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老家叫青佛城。我家和索伯玉的家住在同一条正心街上。我的家住东边这一头，索伯玉家住西边那一头，两家相隔四百米远。我和索伯玉从小就成了像俗话说的那种出门不见进门见的邻街朋友。
那时我和索伯玉同在一所实验小学上学。我要比索伯玉大一岁，这样，我天生就比索伯玉要大一个班级。就是说，我和索伯玉上的虽是同一个学校，但从来就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同学。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成为少时的玩伴。一到傍晚，一条正心街的小屁孩都会从各自家门跑上街来，彼此不分性别不分大小，或踢皮球或跑通关或捉迷藏蹦蹦跳跳疯玩到天黑。现在回忆起来，那确是一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幸福时光。可后来不久，随着一场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扩大化的变故，一街人都被“移民”到大山区而过早地结束了这段青涩和难忘的少年时光。我现在说来大家也许不相信，人家都是在十七八岁上山下乡当知青，而我的知青生涯在十四岁的少年就开始了。就是说索伯玉去修理地球比我还要小，他十三岁就开始了。此后，我和索伯玉没再见过面。那时交通不方便，生活又艰苦，没有钱很难到处跑。加之我们去修理地球是两个不同方向的乡镇，就像南极跟北极虽同在一个地球上，彼此却永远不在一坨上，彼此相隔是那么的遥远。一直到十多年后我参加工作又返回青佛城，我和索伯玉才又见了面。
我与索伯玉重新见面，并且有较为密切的往来，已是1979年了。那时我们都已进入了青年时期。我是从参加工作的矿区回到青佛城的。那时十年动乱刚结束不久，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有点像当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欣欣向荣令人振奋的景象。被禁锢多时的各种文艺书刊纷纷复刊出版，登台亮相，令人目不暇接。有时一本文学杂志因发表了一篇引起读者关注的小说或诗歌被争抢一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我从小受到我那饱读诗书的父亲的影响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移民到偏远山村修理地球那些年，我依然能在乡村四处找到或借来那些流散在农家的奇侠怪传之类的小说来看。后来招工到矿山开铲车，我仍然能在矿区找到那些流散在矿工手上的书来读。在矿区那段时间，虽然工资低，我自己还是订了当时刚复刊的十多种文学期刊。除了上班之外，我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泡在矿区那间逼仄而狭小的宿舍里，沉浸在书本和文学之海里。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成为书颠了。那段时间，我确实被文学之火烧得入火着魔，我像和我同一个时代的许多文学青年那样开始做起了作家梦，我在矿上开始鬼使神差地写起小说。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当作家！不久，我无心在矿里开铲车了。我怀揣着这样一个看似不知天高地厚，但又绝对是金色的梦想，最后和那座黑色的矿山说拜拜，回到了我的故乡青佛小城。
我回城后仍然住在正心街。所不同的是，我已不住在少时街东头的老祖屋了。因为我家的老祖屋在我们家移民乡村后不久就被一家工厂拆除建起新的厂房。拆除时又由厂方购买了正心街一处老房子给我家作为补偿让我家居住。这处老房子正好就在索伯玉家的对面。索伯玉家的门牌是29号，我这边的门牌是28号。他家那边是单号，我家这边是双号。单、双号两边对门相望大有鸡犬相闻的味道。中间隔着还是我们幼时在一起疯玩的那条正心街。只是我们两家缩短了四百米的距离，我和索伯玉这时成为了真正的邻居了。
说来真巧，我住的这所28号房屋，是索伯玉他们祖上传下来的“索氏祖祠”。
