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民俗可以说是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体现着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特征。作为一个离别家乡几十年的游子，家乡的民风民俗无疑是莫言恋乡的引子。读莫言的小说，就如同在一幅幅风格独特、景色绮丽的高密历史画卷中穿行，莫言心灵深处的那些情感和寄托都在这里得到了释放。
每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作家，大都与生他养他育他的土地紧密相连。高密这片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渊源的土地不仅给予了莫言生命的骨血，为其身体和人格的成长提供了原始的母乳，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成了他情感的寄托和释放之所。莫言行走于高密独特的奇风异俗之中，他的代表作品如《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生动刻画了一系列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故事，如一幅幅风景绮丽、韵味独特的别样画卷，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人们通过这一幅幅鲜丽而又奇异的“高密”历史民俗画卷去体味生命，感受人性。
莫言是一位小说家，但更像一位豪放的画家，他的作品是一幅幅浓墨重彩、风格独特的连环画卷，穿越了历史的隧道，高密东北乡所特有的尘土味扑面而来：在那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里，不知曾定格了高密多少或辉煌或凄婉的记忆；呼啦呼啦的风箱声里，在老铁匠的歌声里，那个透明的、金色的红萝卜拖着长尾巴勾引着所有人的视觉和听觉神经；高密蝗虫泛滥之时，四老爷在八蜡庙前设坛主持祭蝗，祭蝗的人群跪断了街道……莫言自如地穿行在这些带着特殊地域印记的记忆画卷中，带着读者一起去领略高密乃至中国的别样风情，在那些看似平常却又处处不同寻常的画面里诉说别样心情。
“血地”浸染故乡情。莫言的出生地山东高密与孕育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淄川同属一地，深厚的文学历史传统与充满神秘色彩的民间传说成为了莫言少时汲取文学和文化教养的来源地。“仙话传说”、“灵异想象”深深植根于莫言的心灵与情感深处，莫言传承了蒲松龄“聊斋”式的叙事模式，以未受浸染的民间乡野的自由想象为基础，超越现实，沟通阴阳两界，将齐文化、时空转化的叙述模式和神怪小说传统有意识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充满神秘氛围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为莫言创作提供的素材既有历史或者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也有民间传说故事。在经过莫言的改造后，现实的人物成了小说的艺术形象，现实的事件则成为小说的情节和细节。
尽管已离家多年，莫言对这片生他养他的故乡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东北高密乡早就成为莫言血液与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以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诧异鬼魅的感觉幻化出那些追思的记忆，将高密东北乡那些流传久远的传奇故事镌刻进历史的文本中。高密给了莫言“骨血”，莫言在他的小说中通过高密东北乡这片神奇的“血地”来寻找他的精神栖息地。人在旅途，坎坷寻觅，精神漂泊得太久，眷恋乡土的情愫、精神以及还乡的渴望便愈显得浓烈而执著，这种对故土的眷恋情结在莫言的笔下尤为明显，表现得更为痛快淋漓，他的这种恋乡情结通过对高密风俗民情的描画展示出来：《透明的红萝卜》描绘了童年记忆中人们的闲聊文化；工地上的老、小铁匠打铁以及投射出作家影子的黑孩拉风箱的情景；《金发婴儿》的民间医药背后的神秘故事和人们耕种的画面；晃成血海的《红高粱》地里演绎出一幕幕乡民习俗风情剧；《丰乳肥臀》中那庄严神圣的朴素母亲的《乳房》；《檀香刑》唱出故乡英雄孙丙凄凉、婉转的“茂腔”小调；冬日里充满温情与欢乐的《草鞋窨子》；《故乡遥远的亲人》里走出了八叔结婚的喜庆场面和大奶奶凄婉的葬礼；弥漫着饺子香味、《财神爷》凄凉腔调和浓浓除夕夜气息的《五个饽饽》；《石磨》中磨面棍推出的一段令作家终生难忘的甜蜜而苦涩的情爱往事……这些高密东北乡浸润出的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与时代的矛盾、外部的际遇结合在一起，使作家内心的压抑感上升为一种诗性的冲动理性，宣泄出浓郁的乡恋情愫。
