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个巴扎是临时性质的，没有固定摊位。
2.手工柳条筐，价格在二十元左右。
3.市场上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妇女。
4.手动榨汁机。
一
从哈密至吐鲁番的东疆公路边，突然挺立出个黄泥土屋，屋顶平坦，乱丢着些轮胎，院墙的一角，伸出根木杆，顶部，挂着个软塌塌的轮胎。
那土坯屋孤零零出现在灰黄戈壁，墙上没有刷白灰，裸着原色，能看到墙泥里掺杂着金色麦草。
没有招牌——这个修理店无需任何文字——只有，那高高举起的轮胎！
这几乎是西北和西北人的隐喻——遥远、孤绝、悲凉，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戈壁驱赶走城市的一切，同时也驱赶走村庄、院落、牲畜，而只袒露无助和荒凉。然而，在如此渺无人烟的地方，边疆人却为自己开辟出一个自得其乐的精神乐园——那轮胎，虽空无一词，但却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它有比说话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它的沉默里，蕴藏着真正的豁达与强悍。
二
在南方，车窗外涌现的不是风景，而是词语。一个接一个的词：硕大、粗暴。
当我和大幅广告“治不孕，到××”劈面相逢时，脸颊腾地变红。孕：生命的源头。这个美妙的词本来可以继续向前飘荡，找到个地盘，扎根、开花，却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广告牌上，凋谢了、枯萎了。
这个字变得不再美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甚而还有些猥琐。词语的意蕴遭到了迁徙——词语被某种外力打劫，被迫移动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虽然形体还是原来的模样。
我的眼睛几乎承受不了那密集如鱼汛的词语，这些词语并非只展现了汉字的笔画，它们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繁殖、自己的蜕变和死亡。密密麻麻的小字：“无痛人流”“妇科炎症”“尖锐湿疣”……那个穿校服的男孩，仰着脖子，一个一个，轻声念出时，他的母亲，羞愧难当，腰肢僵硬，眼神慌乱，但又束手无策。难道要捂住孩子的嘴巴？忸怩和尴尬，让她哭丧着脸，像尊即将摔倒的瓷器。而她的心，已提前破碎。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四处高悬，成为眼睛每天必要领受的酷刑。
我要向谁申诉——我受到了最粗暴的伤害！最毫无道理的侵犯！如果是生活中的某些方式错了，词语也会从字面上滑行下来，变成“词语怪物”。车厢内、车厢外，到处都充斥着“词语怪物”。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但并非没有不安。
窗外闪出一幢幢农民房，极不规则，拱形阳台上可见残存字迹：“××玻璃”“××电器”。侧旁的楼上，扯着横幅：“××电子厂大量招收男女作业员、QC。”大量的英文缩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南方生活，预示着跨国资本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无论是IC、LED、LCD，还是ISO，没有人有耐心给出它们的全称，但在电子厂，女工们都能说出它们，像说出水桶或米饭这样的词。
公交车继续向前，出现一连串闪烁的霓虹：××世家、××步行街、××沐足城、××汽车、××专卖店、××山庄……离城市越来越远的标志是——不再有专卖店出现，招牌不再具有多样性，而只集中于工业：机械、叉车、电缆、丝印器材、制鞋设备、鞋机、保护膜、家纺、家具、渔具、防爆膜……这些词，或横或竖，或红或黑，鬼魅一团，像鱼缸里的鱼，分外憋屈。当我持续地注目下去时，像有个榔头在敲打太阳穴，脑袋异常疼痛。密集的词语编织出一个语言的贫民窟。每一个词语都不再属于它本身，而携带着奸猾和审时度势；每一个词语，都处在一种因生意冷清而狂怒的状态。这些词语在生气：在生顾客的气，生市场的气，生雨季和烈日的气。
