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年）于1866年考入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71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几年。1877年23岁时被派到英国留学。两年后回国任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调任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天津的这个职务上连续担任了20年。严复在英国时，已经读过欧洲著名的学者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作品。他的西方知识比维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他1896年翻译完成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虽然一直到1898年才正式出版，但其译稿被梁启超读过，将内容介绍给康有为。《天演论》是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养料之一。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达尔文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是1859年在伦敦出版的。约在19世纪60年代，进化论就传入中国，但是当时的影响不大。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民族危机加重。严复就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于1896年编译了《天演论》。《天演论》是一部7万字的译著，严复以他的流利的文笔，深邃的思想，向国人阐述了三大问题：一、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论；二、这种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三、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规律面前，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与天争胜”，即人定胜天。据此，中国如能适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由落后变为先进；反之，则可能亡国灭种而被淘汰。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目的，在于要人们应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不要在困境中绝望，不要自暴自弃，而应自强不息，起而救国。《天演论》首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向酣睡的国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变法维新的现实需要，使进化论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同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变法的思想武器，将进化论观点与变法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在更高的原则上得到了透彻而有力的阐述。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用进化论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化论对中国近代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
严复是“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在戊戌时代的风云激荡中，他觉察到中华民族深重危机的根源，并不仅在于缺少近代西方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之“末”，而尤其在于腐朽不堪的封建制度之“本”。改变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用先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他觉得我们历年来备受列强侵略的原因有三：“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认为民兴则国强，一定要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原富》中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统玉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严复认为国民应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重要，没有健强的身体，“虽有善政，莫之能行”。强调增强身体素质为重要。开民智，严复提出：“民智者，富强之原。”要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号召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要学习先进，必须学习外文才能掌握他们的科学知识。新民德，应该多吸取西方美德，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所以他认为要救国保种，振兴中华，应该从“民力、民智、民德”掀起，这才是治本。
严复先生的启蒙思想是最完整，最敏锐的。他有三句话是名垂史册的。他指出“中国是只有家，没有国”，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他还提出“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实际上触及中国落后的根源，也就是国民性的问题。他还天才地提出终极的解决方案。他石破天惊地提出的“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近代空前绝后的启蒙口号。严复是闽都文化在近代的最杰出代表，闽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复身上。严复是闽都文化在近代化历程中最优秀的主将，他使闽都文化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在以后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闽都文化的影响力反而是下降了，与广东、上海、北京相比是落后了！闽都文化既不是主战场，也不是主力军，也没有涌现著名的主将。以戊戌变法时期举例，据不完全统计，戊戌变法期间，全国各地先后成立的各类社团组织有100个左右。它们是：
北京：强学小会、知耻学会、关西学会、粤学会；
上海：上海农学会、戒缠足会、蒙学公会、医学善会、医学会、译书公会、译印中西书籍公会、上海印书公会、女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格致学社；
湖南：算学社、明达学会、致用学会、南学会、任学会、群萌学会、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血战会、法律学会、公法学会、积益学会、质学会、实学会；
江苏：金陵测量会、苏学会、医学会、镇江学会、劝学会、匡时会；
浙江：兴儒会、群学会、兴浙会、化学公会、瑞安务农会、同学会、蚕学会；
江西：废时文会、奋志学社、励志学会；
广西：圣学会；
福建：蚕学会；
湖北：质学会；
四川：蜀学会；
安徽：皖学会；
贵州：仁学会。
福建仅有一个规模较小、影响力不大的蚕学会。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闽都文化扮演的是配角的角色。
严复先生的“民智、民德、民力”思想无疑是伟大的、深刻的，但是在清朝末年，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可能去推广开启民智的政治改革。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天生的软弱，没有能力进行开启民智的措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更是没有稳定的环境来进行启蒙的工作。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思想武器，我国国民的“民智、民德、民力”状况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当代的“民智、民德、民力”问题
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城市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我们的生活用品已经是高度的电气化和网络化。我们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但是，严复先生所提出的“民智、民德、民力”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呢？没有根本解决。我们的国民在这三个方面还有巨大的差距和不足。“民智、民德、民力”依然深深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强烈的官本位意识、有限的求知欲望、淡漠的科学精神、有限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社会公德的缺失、暴力倾向严重等等。我们的综合素质还不高，距离人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距离。“民智、民德、民力”问题依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度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难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一次失败和失误，低下的国民素质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严复先生在100多年前提出中国国民的“民智、民德、民力”问题，实际上就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国民素质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公民素质的问题。人文素质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帮助他人。科学素质要求我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思维，用科学思维解决问题。公民素质要求我们遵纪守法，积极参政，善于参政。
闽都文化的转型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目标和原则，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文化，特别是要补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课，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广大的年轻知识分子所掌握，那么闽都文化的面貌将会有很大的改变，闽都文化的转型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思维，极大地促进我们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总之，闽都文化的现代化不是轻松的历史过程，而是长期的过程。
〔作者简介〕林文胜，福建海外旅游实业总公司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