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岭南窗外的鸟鸣声巨大。
2.第一次这么清晰地看到了海浪的涌动。
3.我的新居被绿树、溪水、池塘、青草包围……
4.我和南疆小孩在一起。
飞机降落在深圳机场，潮热的暖风瞬间黏上鼻孔，南方味，迅疾包裹全身。
车启动，朝向东莞。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渐渐浓郁起来，在荔枝树丛后，陡然闪现出一片五彩的大酒店，我像刚行过成人礼的少年，亢奋起来，感觉的大门霍然敞开，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警醒着，伸出无数触角，柔软敏锐。
不止一次，在珠三角，我仰望着这些高大的凸起物，如果没有它们，这里，便会兀自荒凉下去。白天，这些建筑物是锈的死物，冰冷僵硬，到了夜晚，诡秘的灯光，让它们浑身发烫，散发出骇人能量。有一次，在大巴上盹着，被车身一晃，睁开眼皮，我被逼向视网膜的水晶灯光震得无法呼吸：夜晚的东莞小镇，和香港，并无太大区别，灯光似烟花，永不熄灭。我甚而不能相信，我离这个魔幻世界的距离，如此接近。
南方于我，不仅仅是秦岭淮河以南，种植水稻，河流不结冰这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巨大的生存场，一个隐秘而鲜活的边陲世界，一个暗潜着奋争、对抗和重生的疆域。我是凭着一种动物的本能，嗅到了那股混合味，便自己寻了过来。虽然我在这里没有度过少年、青年时代，而这里，也不是整个南方，不过是岭南一隅，但在那一刻——从机场走出，嗅到潮闷之味，看到荔枝树后的酒店灯光，无端亢奋起来时，我便确认下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尖锐之地，命中注定，它属于我。
出了十几本书后，我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写作，恐怕是世界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当年的一个中篇，坐三天，轻松完成；甚至，我还有过一天写十二首诗的巅峰期；可如今，写三百个字，我都要耗费很大劲。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在脑子里思忖许多遍后，让胚胎慢慢成形，再把它敲打下来。我在乌鲁木齐的写作，渐渐陷入瓶颈期。我知道，写作如晶体，早已沉淀在我的体内，即便我试图装作看不见，它，还在那里。表面上，我沉入琐事：做饭、洗衣、购物、娱乐；然而，作家的热血，却奔突在每一个细胞核内部。我陷落进荒岛的寂静，试图努力辨析出我的未来，像画家面对远景，不断移动画架，寻找最佳的着眼点，我不断问自己——是继续留在北方，还是移居别处？
当南方如钩子，从半空垂落，神使鬼差，我抓住了它。选择定居东莞后，我曾认识的某些文友，怀着嘲讽的兴味，揣测这个自命不凡的选择，到底能坚持多久。然而，连我自己都未曾料到，跨过南北界线后，我的文字，如汛期之鱼，陡然澎湃起来。我不明白在灵感和创作、直觉和理智间，有一个怎样的平衡杠杆在支撑；我亦无法修订这个衡量标准，我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去写，不断地写，然后，再细心修改。我知道，当我在修改那些文字时，我同时，也在修改自己的命运。
我是在半山开始这场写作的：屋子是二手的，七十五平米，两居室，紧凑极了，其内，冰箱嗡嗡，窗帘陈旧，沙发凹陷，而我，居然在这个空间，为书桌找到了个向山的窗口。凌晨，在浓烈普洱茶的催化下，我以一种狂想诗文式的哲学方式，展开内心生活的探索。窗外，蝉叫蛙鸣，声波阵阵，鸟儿们，闪着翅膀，有时，会落在我的窗棂。
我惊诧地发现：一个人，不仅可以靠幻想创造出一个世界，甚而。还可以谋生。在小邮局，我兴冲冲地清点稿费单，盘算下个月的米、面、菜、水、电皆有了着落；而当我进入写作时，又会常常忘记稿费，而只思考一件事：如何让每一句话都更有效，让它们好得不可易一字，又节奏分明，音调铿锵。