我想起另一些词：由简单笔画构成，读音平和，却暗潜着颜色、气味、形体和密度，形成某种“词语魔圈”。这些词具有沉静的特质，明晰、安宁，不会让读者感觉害怕、恐慌和卑微，它们就等在那里，等着眼睛看到它们，并将它们认领到自己的心尖。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是在汉代。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岭南，无论在电视、电影、报纸或图书里，当“西域”弹跳而出，我便体会到某种矛盾交织的感觉：既如亲人相拥，又心如刀绞。古时的“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我曾经的居住地。
深入新疆大地，一切都将变得迥异：人们穿着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过着自己的民族节日，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打发时光。在新疆，自然界几乎是裸体的——很少有人为的遮掩，一切都是大地的本色。故而“新疆”，其实是个陡峭的词，暗含着大幅度的跌宕：从低于海平面一百五十五米的吐鲁番艾丁湖，到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从雅丹地貌的鬼魅狰狞，到果子沟的童话天真……在新疆，高耸与低洼并置，粗犷与秀美同在，洪荒与生机共存。
在新疆，很多地名都意蕴深长。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沙漠，皆是维吾尔语；而博尔塔拉、巴音郭楞则是蒙古语。喀什噶尔的意思是“多颜色的砖房”；阿克苏是“白水河”；克孜勒苏是“红水河”；很多县城的名称——焉耆、轮台、若羌、且末、尉犁、疏勒、莎车、温宿、皮山……皆沿用汉代“城郭诸国”的国名；而从一碗泉、三间房、四棵树等地名可看出，这里极度干旱。
新疆维吾尔族女孩的名字喜用“古丽”（花）：阿娜尔古丽是石榴花，塔吉古丽是鸡冠花，齐曼古丽是红莓花，热依罕古丽是罗勒花，提拉古丽是金钱花，耐力古丽是馒头花。而男人的名字则充满寓意：吐尔洪是永生，艾山江是潇洒，包达克是胖子，哈巴克是葫芦，吐尔地是站立的人，迪里夏提是快乐，木拉提是希望。
我对词语充满偏爱，无论是鲜活的日常用语，还是强有力的书面语，都能激发起我的热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词语和人的行为密不可分。每一个词语，都携带着一把灵魂的刨子，在呲呲作响地刮擦着现实的木板。何以词语能激发起人的情感，产生视觉形象，表达出复杂思想？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甚至使用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发音的人，最终，在词语的诱导下，形成了差异性很大的世界观，而这，是导致世界处于熔岩爆发状态前的导火索吗？
在托里县阿合别斗村（这个村百分之七十是哈萨克族），我拜访过一位有声望的男子，他是汉族，头脑灵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靠用拖拉机载人进城谋生。这位男子由中原迁居此地后的第三年，便能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他赢得村民敬重的一件事是：去城里途中，一位哈萨克族孕妇要生产，他当机立断，让大家脱下棉大衣，将孕妇裹起，请车上一位年纪大的老太太来接生。孩子百天时请客，他是贵宾，席间喝了很多酒。他皮肤粗糙，头发蓬乱，指节粗大，咧嘴大笑时，连房梁都在颤抖。
他像头野兽，浑身充满不羁的味道。他说：“我开心啊！”这就是新疆。严酷的自然环境，边缘地带，让人们陷入世纪之初的蛮荒境遇。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很简单：相互交流，更好生存。这种学习和考试、学分无关，和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理论无关。在这种特殊的场域，语言因丧失了被额外赋予的意义，而变得轻松起来。然而，这些发生在新疆内部的故事，通常不会出现在报纸、电视和公众的话题中，因为它太家常，而不含有猎奇元素。
