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先来个题外话，获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中国作家的一个心病，因为大部分人将此视为西方对我们中国文学认可的一个标准。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就将目光投向我国一代文豪鲁迅，但鲁迅以“配不上诺贝尔奖”为理由婉拒荣誉。个中缘由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这非常符合鲁迅先生的性格。之后的老舍、沈从文等也有可能获此荣耀，但因诺贝尔文学奖只奖励给在世的作家，所以他们最后都无缘于此奖。后来，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作家们一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更是无缘于这个打着纯文学标签的奖项。作家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开了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先河。曾17次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认为莫言获奖这一事实“对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无疑具有新的意义”。笔者相信莫言的作品也会为世人提供多一个了解中国及中国人生存的窗口。同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某种意义上解放了国人的偏执心理，能以更坦然与更积极的心态去看待我们自己以及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莫言的介绍是，“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在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大师，还有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等人对他的影响，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书写故乡并且超越故乡。
福克纳所创建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直接启发了莫言创建“高密东北乡”。
莫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创作，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于1981年，之后也有不少作品出来，但此时的他仍没有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作品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在1984年前后，莫言与我国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接触到了潮涌般的西方文学作品及思潮。“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川端康成的《雪国》等许多作品，感到如梦初醒，我想不到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类似的故事，在我的故乡、在我的童年经历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于是我就放下这些书，开始写我的小说了。”所以，莫言的创作取得成功直接导火线就是受到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启发。最后在他真实故乡的基础上，营造了一个文学地理上的“高密东北乡”。“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莫言建立了一个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相类似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以后，莫言小说中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都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它们各自的旅途。1986年，莫言曾说过以下四句话：“树立一个属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二十余年过去了，针对这四点，莫言公开表示自己基本上是做到了。而其中“高密东北乡”就是属于莫言自己的阵地。
说到乡土作家，读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甚至能说出一连串作家的名字。我国的乡土小说开创于20世纪初，以鲁迅为先锋代表，鲁迅开创了一个叫“鲁镇”的地方，以及后来大家比较熟悉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都为此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就像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一文里描写的那样神奇与充满神性。至此，说到莫言不得不说“高密东北乡”，它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笔下的一个地名。他大部分作品中的故事都是在这个神秘的地方展开的。其实，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但是从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开始，在他的作品里，他的老家改名为“高密东北乡”。从此，“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蔽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舞台”。
每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选材取向的问题。有些人会担心选择了范围后会不会导致写作视野的狭小，从而影响创作的成就与影响。尤其是在1985年前后，当时的文坛有将文学走向世界的呼声，那么文学应该如何走向世界呢？这是当时不少作家也是当今作家仍在考虑的问题，当然莫言也不例外。而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乡土作家的范畴，他们都在自己的故土上开拓出了一片辉煌的土地，赢得了世人的赞赏。“评论家艾伦·塔特说，‘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地方主义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上则是无限的。’一个作家，若想概括整个大陆，包罗万象，他将会一无所有；一个作家，若执着于某片土地，有所选择，有所舍弃，他反而获得了一切。”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两人均属于后者。受此两位大师的影响与号召，莫言也开拓了属于自己也属于全人类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说：“我的邮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写的，恐怕毕一生之精力也无法将它写完；通过对现实升华为想象，我将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最充分地发挥我仅有的那点才能。我打开了别人的金矿，这样，我得以创造一个我自己的天地。”莫言也将他的艺术想象力执着地孕育在高密的红高粱地、红萝卜地、河堤和桥洞里，并且开花结果。
莫言在“走出去”的途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自己的领地，同时也借鉴了西方小说的技巧。在阅读福克纳们的作品时，莫言也被这些大师们讲述故事的态度与方式所震惊。莫言说：“我读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服气了。他写得真棒，他有上帝般的魅力。他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到最大的内在自由，他敢于胡说八道，善于撒谎。我们的创作毛病之一是太老实，把真实误解为生活的原样照搬，不敢张开想象力的翅膀去自由翱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莫言早期创作的确影响很大，确立了他对乡土世界和民间社会的关注，在艺术技巧上反传统，注重形式的探索，颠覆了传统话语。
但莫言独特的地方不在于对前辈的单纯模仿而是在模仿的同时有了突破，融入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与个性风格。李敬泽说到莫言的时候认为：“莫言写作除了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世界文学的刺激、启发和影响之外，更重要的，特别是近十几年给他更大持久力量的是中国的民间资源，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资源。”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也认为莫言的特点在于“在原有中文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了出发点”。
莫言自己也坦承：“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始终扎根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凭借自己非凡的聪明才智，以文学的笔触阐释着他所理解的“中国经验”。
没错，莫言在“走出去”之后认识到必须回到自身即自己特色的本土经验上来才能取得更深厚的营养成分。莫言多次谈到他要扎根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修辞，它也是一个艺术家真正的内在的策略和逻辑。也就是说，莫言渐渐地，非常有力的意识到，一方面接受了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需要从本土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和叙事资源中获得力量”。