魂牵梦萦的地方戏“茂腔”。作为一个来自农村并至今依恋农村民风民俗的作家，莫言采取与“文人式作家”、“城市作家”完全不同的小说风格，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往往从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民俗入手。“茂腔”作为高密地域乡土文化的代表，已成为作家怀念故土的外在符号载体。在《檀香刑》中，孙丙作为“猫腔”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他起伏的一生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歌唱：舞台表现不必说，妻子、乡亲被屠戮时唱的是一曲曲悲歌；号召农民揭竿而起反抗德国修铁路时唱的是蛊惑人心的咒语；人物身遭檀香刑时作家也不忘用茂腔调贯穿行刑的始终。孙丙这样的人物的一生就是一出“茂腔”，以致生命在檀香刑中的终结都是一部有头有尾的人生大戏，是有声有图有情的立体电影。在莫言的笔下，“茂腔”既是人物生命的暗喻，个性张扬的载体，也是莫言对高密乡恋情感的具体展示。在这里，莫言怀念故乡、怀念故乡的风俗人情都在《檀香刑》里，在“孙丙”这一出“茂腔戏”里找到了契合点，“茂腔”流淌着故乡高密本土文化的气息，像一股来自高密东北原野乡间的风，时时激起莫言心中那早已融入心灵的抹杀不掉的留恋，一出独具特色的“茂腔”人物风情画深深镌刻在读者眼中。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通篇都是围绕瞎子而展开，瞎子时而优美哀婉，时而动感欢快的音乐给一向孤寂、索然寡味的农村人的生活带来幸福的希望。在小说里，瞎子几乎把中国所有的民间器乐都一一展示了：琵琶、洞箫、横笛、二胡、唢呐等。不可否认作家有几许的夸张成分在里面，但从对整个故事的艺术效果所起的作用来看，这些描述还是相当成功的。小说中有对不同器乐弹奏的乐调的细细描绘，使读者似乎在中国民间器乐的声调里穿行，在瞎子的乐曲里勾勒一幅幅高密乡情画。高密东北乡那咿咿呀呀的涂满浓密地方特色的二胡曲调成就了莫言的创作，更成就了莫言乡情的寄托和释放。
终身相随的乡言土语。在现实生活中，莫言无论在哪里讲学，都始终操着浓浓的高密乡音。作家喜欢在故土里寻找其创作的灵感，喜欢在厚重的乡音里寻找文学创作的重量。在莫言的小说中，人物语言都极有特点，那就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完全符合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和特征。《透明的红萝卜》一开头就让我们听到一位生产队长的训话：“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动力全被他们零打碎敲了。”这种能说会道的农民，一张嘴便是连篇的谚语、顺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骂人话，其间还夹杂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官辞令，一个典型的高密东北乡农民村官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秋千架》里“我”和“暖”的几句对话：
“几个孩子了？”
“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又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女孩都有吧？”
“全是公的。”
简短的几句话，通过方言俚语的表达，不仅让人产生身处高密东北乡农村的真实场景之感，而且也把“暖”直率的性格和对当时生活处境的不满和无奈的心态完全展示了出来。
莫言曾说过：“谚语、歇后语是他童年听习惯了的最熟悉的声音，是伴随他成长的一种精神氛围，也最早开启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有枣无枣打三竿，死马当成活马医”、“顺着竿子往上爬”、“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瞎慌张”、“喝了痴老婆尿就会大笑不止”等等俗谚在莫言小说中就有很多。方言俗语如“两个头戴着软塌塌牛屄红帽子”、“你恣够了”、“小旋风一股股地刮”、“拉拉呱”、“大堂里点着羊油蜡烛”、“好汉子无好妻，丑八怪娶花枝”等这些闪现着高密人智慧结晶的方言土语，不仅使读者头脑中情不自禁地想象并且再现小说场景，而且也使读者产生与小说中人物相通的情感冲动。浸润着故乡文化母乳的莫言，通过方言土语串联起来的高密东北乡风景画，不仅真实地呈现了高密东北乡民间的真实、朴拙下人性的本原状态，也成就了莫言怀念故土的情感寄托与心灵的向往。
独特的婚殡仪式。“婚殡”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关节口，与婚殡有关的仪式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群体间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历来注重婚殡仪式。婚殡在高密东北乡是一种盛大的仪式，表现得相当隆重。《红高粱》中戴凤莲刚过16岁就由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钱的财主单廷秀患有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出嫁时乘的是四人大轿，大喇叭、小唢呐在轿前轿后吹得凄凄惨惨的，“我奶奶”止不住泪流面颊，这且不够，轿夫还要“颠轿”：