三
在南方公交车聆听妇女闲聊，感觉那根本不是汉语，而是只属于某个村庄的特殊用语——外人被严格规避出来，像面对带铁丝网的高墙，根本无法进入。
白话、客家话、潮汕话、闽南话……貌似汉语，却和普通话大相径庭，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下，各有特殊的音标和组词方式。这些词语像某些带有黑社会气质的独立团队，个性鲜明张扬，内部团伙间喜气洋洋，而外部总处于败兴之中。
我对这种语调生出的陌生感，远甚于我对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陌生。我完全流溢于南方词典之外，变成了可怜的哑巴，我的生存世界不再坚固和安全，曾无可摇撼的脚下大地，倏然间，“液态化”了——所有的词语都发生了异变，没有任何道理，只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像冰雹。“词语冰雹”直接引发心理地层的错位：世界变得不再清晰，而恍恍惚惚、犹犹豫豫。“词语冰雹”没有给人带来肉体和财产的损失，没有给亲人带来伤害，但是，却对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无比强烈地意识——自己是大部分人中的“少数”。
在乌鲁木齐公交车，能听到两种语言：汉语和维吾尔语。在东莞公交车，也能听到两种语言：普通话和白话。在乌鲁木齐，我很强势；在东莞，我变得弱势。自从我发现自己变成“少数民族”后，陡然间，体验到在乌鲁木齐没有体察到的“少数民族”在面对强势语言时，内心生出的疼痛、恐慌和绝望。那时，我从未注意不会汉语的人在那个环境里的孤立——如我现在这般。我的“双重眼界”，是抵达东莞后，才出现的：我观察着南方的每一个细节，所看到的，却是北方那张遥远的地图，某些模糊了的北方细节，慢慢地被凸显出来。
人类前行的道路一片荒凉，信号灯好像都被冻僵了，废弃不用的词语，如同路旁脏兮兮硬邦邦的雪，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这幅图像如幻灯片，浮上来又撤下去；又浮上来，又撤下去。当我的口语受到白话阻击后，我变成了哑巴；而这种障碍催逼着我，疯狂地投向书面语的写作。在岭南小屋，推开窗，清风拂面后，我开始猎人追击词语的行动。
我不安于现状，内心充满冲动：我要表达！我要对所闻所见做出个体反应，我要写下我的所思所想。人类发明了语言，为便于沟通；然而，某些时刻，语言变成可怕的牢房，又黑、又小、又冷，彻底限制了人的自由（可怕的是，某些身处牢房的人却病态地认定，这地方，是世界上唯一正确、最为理想的居所）。为什么人类无法让所有的人都被某种统一的语言所覆盖？
（《圣经》描述，人类伊始，曾有过这样的语言）为什么总有一部分意蕴，被词语的滤网筛了下去？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生下来，便被隔离进“少数人”的圈子……抵达岭南后，我只是在回忆中访问我的故乡。看起来，我的身体和故乡已丧失了联系，然而，有一层看不见的联系，反而越发强烈。
我意识到，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携带着我本人，还被填塞进属于“新疆”这个词的、更为神秘的东西。
在东莞的公交车上，窗外倏然闪过清真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西域大地比比皆是的新月，真的挺立于海边天空！那一刻的直觉告诉我：清真寺曾像常春藤般，缠绕着我的青春。甚而，《古兰经》的某些教义，也助我建立起心灵世界的平衡。我曾写下一百多首关于葡萄的诗，而“葡萄架下的欢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认定的“天堂生活的缩影”。抽离开新疆大地，删除掉新疆植物，忽略了新疆的孤寂，文学意义上的“我”，便不成立。