是什么样的意志力，将我拴在书桌上，如头拉磨的驴，拖拽着整个世界一起旋转？我将自己关在小屋，从半夜写到凌晨，直至窗外的山脉，渐显曲线。然后，整个上午，继续写。午睡后，阅读。晚饭后跑步，仰望天空，那永恒的星体图案高悬头顶，我在心里默念，这一天，没有虚度。我消耗大量时间，盘桓在词语的交叉和重叠中。我不断调整思维，以便加入更新的内容。我全身心投入，渴望词语干净，冷如利刃。
在北方，我从未有过如此热情满怀的创作冲动。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长于农家，父母是文盲，小学一年级，我从学校带回的课本，是家里的第一本书。我吃过火柴烧烤的蚂蚱腿，新鲜的葡萄，青涩的西红柿，闻过雨滴砸在虚土后，腾空而起的味道，草灰埋入炉膛，烧出的锅盔（一种北方大饼）香。放学后，我奔跑在田野，听到风呼呼掠过耳畔，闻到韭菜被镰刀割断后，喷射出一股腥味。那些事物，至今仍完整地存储在我的体内，凝聚成一个隐秘内核。
我的家是北方常见的土坯房：厨房、父母居室、我的小屋、放农具和煤的屋、羊圈、菜窖、鸡圈。院里栽种着葡萄树，用木架撑到屋顶，将整个屋子裹起来。葡萄坑边种着苹果树、杏树和梨树。我非常孤独，一个人独自长大，没有和兄弟姐妹亲密相处的经验，更不善于斡旋和人群的关系。
最早说出“作家”这个词，是小学三年级，家里来了个卷发中年的远客，戴着厚眼镜，问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坦然：当作家。从她惊诧的表情中，我明白了一件事：她认为，这是一个农村女孩的狂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的第一首诗是怎么开始的？是什么触发了它？我想我知道。那天午睡起来，抬头看窗外，葡萄半透明的翠绿色调，和浮动在阳光中雪白的苹果花瓣叠印，衬出一片浓重的蓝天，接着，花瓣被风吹拂，飘荡，垂落，解脱，形成花雨——这个瞬间让我震惊，像被魔杖轻敲了下脑壳。诗歌的光芒，就这样，通过曲折而精妙的途径，照临了我。
十五岁半，整个暑假，我坐在葡萄架下的那间小屋，在方格纸上写作，待上了高一，到了新班级，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哦，玫瑰》，已变成铅字。我写一群中学生，搞了个文学社，他们和教师的矛盾，他们之间懵懂的恋情，而那时的我，还从未尝试过异性之恋。我沉浸在摆弄词语的劳作中，希望通过我的组合，比此前，更光彩夺目。这种新游戏，于我，不仅仅是情感表达，更是某种冒险和抵抗，而我从中获得的快感，因为神秘，难以对别人细说。
新疆，中国西北偏北；哈密小城，四周被戈壁沙漠环抱；我的父母，从甘肃逃荒而来，侍弄一亩五分菜地，希望西北风不要刮得太猛，不要将暖棚上的塑料都吹烂；我们生活在没有祠堂、没有族谱、没有亲戚的小村，村民是众多迁徙者为奔命，临时凑在一起的难民。
说白了，我是难民之女；我又拖着我的孩子，迁徙到南部偏南。这样的我，居然，想当……作家。贫穷而傲气，并非不聪明，又桀骜，这些特征，只能使我的前途更加黯淡。
在我青春期的成长阶段，我从未偏离过这个梦想。虽然我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粗浅的，但我利用各种时间阅读，积累技能，让手指具有黏合力，唤醒各类词语，让它们围绕着思维，编织出一幅智力彩锦。成年后，我力图不仅遵守女人应履行的职责，且装作对它感兴趣，然而，我却不能全身心投入——我宁愿写作。我是主妇，可我日日夜夜，苦思冥想的，却是试图将作家这个最神秘、最孤独的职业坚持到底。我渴望飞奔在词语里，以超越狭窄的卧室，琐碎的厨房，四方四正的客厅，而到达大江、大海、湖泊、山岗。
定居小镇后，我慢慢发现，有三个南方重叠混杂。第一个南方属于原住民。他们从没见过雪，肌肤里闪烁着的黑，如矿物质深埋地层后，又被重新挖掘，他们习惯各种风雨虫蛇，坚韧胆大，又尽量回避外人的目光，而以沉默固守着某种祠堂里的戒律，让某种稳定性，得以延续。本地人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里必须要保持宽容，否则，一点点小事，都会演化成群体性的爆炸事件。
