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严复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国家的本体是民，主权在民。当然作为一个渐进的改革派，严复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对“主权在民”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有一个君主立宪的渐进过程。他通过对中西学术政教的比较研究，认识到近代西学优于传统中学，将学习西学与中国救亡图存联系起来。所谓：“一言救亡，舍西学格致而不可。”其对西学之介绍与宣传重在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观的层面，这就获得了西学本质与精髓。他还特别注重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他在东、西学比较研究视角下，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政教做了全方位的批判，对中国封建主义的价值观的批判尤力。从其社会历史观出发，他指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根本所在，首开中国近代关注国民性问题之先河，成为近代中国重塑国民性思潮之滥觞。此后梁启超的“新民”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倡导的新道德运动，孙中山提倡的“心理建设”，鲁迅对国民性的探讨等等，无不启端于严复的“三民”论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亦成为当代中国之教育思想。诚如著名学者王尔敏说：“三育观念是19世纪由西方介绍过来的，重要的介绍人物就是严复。1895年严复介绍德智体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教育，而是揭示强国国民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严复的“三民”论思想第一次从文化根源上全面批判和反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弥补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寻求富强的道路上只注重器物、制度等客体近代化，而忽略了主体人的近代化这一重大缺陷，从而将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推向更深层次，成为五四运动之先驱。
（三）“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价值取向
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伊始，其根本的价值观或价值取向就是：平等、博爱、自由。而其中最根本的，也就是最具资本主义特异性的便是平等与自由。如在中国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中有可能提出“泛爱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思想，但对“平等”、“自由”则是讳莫如深的。而“民主”即为“平等”的同义语。故言“自由”、“民主”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严复是通过对中国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对当时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范式之批判来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开辟道路的。
1.关于对中国封建专制的批判
封建主义专制是资本主义民主管理与自由的对立面，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之大敌，否定了前者，后者才能成立，打倒了前者，后者才能施行。对中国封建主义专制，严复深恶痛绝，抨击、批判不遗余力。他说：
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也。国窃谁？转向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十八九所以坏民力，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
这里讲了三点：一为秦以降之君主之为国，是窃民之国；二为君主的性质是尤为强硬者、能欺夺者；三为其法令是残害民的。
此外，严复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封建君主制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历史地位。其云：
（在人类社会中）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相梗，有其祸害，而民既为是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其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专力于所以为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祸害也。有其强梗欺夺患害也者，化未尽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以天下之善而对待也。
（若社会无相欺相夺之祸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罚。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论，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
这两段话有五个观点似可注意：一为，封建君主制国家或君主是因为人类社会产生矛盾和纷争后才应运而生的，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二为，君主最初是由民择立的；三为，君主制下的君主及官吏的职能在于保护国家与民，缓和或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和纷争；四为，君主是因为天下有不善而得以存在的，也就是说是一种暂存的社会现象；五为，封建君主制仅仅是不得已的权宜之举，而不是“道之原”，即根本的法则或原理。
严复对封建专制主义彻底的批判，不仅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所忌恨，而且为新学营垒中的主流派即“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容。如张之洞就大光其火。他指令屠守仁撰《辨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痛斥严复“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
2.关于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范式之批判
众所周知，在严复之前，新学阵营的主流思想或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范式。这一理论范式的实质是，坚持中国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仅仅在器物的层面，后来还演进到政体、教育的层面吸收西学，强调学习西学应以中学为根柢，以“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为前提。如不突破这一理论范式，中国近代社会就无法借鉴和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也就不可能实现。严复要贯彻他的侯官新学的主张，就不能不批判“中体西用”这一理论范式。他的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范式，从某种意义上正是针对“中体西用”说提出的，二者是针锋相对的。他说：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力，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这是讲体、用的统一性，即不能机械地割裂体用。体是本体，是事物的本质和结构；用是功能，是这一本质与结构所起的作用或功能。有什么“体”就会发生什么“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体”、“用”会相互转化。
基于这一认识，严复对那种把科学当做末、艺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强调科学的基础作用、本体作用。他以为：
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至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以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且西艺又何可为末乎？无论天文地质之奥殚，略举偏端则医药通乎治功，农矿所以相养，下至车兵冶，一皆富强之实资，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
在这里，严复强调科学亦为建国富强之本。而践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恰恰在于“为之政者”没有科学知识。今天看来，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科学技术本身也升华出世界观、方法论，甚至价值观。严复当时就持有这种观点确实难能可贵。
严复还批判了机械论的“中主西辅”的观点。他以为：
若夫言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说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者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者矣……一国之政教学术，如其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枝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蹏，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
这是说，事物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不是零敲碎打的拼凑就能改变其整体的机能。而且，改变要从本质上改变，要有机地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本质的变革、有机的变革。
正是基于以上的立场与认识，严复最终摈弃了“中体西用”的理论范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理论范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关于自由，他认为：
民之自由，天所畀也。
自由之盛，政理之平，殆与其富为比例。
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这三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为，自由是天赋的；二为，自由与政治昌明与国家与人民的富裕是成比例的；三为，人之自由符合物竞天择之规律，也是国家昌盛的必由之路。
关于民权与民主，他认为：
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无权者，其国可以有权。且世之黜民权者，亦既主变法矣，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夫有所受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行而为祸愈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
民主者，治制之盛也。
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十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不在彼，此之谓民权。彼所胜者，尚安得有权也哉！
“民权”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是有相通之处的，即“民之权利”与“民之主张”，有权利的主张才是可施行的主张，有主张的权利才是有内容的权利，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体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民权的原权利，就是人权，就是天赋人权，其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表现形式是在国家领导人选举、最重大决定之表决上，成年人一律平等的、一人一票的表决权。可以说其他的民权与民主是从这一原权利上派生出来的。
上引三段话的意思是：一为，如前所述，严复以为民是国的本体，所以民之不自由就是国之不自由，民之无权就是国之无权。若民之不自由、之无权，某些人即使变法也注定要失败；而且毁民权者，必将导致人民的反抗。二为，民主体制，是最好的治理国家之体制。三为，国之安定、民之安康，有赖于民主、民权体制。若权在自由之民，可以使不仁而为仁；若权在个别统治者，他可以行仁政，也可以行不仁政。四为，专制主义一无是处。
据上述可知，严复提出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是针对一度为西学主流派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范式之反动。如同“中体西用”范式一样，这既是一个体用范式，又是一个文化范式，一个政治体制范式，还更是一个价值体系范式。“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提法深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精髓。自由是对个人而言，民主是对社会而言；自由是人的精神，民主是社会的体制。两者互为体用，又互为转化。
总括上述，严复之侯官新学作为新学的殿军，是新学的集大成者，是在张之洞的南皮新学、康有为的南海新学的基础上，最终摆脱了旧学的羁绊，全面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或者说是在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进行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这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或思想理论基础的重要部分。这一思想理论的社会实践就是后来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与侯官新学所倡导的科学、自由、民主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同源的。
当然，严复后来在政治上站在了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在文化上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这是由于其渐进与改良的方法论与五四运动在方法上的激进所不容。其中也包含了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风靡中土，中、西学地位易势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国粹、如何使已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进一步中国化的思考与努力。这些问题拟于之后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汪征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菁，闽江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