我从小生活在哈密绿洲，每天早晨，能听到清真寺传来的召唤声：男中音，气韵极长，像张声音的大网，能将一切罩住。这种没有明确词语的声调，“唉……唉……唉……”每日，敲击着我的耳膜，让我生出幻觉，感觉初升的太阳是有声音的。这声音渗进我的血脉，像个古怪的能量源，不断地扩散涟漪。那声调如此简单，根本无需解释，却能深刻地传达出仁慈和宽宥。自然而然，我接受了那片冻土地带的一切暴戾与温情。
在托里县城，我遇到了他：一位面色黧黑的老人，白衬衫，金戒指，短发灰白。他的小院铺着水泥板，留出片空地种着西红柿，果园里栽着李树，杂草中探出菊花。推门进屋，房间格外干净，简直——是我到达北疆后，最干净的人家！沙发一尘不染，窗台没有多余杂物，地板整洁，茶几优雅。这种肃静，既不同于毡房的混杂，也不同于民居的繁杂。如此简洁，几乎像看到了主人的灵魂。
他的书房是间小屋，阳光玲珑。靠墙是个小书柜，仅有几十本书；窄短的书桌上，放着叠稿纸，一个笔筒。他就在那里写作。一抬头，便能看到窗外的果园。他拿出本杂志，上面有他的照片和诗歌。
他解释那诗歌的题目是《馕和母亲》，说的是国民党时期，儿子被抓进监狱，母亲去送饭，在馕里藏了把刀，儿子发现后，用刀子把绳索割断，跑了出来的故事。他说他的小说写的是社会的不良风气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我凝望着他，渴望进入他的内心，去探究那片陌生的领域。我相信他写的母亲，是全人类母亲的综合体；我相信他所描绘的人情冷暖、街巷烟尘，并不那么复杂，然而，我却被阻挡在他的心门之外，因为我永远都无法阅读他的作品：他用母语哈萨克语写作，而且，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汉语——以后也不可能被翻译成汉语——他只是个县城“小作家”。
在新疆，这样的作家人数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不为我知，或不为我这样的汉族读者所知。于是，离别时，这所洁净的屋子，连同它的果园和书房，都被一种灰暗的色调所笼罩。某种悲伤像花香，隐隐弥漫在空中。我想到我的作品，也许永远不可能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因为，我是汉语世界中的那个“小作家”。
我坐着公交车来到沙孜湖畔，正午的阳光把湖岸线变成刚刚磨好的尖刀，波浪安静涌动。我努力地盯着湖面看，像注目一个濒危动物。在我的耳畔，是呼呼的高原风，周围是大面积的青草，远处是点点银白的毡房。这里的一切古朴雅致，像人类的童年。
随便钻进一座毡房，看到女主人黑瘦，儿子满脸雀斑。母子俩互相拥抱着，咧嘴微笑。显然，那男孩未到上学年纪，只有五六岁，手里拿着个玩具，是紫色发夹（不知哪个女游客丢的）。毡房朴素，木架上挂着冬不拉。我指了指，女主人即刻明白，取下琴来，盘腿坐在花毡上，奏起来。
我用手机录下来后，回放给她听。她盯着那个黑色的小东西，眼神惊恐地瞪大，嘴角想笑又尽力忍住，终于，哗啦一下，咧开了。听完一曲，不等我暗示，她再次抱起冬不拉，又奏了起来。这一次的回放，她变得安静许多，像那些音符，是通过别人的手指弹奏而出。毡房里轮番上演两种声音：通过手指拨弄冬不拉琴弦发出的，最原始的音符；通过现代通信工具传播出的，最时尚的音符。
我和女主人告别时，她拽了拽我的衣袖，从布袋里掏出一堆奶疙瘩（大约有十二个），一个个装入小塑料袋中，塞给我。我不要，推给她；她再次用力，推给我。然后，使劲按住，不让我的胳膊再动。她的眼神里，射出道温暖的光芒，让我感觉她像我失散多年的亲人。没有一个词——出现在我们之间。“边界”并非是那个更强大的东西，让人们分离得更远；有时，真正的“边界”，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我一直记得那一刻。若没有亲历，我无法虚构这个场景；然而即便亲历，若此刻我没有写出，它也像深山里兀自盛开的花朵，无人知晓。是在岭南，当我张口结舌，无法组织出一句完整的白话时，我想到了那个瞬间，于是，我写下了那个瞬间。
四
一位发型时髦、衣着考究的女老师端着餐盘，看着我，认真地问：你们那里有鱼吗？我亦认真回答：博斯腾湖和赛里木湖都有。很多。但我知道，她的脑际地图中根本不会有博斯腾湖或赛里木湖，可我还是要说得具体一点，肯定一点。
