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尽管拥有非凡的智慧与远见，却仍未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任由人们使用这些化学药剂，却很少提前研究它们对土壤、水、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所有生物都依赖自然界生存，而我们不慎重考虑自然界完整性的这种行为，很可能不会被子孙后代所原谅。
现在仍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危害的性质。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一个专家都只看到自己的问题，却意识不到或者不去包容这个问题所处的大框架。这还是一个工业主导的时代，只要能挣一块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合情合理的。公众清楚地看到有证据表明杀虫剂的使用带来了危害，因而为此进行抗议时，人们就塞给他们一丁点半真半假的消息当镇定剂。我们迫切地需要中止这种虚假的保证，拒绝裹在难堪事实外部的糖衣。昆虫治理者造成的风险最终是要由公众来承担的。必须要由公众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当前的道路，而只有在他们获知了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上述决定。如同让·罗斯丹所说：“既然我们不得不忍受，我们就当有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