第二个南方属于打工族。打工者浩浩荡荡，直奔那个目标：工作机会。他们拎着编织袋，装着被子、枕头、凉席，拎着桶，装着牙具、毛巾、拖鞋，跳上公交车，目光从大王椰和棕榈的树梢上掠过，搜寻着招工信息。他们人数众多，流动性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远胜于本地人。数字报告在不断变化——几乎是刚刚算清，情况又变了——总有打工者涌入，而南方的一个神秘特点是，它总有本事，派发给不同人以各种暧昧的礼品，它总在上演被摧毁或被成全的奇迹。
春节期间，若在珠三角转悠，会惊诧发现，那些原本喧嚣的高大厂房，变得死寂，像巨大的休止符，整个海滨如空落蜂巢，甚而像囚犯越狱后的监牢。而在正月十五后，宿舍里的灯，一格格亮起来，逐渐地，形成一片璀璨。傍晚，穿工装的女人，懒得脱掉那衣服，纷拥而出，簇拥上街。若要去寻找她们中的一个，便要盯牢她的面孔，否则，她便会在瞬间消失，像她在这条街和这些厂房里，曾消耗的那些时间般，变得不复存在。第三个南方属于迁居者。人类的探险基因，曾存在于哥伦布等人的身上，同样，也遗存于这些人身上。工业革命的火种，点燃了这些沉睡基因。轰隆隆的流水线，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牧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还颠覆了旧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得以在相对自由的范围内，寻找另一个生存场。而南方的魅力，让西部和北部，望尘莫及：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厂房鳞次栉比，高架桥盘旋如巨蟒，农田被挤成魔方，商品迅速流通，大排档通宵营业，彻夜不灭的灯光，将楼房托举成一束礼花。迁居者不断增加，如大剂量维他命补充进来，点燃着南方的热情，维持着此地的高速运转，让南方，形成某种独特的、国际化的、特殊的气场。
从西北到东南，在别人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环境里，我看到了陌生与惊诧。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总令人愉悦，有时，它甚至是危险的。常常，我会感觉自己冒犯了某种界限，而这种跨界的行为，又逼迫着我，放弃以往靠幻想的写作，而更喜欢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这种做法，不啻为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从现实的秃鹫嘴里，抢夺回滴血的鲜肉。
必须深入到小镇的隐秘角落，才能从最平凡的东西中，发现文学意义……于是，我套上工衣坐在拉线上、啤机前干活，一天十一个小时。于是，手指烂了，体虚，晕厥，而从不后悔；于是，我去买馒头，拎着塑料袋不走，看主妇们如何吵架；于是，我的脸上涂着面膜，躺在帘子后，听化妆店女子聊天，心跳如炸雷；于是，我伫立棕榈树下，看小狗背后的靓女，靓女背后的男人。
我只写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事物，那些没有物理基础，在半空中飘荡的风花雪月，被我摒弃；一切毛糙的，尚未定论的、正在突进的细节，都令我好奇，通过对切片的描述，我加深了自己与世界的紧贴感；我让自己成为熟练工，让词语变成钉子、螺丝、插销、暗扣，最终，完成一个物件。
我总是急匆匆赶回家，坐在一米宽的书桌前，掀开电脑，啜口茶，大脑里像插上根看不见的电线，嗡嗡运转。敲打键盘时，我能听到大脑和电脑，在同时嗡嗡响。我努力确认那曾真切生发的情感还醒着，然而，遗忘无法阻止，真相永不存在，因为，时间不会为任何曾经的快乐或悲愤停留片刻，我们听任自己随波逐流，将身躯塞入另一个空间，腐蚀掉储存于时间中的情感，在当时，它们甚至以咆哮的方式捶打过胸膛，而现在，却蒙上层灰色的面纱。