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的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踩街时，轿夫都是双手卡腰，步调一致，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吹出的凄美音乐，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任何幸福后面都隐藏着等量的痛苦。轿子走到平川旷野，轿夫们便撒了野，用力把轿子抖起来……颠的新娘大声呕吐，脏物吐满锦衣绣鞋……
莫言对家乡婚殡仪式的描述既有浓淡苦涩的味道，也有点宁静之美，既表达了他对家乡婚嫁风俗场景的祝福与希望，又表达了对旧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民间社会婚姻文化所造成的种种婚姻悲剧的批判之情。
关于丧葬习俗的描写，在《遥远的亲人》、《高粱殡》、《欢乐》中均有描写。其中以《遥远的亲人》中为“大奶奶”出殡时的丧葬仪式最为典型：
她笔直地躺在炕上，身穿明晃晃的寿衣，脸上蒙着一张黄裱纸，小姑姑和大姑姑拍打着膝盖嚎哭……父亲和叔叔们商量着大奶奶的后事，选择墓地啦，准备寿材啦，筹备酒席啦等等事项……
抬出棺材后，披麻戴孝的人们在棺材后排成拖拖拉拉的一队。大路两边站着看出殡的人群，街当中点着一个火堆，燃烧着大奶奶的枕头里的谷糠……队伍的最前头，行走着王家大叔，他充任“司事爷”，擎着一支招魂幡……我和大哥搀着盼儿，走在棺材前。盼儿身披重孝，右手持一根柳木哀杖，左手拎着一个新瓦盆。
读者读到这里，犹有置身丧葬队伍中的错觉。莫言以他冷静、客观的笔触于字里行间透露出那些死者亲属对死者的真诚怀念，以及祈望死者能顺利平安地到达另外一个世界的意念；送走为家人操劳一生的亲人，告慰在天之灵，祈求其对后代、家宅的庇护，体现人类的尊严和自我尊重。这些带有浓浓地方特色的婚殡仪式，把乡人的生命本质、精神充分表露了出来。
无处不在的“泛神论”民俗。高密深处齐鲁文化腹地，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在高密民间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他们将人类看作是大自然中与动物、植物等其他事物平等的一个种类，他们对神、仙、妖等的传说和故事既不断然否定，又不盲目崇拜，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个人、妖、动物和植物等相交相知的融洽世界。高密民间的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以及三大民间艺术“剪纸、泥塑和扑灰年画”等，这些民俗内容有的直接构成了莫言小说的创作题材，如《红高粱》中“我奶奶”剪的“蝈蝈出笼”、“梅花小鹿”等描写，以此来象征美好生活。然而对动植物和风景的描写在莫言那里从来都不只是背景，它们的活动与人类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在小说《枯河》中，人只是环境的一部分，来自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感知觉的描写占据了作品的很大篇幅。如作品的开头部分写道：
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来，地平线下还残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几颗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间暂时地放出苍白的光芒。村子里朦胧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狗不叫，猫不叫，鹅鸭全是哑巴。
月亮和动物能够感知到人间的悲剧与氛围的凝重。
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叶破裂的细微声响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那根直溜溜光滑滑的树杈还在骄傲地直立着，好像对他挑战。
一只浑身虎纹斑驳的猫踏着河堤上的枯草上了堤顶，肉垫子脚爪踩着枯草，几乎没有声音。它吃惊地站在男孩面前，双眼放绿光，呜呜地发着威，尾巴像桅杆一样直竖起来。
月亮颤抖不止，把血水一样的微光淋在他赤裸的背上。
他求援地盯着孤独的月亮。月亮照着他，月亮脸色苍白，月亮里的暗影异常清晰。
他的父母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百姓们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布满阳光的屁股……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