这索氏祖祠有个特点是很矮，矮得出奇，矮得令人瞠目结舌，矮得可以说是整座青佛城最矮的老屋。矮屋是那种土木结构的老式“十间张”建筑，分上、下两落。房子上落高不过三米，下落高只有二米。下落的椽、梁和檩，人只要一伸手就够得着。我住在下落，刚好我个子不高，这矮房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要是人长得再高一些的，进到我住的矮屋就难于抬起头，就要担心被矮屋的横梁木檩撞到头额。这矮屋说是“青佛城第一矮屋”一点都不过分。不过矮屋的面积不小，主屋和周边空闲面积加起来有三百多平米。我住进去写小说时经常会想起一个问题：索伯玉的祖上为什么会建这种如此低矮的房屋？索家的祖宗是不是个头都长得很矮？……一直到后来，索伯玉知道我住在矮屋写小说，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别的原因，他一有空就常到我这里来。我们混熟后，我才从他口中了解到，他们祖上原是住在青佛江上游的一个叫葛岭的小山村。葛岭盛产毛竹，毛竹漫山遍野，无边无际。早时毛竹在乡下是不值钱的，只有加工编成箩筐、簸箕之类的家具和农物拿到集市上来卖，才能换几个钱。索家祖上最早是编制竹器来青佛城营生的。每逢青佛城集，索家祖上就带着葛岭的竹器家杂到青佛城出售。久而久之，索家便成了青佛城在竹器这方面的主要商家，赚了一些钱后，为了能在青佛城长期做生意，索家祖上就在集市中心买下了这块原来是竹器市场的一块空地。再后来，就在这片空地建起了这种只有在葛岭乡间才能看到的矮房子。索家祖上也因为有了这所矮房子而成为了真正的青佛县城人。之后索家祖宗就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了如今正心街索氏一门二十多户一百多人口的男男女女。这座索家发韧之地的矮屋，便成了这些男女的索氏祖祠了。据说，这是在清朝中期的事，距今也不过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后来几位老人私下对我说，要建索氏祖祠时发生了一件十分离奇的事。说是那块空地皮原先是属于一个姓闵的寡妇的。闵寡妇以开小旅舍为生，索家祖宗来青佛城卖竹器时，长期吃住在闵寡妇的小旅舍，后来发展到索家老祖与闵寡妇有染。索家的开山祖为了能长期在青佛城住下去，便向闵寡妇提出要求，把紧挨在小旅舍旁边的这块空地，也就是现在的索氏祖祠的地块卖给他。闵寡妇因与索氏祖宗有了男女肌肤亲密这桩糗事便同意了。闵寡妇年龄已不小，她考虑更多的是，自己一个寡妇人生老病痛时能有个人照应，所以才同意的。然而就在签完买卖地契后，索家祖宗要交付给闵寡妇银两的那个晚上，闵寡妇却奇异地猝死了。后来有人说，死在床上的闵寡妇是和索氏做爱时过于兴奋猝死；也有人说，是索氏为了谋取闵寡妇的家财害死的。当然坊间还有另外多种说法和传闻。究其何因，谁也弄不明白。然而，街坊看到的是闵寡妇死后，索氏把闵寡妇原来的小旅舍也推倒了，连同他已购得的闵寡妇的地皮一起建起了这幢占地三百多平的索氏祖祠。一切的传言随着索氏祖祠的建成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一缕云烟。只不过这桩历史疑案，经青佛城老辈人的口口相传，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经过了百年沧桑的索氏祖祠除了这个扑朔迷离的传说和奇矮之外，再就是陈旧和破烂不堪了。屋内污黑朽烂的椽、梁、柱、墙板大多被白蚁和虫蛆蛀透，到处是一个个，一绺绺的空洞，被蛆透得只剩下一层斑驳的木皮。有时风一吹动，会有整块的木皮屑掉落下来，其污浊不堪令人毛骨悚然，直起鸡皮疙瘩。
二
说来也怪，这么一所氤氲着迷离色彩和破败的索氏祖祠居然成了我的住房？并且我后来在这里还一住十年。这不能不说是在我青年时代一件让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的事。我上面说过，我家原是在街东头。我们那祖屋可是高宅大院，说句不能让索氏人家听到的话，我家原来祖屋的厕所比索氏祖祠都要高出许多许多。然而世事沧桑，就因为那场上山下乡扩大化的移民运动，我们原来的祖屋因一家人的离城而成为空房，一家国营机械厂看重了我家祖屋和周围两千多平方米的空旷地。因此费尽一切心力终将拆除建起他们高大的厂房。那时拆除民房是不需也不必和房产人费太多的口舌的，只要动用方，刷上“国家征用”四个大字，你的私房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和理由，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后再通知到户主。不过，这家机械厂在拆除时为了安置我那八十多岁、无法跟随我们移民去大山区而留在祖屋的老祖母，就用那令人生疑少得可怜的所谓拆迁费，为我老祖母购买了这所当时也是“人去屋空”的索氏祖祠。要购买时，据说我祖母很是犹豫，因为房子确实太旧太矮了，但老人家最后还是屈从了那些安置干部的安排同意买下了索氏祖屋。老人看中的并不是房屋，而是看中此屋仍然是处在全城最热闹的街道正心街。她买的似乎是这地势，想将来如果子孙有长进有本事，可以拆除它们在这儿翻建起新房，子孙后代仍然能住在闹市区做真正的城里人。