别的老师对“新疆是否有鱼”这个问题，同样不确定，但她却冲口而出。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我看穿了她。她的优越感在我这里，遭到了全方位消解。我们的身体离得那么近（只有两个餐盘的距离），但我们却形成了某种对立：富裕/贫穷，中心/边缘。于是，具体的湖泊消失了，具体的我也消失了，她根本没有获得答案——当她将那条鱼吃完后，她已将她的疑问也吃完。当她再次抬眼看我时，眼睛变得空空荡荡，好像从没对我说过汉语。
同一民族，同一语言，为何会产生如此深刻的隔膜？我被迫看到，语言有可能因经济、政治等外因，而变得强势和粗暴。这样的事，我已亲历；而且深知，这种事一旦开了头，进展会非常神速。
现在，更多的人谈及新疆，都会重复那句话：“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话陈词滥调，麻木不仁，根本没有事实，或者干脆，说这句话就是为了逃避事实。我一听到这句话，便会起鸡皮疙瘩——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为什么说这些话的人，不能多读点儿书，从而掌握些基本细节，而不要让感叹走向空泛？
那次采访，要选择一个具有新疆特色的点时，我没有选择喀什，而去了更遥远的和田。喀什已相当国际化，而和田，一出机场，便是黄土路、稀疏白杨、零落土屋。在和田，人会感觉受挫，无端沮丧，被风沙和烈日笼罩，不断收缩、枯竭，变成一粒皱巴巴的葡萄干。和田比喀什更“去旅游化”，故而更真实，更像当代新疆的某种隐喻。
到达和田市后，我一个人，准备继续向南，深入皮山县藏桂乡。出发时已是中午，但宽大的柏油路上，却空荡无人。出租车将指示牌一块块弃下，将清澈的路面像履带般拖起。偶尔驶来辆小四轮拖拉机，车斗里站着几只小绵羊；大卡车轰隆闪过后，街道愈发静谧。路旁是小块田地，地埂边的白杨树间，闪烁着一团又一团阳光。路边农舍，是一砖到底的抗震房，刷着白灰。
路过墨玉县达瓦乡，我下车，买了几个烤包子，皮白，个大，咬起来，焦黄面皮柔韧，但滋味和玉龙喀什河边的烤包子相比，明显逊一筹。再往前，是沙漠统治的世界：天地间，除了黄灰，看不到一点鲜艳。这黄灰，一直向前、向前、向前。道路两边挺立着电线杆，拉长影子。整个世界没有别的东西，车窗外的景色被浓缩成油画。突然，红白相间的路桩跃入眼帘，红与白，都甚为可爱。我陡然明白了——何以维吾尔族妇女喜爱穿绚丽的艾德莱斯绸！身处沙漠，周遭皆为姜黄灰土，再看到红绿蓝紫，会格外欣喜。
天渐渐黑下来，对面驰来的车，携带着可爱车灯，一闪而过！驶上窄土路后，一拐弯，便到了藏桂乡。耗费两小时的采访后，离开时，夜已深。一轮皓月下，整个村庄渐渐淡去。突然，车子颠了一下，一条东西方向的土路横过来，令我纳闷。司机吐尔洪用生硬汉语解释：这不是简单的土路，而是南疆铁路从喀什到和田段的路基。原来，要不了多久，火车就要从藏桂乡穿过。月色下，我回头再望，似乎，已有一辆黑黝黝的火车，穿过云层呼啸而来。
出了藏桂乡，往皮山方向驶去，道路像纠缠在树桩上的铁丝，窄而薄，车灯一会儿明亮，一会儿虚渺，像要将车内人甩到太空中去。此刻，已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二点，沙漠中除了一轮清凉的圆月，只剩眼前这条道路。世界被黑色抽空，到处是黑：黑连着黑，无边无际的黑，没完没了的黑，黑的内部又生出了黑。又向前驶出十几公里，突然，吭哧一下，车停住了。吐尔洪下车后，捣鼓了十几分钟，继续向前开。又驶出十几公里，车身晃荡了几下，彻底熄了火。原来，没油了。
吐尔洪站在车边打电话，语气焦急，不时用拳头捶打车盖。车厢内还有他的老婆帕提古丽。我们俩都想下去帮忙，可吐尔洪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让我们好好坐着。然而，车厢内四处透风，令我们手脚发凉，鼻孔里喘出大团粗气，浑身打颤。
帕提古丽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我：冷？大衣？她想要脱了自己的大衣给我，被我连忙阻止。窗外的道路青白，月亮橙黄，月饼般挂在半空。我饿了。饥饿像一把爪子，用力拉扯着肠胃。而寒冷，将饿变得愈发狰狞。现在，只有车灯是暖的、亮的。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枯坐等待了半个多小时，还未见救援车到来。吐尔洪一直站在车外，仰着脖子，朝远处张望。他拒绝坐进车里，像要用这种受冻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愧疚。车厢内越来越冷，我们不得不靠跺脚、搓手取暖。终于，吐尔洪也钻进车厢，猛烈搓手。