人的感觉、动作与猫的表情、动作，月亮、树杈的感觉、表现交织在一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再加上通感等手法的运用，使《枯河》成为一篇对自然的颂歌。
动植物崇拜和民间神话传说的泛神论民俗，体现在作品中，还表现为“灵物”、“鬼怪”、“灵异”倾向，如《翱翔》中新娘燕燕在逃婚中如蝴蝶般飞舞；《檀香刑》中具有特异功能的“虎须”；《生死疲劳》中的“阎罗殿”与七道轮回；《球状闪电》中的“刺猬”，《奇死》中的“狐狸”、“黄鼠狼”，《白狗秋千架》中的“狗”，《红高粱》中的“红高粱”等。重要的不是这些“动植物”构成了创作素材，而是这些“灵物”扩大了作家“感觉”想象的范围，体现在作家的感觉叙事中。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些“灵物”就寄托了作者某种理想的生命品格。
纵观莫言的小说创作历程，在他的前期作品如《春雨夜靡靡》、《放鸭》、《黑沙滩》、《售面大道》、《民间音乐》等中，他始终用一种情感的审美的态度发现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与思想意义。他用唯美的眼光审视着民间的美好景况，用细腻的笔法讲经般地向读者传颂着他心中的理想民间状态——清秀的乡村世界、淳朴的乡情民意、善良的乡民本性、率直的乡言乡语、多情的民俗民谣，这些在莫言的笔下都变得如此的多娇，犹如一幅幅色彩明丽、格调淡雅的水墨画，蕴涵着作者个人浓郁的情感想象因素。这种透露浪漫情怀的审美想象，早在乡土田园的抒情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充分体现，五四时期的冯文炳以及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等，都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世界浪漫化，用冲淡质朴的笔锋表现乡土社会的淳朴自在，其表达的情感内容远比理性认知更强烈，他们所发现的是民间文化形态中与情感相通的某种民间精神。但是莫言很快就放弃了他的这种理想，在随后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见他试图还原乡村的真实面貌，以乡民的强悍生命力为根基，勾勒出了一种向外辐射的网状民间场景，更真实、全面地描写了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理想和立场。这样，真实的民间文化形态更显示出了它的美学意义，也更能显示出莫言创作中的价值取向，一个美丑共存、善恶共生的乡村世界出现了。莫言自如地进出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情风俗之中，在他的笔下，高密东北乡不再是原始生活风俗习惯的简单呈现，而是一幅幅掺杂着作者复杂情感的蕴含强烈历史与文化底蕴的立体画卷。
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启蒙者姿态对民间劳苦大众的救赎情怀，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从政治革命的视角出发，强调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莫言所关注的民间，是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高密东北乡。他展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小说文本，也是一幅幅善恶美丑齐备、色彩多变风格奇异的高密东北乡民俗画卷。在他的民间理念的构想中，抹掉了功利性，也放弃了政治意识的遮蔽，将民间的精华和封建的糟粕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他一方面审美地艺术地看待民间领域中所折射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民间文化形态中的封闭、落后与愚昧。
莫言虽然眷恋着故乡的土地，但他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乡土作家或寻根作家，在大多数作家努力追求自己笔下的乡间在风情、民俗、人物和语体方面的独特性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些特色的突出表现使得作品的普遍意义显得薄弱，过于强烈的乡土色彩，掩盖了作品应有的主题。而莫言却放开眼界，恰当地稀释作品的乡土特色浓度，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博大的现代文化目光，流露出与现代文化意识相通的情绪。把民间文化切入到历史叙述当中，莫言一方面注重对民俗民意的考察，另一方面也注重对民间传奇故事的提炼，将这些流传的民间传奇故事融进更多的主观念想，使其愈发显得神秘，让这些有生命力的东西时刻闪烁在自己的文本创作中，使其显得真实。民间历史在莫言的笔下展示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莫言自如地在高密的奇风异俗中穿行，这也成了莫言能够立足当代文坛并成为大家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