高密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的莫言被深深地打上它的烙印。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猫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在莫言的小说里，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有关他故乡的文化元素在舞蹈，共同构建文学中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不停地书写着他的故乡，书写着那个神秘的乡村，同时也是在书写他的世界。他的童年记忆，听到的神话故事，传奇人物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他的翅膀，让他在他的乡村世界里恣意飞翔，“自从我在一篇名叫《白狗秋千架》的小说中无意中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样的句子后，我就像阿里巴巴突然得到了‘芝麻开门’这条打开四十大盗藏宝山洞大门的秘诀一样，眼前豁然开朗。故乡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我的家庭中人的传奇经历，我自己在乡村的痛苦生活，我从乡亲们口中听说过的传奇故事，都桩桩件件、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请求我把他们写进小说”。故乡高密为莫言提供的写作素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民间传说故事，也有真实人物的传奇事迹。经过莫言的改编，都进入到莫言的小说中。例如，1938年，当地的曹克明与族兄曹正直“率其活跃在高密西北乡的地方游击队，联合高密东北乡的冷关荣部”发动孙家口伏击战，“共歼敌39名，其中有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坂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冈弥高……烧毁敌军车四辆，缴获一辆”。这些历史背景与事件最后被莫言改编成《红高粱》的部分故事情节。纵览莫言的诸多作品，如《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他关注与书写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注重表达“中国经验”。而他的小说语言也是融合了中国民间语言的特色。
那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人呢？诚如开篇所说，乡土小说在中国有着历史传统，当今文坛也有不少作家涉及这一范畴。至于为什么是莫言的问题，除了机遇与运气之外，还得从莫言的创作观念来分析。这就涉及到了世界性的问题，毕竟“这些特色表现得越突出，作品的普遍性意义却显得越薄弱。特定区域的乡土特色过于强烈的色彩，掩盖了作品应有的更为深刻的主题”。
那么莫言的乡村世界跟其他作家的乡村世界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莫言不满足于刻画养育他的一方水土，或批判故乡的封建闭塞，或怀恋那恬静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人们等。他不是对乡土世界作单一性的景观描写。他的乡村世界是野性与混沌无解的，但又不是消极、颓废的，而是充满力量的表达，是一个原生态的世界，没有太多的世俗、儒家规范的限制。此外，莫言还从世界的高度去拷问人性，从西方文学的地图上去审视他的故乡，超越了狭隘的地区观念。
莫言曾多次明确表示：“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莫言还说：“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不局限于真实故乡所发生的一切。“大江先生对故乡的发现和超越，对我们这些后起之辈，具有榜样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与大江先生相同的道路。我们可能找不到自己的森林，找不到‘自己的树’，但我们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高粱地和玉米田；找不到植物的森林，但有可能找到水泥的森林；找不到‘自己的树’，但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图腾、女人或者星辰。也就是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来自荒原僻野，而是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血地’，找到异质文化，发现异质文化和普遍文化的对立和共存，并进一步地从这种对立和共存状态中，发现和创造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共寓一体特征的新的文化。”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看起来好像是高密东北乡弹丸之地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把天南海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
在人人讲求个性的时代，我们仍不能忘了共性，尤其是关注人的文学艺术，仅有自己特色、没有人类普遍共性是没有高度的，这个共性就是人的共通性，人性当中的共同的部分。于是，莫言就在高密这块“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上努力地耕耘着，写出了全世界的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例如人性、人的欲望、人的命运、人类的孤独以及莫言的历史观等。当然，莫言写的是乡村，写的是农民，但农民是人类的一部分，同样，农民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农耕社会而言。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地球村”，中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莫言的小说从题材范畴而言就具有了世界性，具有普世的价值。
如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则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孤独的这一主题。正因为这种孤独黑孩才需要到大自然中寻找“关爱”，黑孩能听到别人无法听见的声音，如拔节的声音；他还能听懂大自然万物所发出的声音，但他在同类之间则无处诉说。而黑孩也只有回归、沉迷自然中才得到理解与尊重。这其实也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如果所有人都以“他人就是地狱”为标准，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又或者我们习惯于以自己的模式解释他人的生活现实，或居高临下或同情都无法消除这当中的陌生与孤独。因为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从来都不是平等的，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都一样。
再如，《天堂蒜薹之歌》和《檀香刑》等作品则充满了对人性卑劣的揭露。《天堂蒜薹之歌》里的高羊仅仅因为私下偷葬了自己的母亲，就被治保主任残忍、冷血地将一根长满刺的树棍戳进他的肛门。而《檀香刑》里的刽子手赵甲，他完全成为了一个杀人机器，在他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人，而是“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他以杀人为荣，因为是代表着国家在维护法律，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杀猪下三滥，杀人上九流”。可见，专制的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泯灭，又或者说是人一旦对生命没有了敬畏感，将与动物、机器无异。有人认为《檀香刑》是一本充满血腥的书，但笔者认为是一本充满悲悯情怀的书，反思了人类的互相残杀的行为，到底是谁给予了我们残害同类的权力呢？
而《四十一炮》则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罗小通有着有奶便是娘的德性，但他又是恩怨分明的；而罗通本有着豪侠仗义的一面，但最终却沦为与权势同流合污，迷失自我。
莫言的小说描绘了我们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深陷其中的人们，很多重大事件都被他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出来了，如《红高粱》写了抗日战争；《酒国》讲述了官场反腐的话题；《生死疲劳》讲述了反右斗争，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迁；《蛙》则讲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所引发的问题等等。但不管什么题材，莫言始终关注的是人。
对于莫言的获奖缘由，李敬泽也有很精辟的见解：“概括起来说，莫言是受到了世界文学的影响，包括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有力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民间艺术资源和传统的艺术资源。同时更为重要的，它是用来表达我们百年来中国的乡土、中国的人，百年来的复杂经验以及我们的那颗复杂的、动荡的心理、灵魂。”笔者非常认同这一点，既要有作家、作品的个性也要有人类的共性经验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莫言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呈现了他对世界、对人类的理解。同样相信莫言的这次成功也会为我们国内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方向提供一个参考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