突然我想：如果我会说维吾尔语该多好！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聊天来缓解恐慌。灵机一动，我掏出手机，放出了一曲新疆民歌。音符像魔力棒，让我们三个人陡然间，变得安静起来。虽无法顺畅交流，但我已强烈感受，他们为半路停车而充满内疚，这内疚让我感觉太沉重，几乎无法承受。
远处，突然闪出一束灯光，我们三个高兴地叫起来。吐尔洪猛地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可是，那车一点点开来，却根本没停，刷地一声，又开走了。我们又陷入懊丧中。
坐在身旁的帕提古丽突然叹了口气，喃喃低语道：胡大爷！我的心被揪了起来，感觉一股热流涌过。我知道，她是在召唤她的真主。我知道，她希望她的真主来帮助我。终于，救援车赶到，然而，却只有一辆。于是，我和帕提古丽坐了上去，而吐尔洪要等另一辆车给他带来油，才能启程。进入县城后，夜色浓黑，我根本没有看清小城的模样，只记得帕提古丽在有两排粗大白杨的地方下了车，而我，被稀里糊涂地拉到一个招待所。入住后，准备洗澡，还没收拾停当，突然间——停电了！我陷入一片漆黑，手足无措，感觉后脑勺的头发根，几乎全部竖起。
砰砰砰，惊骇中，服务员进来，手持蜡烛，恍如天使。原来，此地经常停电；原来，她们早有准备。就着烛光，站在窗边，眺望楼下黑魆魆的县城，感觉万分古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是黑的；每一户人家的窗户是黑的；高高的电视转播塔也是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一辆车缓缓驶来，那车灯，却是亮的——那一抹微弱的亮光，让周遭全部的黑暗，都变得不再僵硬。迷迷糊糊爬上床，吹灭蜡烛，脑海里一直闪着那轮沙漠深处的月亮，以及那一抹古怪的亮光。第二天，坐上蹦蹦车，到达农民巴扎。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简陋的巴扎：场子是个石子滩，毛驴车拥挤，人们买鞋子、买帽子、买镰刀、手握手聊天、碰鸡蛋、吃凉粉、吃羊杂碎……偌大巴扎，只我一个汉族人！我戴着鸭舌帽，挎着腰包，举着照相机，对着他们，咔嚓咔嚓。每当咔嚓声响起，我都抱歉地一笑：我用我的相机，冒犯了他们。我不断说着：“热合买提（谢谢）！”看到显示屏后，他们爆出大笑，互相用手指点着对方的额头。
我游走在巴扎海洋，不断地拍下那些微笑的面孔，同时，也向他们绽放出我的笑容。
我只有微笑。这是我唯一的底牌。我相信……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那些笑脸是真实而真诚的。
五
某种程度上，我很担心外地人怎么看新疆。事实上，这种焦虑经常让我陷入痛苦，甚至模糊了我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一觉醒来，我觉得自己不在东莞，反而迷迷糊糊以为，我还在乌鲁木齐五星路的屋子里。于是，新疆成了我的暗伤。我不愿在口头上轻易提及，也不愿在笔端轻易写起。当我试图用一种简洁、立体、素朴的语言，来阐述当代新疆的真实模样时，我感到，我那根曾被强烈刺激的神经，稍稍得到了些许平复；然而，另一种不安分的力量，又重新凝结。
写作之路是条虚弱之路，也是条魔术之路，它将在自我与真实世界间的辩证法中，获得某种小小的胜利。即便我已努力写下我的所思所想，然而，在这些词语和真实生活之间，我相信，依旧隔着层面纱。
然而，到底有一抹亮光，曾穿透过暗夜……
如果连这一点光都不复存在，一切都将陨灭。如果抬头看不到光，人将心如死灰。于是，我又在凌晨起床，急忙忙，在键盘上敲打下一个又一个词语，像用水桶，打捞起一点又一点残存于人间的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