我实在匮乏幻想才能，等我迁居南方，某天清晨，伫立阳台，面对青葱宝山，终于顿悟：属于我的题材，就是我自己——作为父母从内地迁居边疆的孩子，当我再次迁居后，所经历的一切遭遇和努力。
是的——我并没有说出我所知道的全部。像一个穿过黑夜的人，他只说太阳散发着光芒多么温暖，而回避着那些阴冷、惊悚和凄惨。我将我的疼痛，压缩进我的词语中，而只在嘴角，挂一个淡淡的微笑。我将自己的一半折叠起来，而只展示出另一半。我写下了我所看到的南方，那么具体细致，然而，另一种对北方的痛楚，却藏在这些词语背后。
到达南方，应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波动，而在这里诞生的文字，绝不仅仅是手指敲打键盘的简单运动，它还与南方特殊的气压、气温、降雨量、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房价高低、邻里间的友善程度有关，以及与矿物圈、水圈、大气圈、营养圈等更为复杂的因素有关。
定居樟木头后，我惊诧地发现，还有很多作家，因各种机缘，也迁居于此。
在“大量招收女工”的红色横幅下，在厢式货车鲨鱼般纵横穿梭的莞樟路上，在茅草丛生的五星级酒店旁，经常会走过一个零落的人，两手空空，眼里闪着灵光，像是无所事事，又像是所有的事都和他持有某种深切的关系。我看见那个人就是我，或别的作家。我们不是旅行、采风、疗养，而是……居住。我们，成为小镇最古怪的居民，每个人都像个探险者，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南方，每一个人所散发的光和热，都超过爱迪生联合公司，而小镇的文化系数，也因我们的存在，大大超过周边的平均值。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芒果树荔枝树，尝得出五指毛桃汤的浓淡，分得清妃子笑和桂味（荔枝的两个品种）的甜酸，对潮湿，对蚊子，对老鼠个头能膨胀到何等庞大的地步，都有了深切体味。我们离开了故乡，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场域，过上了某种奇特的生活，这个现象，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的综合分析：若早上三年五年，断不会在中国诞生。
在户籍制如铁链紧紧拴住脚踝的年代，迁徙的狂想，只能被扼杀在摇篮中；随着工厂的出现，政策的松动，南方如冰河解冻，陡然间，澎湃起来。人们来到此地，节奏变了，性情也变了，所做的努力，似乎都会遭到翻番的回报，即便同时，也会遭遇挫折和麻烦，但却不能不激越向前，因为他被周边环境所挟裹，不得不如落叶在溪水，一同载浮载沉。
故乡于我们，究竟是何物？它竟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口味、习惯、风俗、礼仪和伤痛？！当我们的身体离开故乡，故乡并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场，它总会在某个时候，露出藤蔓上的尖刺，让我们痛一下。我们必须承认，故乡对我们的意义重大，它不仅仅是面条和口音，不仅仅是肤色和习性，它将我们与过去相连，又把我们输送到未来，我们后来所收获的一切，都是从故乡这个母体里汲取养料的。
然而，离开却是必然。是在樟木头，我最正式，又最隐秘的形象——作家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我写下可怕的人群，无序的混乱，让一切显露原形的阳光，正在晾晒的衣服，电子厂外的小吃街，破街陋巷里的出租屋，我写下挣扎和热望，失落和忧伤，它们是别人的，也是我自己的，伴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感觉自己的命运已和南方的命运，紧紧地夹缠起来。
二0一0年八月至二0一三年四月于东莞樟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