不想，后来上山下乡扩大化的政策得到了改正，我们一家人又从乡下搬回了城里住进了矮屋。不久，索氏祖祠原先的产权人一家也从乡下回城了。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回城的那家人住到哪去呢？因为卖掉索氏祖祠时这个产权人当年是亲自回城，同意并亲自签字把索氏祖祠卖给我家的。产权人当然没脸，也不好意思住进矮屋。
按理，矮屋叫索氏祖祠，应是属于索氏家族人所共有的。然而，这索氏祖祠的情景又不是这样。百年之间，从索氏祖祠传出去的后人，已在它的周边街面扩大和新建了好多幢的房子。这些陆陆续续搬离索氏祖祠的子孙，对索氏祖祠应该还是拥有祖祠产权的。然而到索氏祖祠卖给我家时，整座索氏祖祠的房屋所有权，却只属于一个祖上世世辈辈都没挪过窝的索氏后裔名叫索来福的了。在我祖母签订转卖产权在购房协议上签字的就是这个索来福。公祠成私产，这种情况非常鲜见，也令人颇感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索伯玉对我说，他听父亲说过刚解放那阵子，青佛城的房屋并不值钱，没人太去注重一座又旧又矮的破祖祠。况且，索伯玉一家早在他父辈时就在祖祠的对面建了新房。而土改产权登记时是根据公民当时所居住的房屋来立册登记的。索伯玉家登记的是他们自家的住房。而卖给我们房屋的索来福那时就住在索氏祖祠，索来福当然就登记了索氏祖祠，因为他家上辈人从没建过新房。索来福从出生就一直住在索氏祖祠，产权登记时自然是索氏祖祠。原为索氏公有的祖祠就这样顺理成章成了索来福一家私有的产房了。这里应插述一句：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索氏祖祠的索来福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证明了生在矮房，长在矮房的索来福，虽是最正宗的索氏原始子民，但也说明索来福他们这一族从来没有建过新房，就是说从他祖上到他这里，从来没有发达过和辉煌过。是索氏祖祠传下来的索氏人最贫穷、也是最没用的一族。这可从索来福卖给我家房子可见一斑。那年，索来福一家八口人也被移民到大山区，因为生活艰苦，一家八口人过着脸黄肌瘦的生活，索来福便动起了卖掉属于他们产权却又是公产的索氏祖祠的念头。索来福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反正是祖上传下来的，又不是自家亲手建的，能换一点钱让在山区贫困交加的一家人聊补无米之炊，也算是一件额外的收入和令他欣喜的事。这在我们那儿叫“捡到的意外之食”。那时他根本没想到自家还会搬回青佛县城，他自己一把老骨头都准备放到山乡喂白蚁。可世事难料。索来福哪会想到房子卖给我家还不到三年，一家八口人又像青佛城口语形容那些拖儿带女的贫困户那样的“大膀乞丐”从乡下搬回来了呢？
由于索伯玉一家人从索氏祖祠搬出去得早，索伯玉对索氏祖祠和索来福一家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情感。那年二十来岁的索伯玉和卖给我们房的索来福按宗族辈分上来算，索伯玉要叫五十多岁的索来福为“伯父公”，叫索来福的三个儿子要叫“伯父”。索来福最大的儿子是二十来岁，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而时年二十三岁的索伯玉却要叫他们为“伯父”。索伯玉当然就感到自己有些叫不出口。有时遇上索来福那已结婚的大儿子和儿媳妇，索伯玉干脆就躲开，因为要在大庭广众叫他们伯父和伯母，索伯玉觉得很尴尬，心里觉得酸溜溜的不是个味。而按宗族辈分的称谓又应该如此，索伯玉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选择了回避。
因此，索伯玉每次要来找我，总要尽力避开索来福一家人。这时的索来福一家因房屋已卖给我家，回城没房住便在索氏祖祠大门埕间一块空地临时搭建一个木棚作为一家人的住房。他们在那儿搭木棚时我家曾对索来福提出过质疑，索来福说，主屋是卖给我家了，但大埕空地他们当时没有卖，还应属于他家的。这当然是有点霸蛮的说法。没有了主屋哪来屋前的空地？然而，这时你跟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说一大堆道理是没用的。这世界上有一个常识和规则，就是你不要和一无所有的人讲什么道理，诚如一个吃饱饭的人你不要和乞丐讲要有饭吃的道理是一样的。一无所有的人听不进去，也不会听你说。何况，那是个混沌的、有理都说不清的年代。我家当时就没再和索来福家争执下去。其实也是看在他家也属悲惨的“移民一族”并且一家人已走到这种一无所有、山穷水尽只能搭木棚住的狼狈境地，铁石心肠看了也会流泪，出于同情和怜悯之心，我家只能随他们在大埕空地上搭起临时木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