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处近几年刚刚修建的陵园。
清明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扫墓的人们留下的鲜花供果，早已被守墓的人挪走，一眼望去，墓地很是干净。日头刚升到半空，天却已经熟透了，墓碑在炙热的阳光里泛着赤裸的白光，横看成行竖看成列地齐整。每一块墓碑都曾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每一行铭文都曾是一个或许传奇或许平庸的故事。假如那些人能从墓碑后面站起来，那将是何等一个漫山遍野黑压压的军团啊。只是故事太多了，世间的耳朵到底还是不够，幸好有了墓碑——墓碑守口如瓶。
小灯爬到半山，爬不动了，就坐在台阶上歇息。早上出门时，一家人都要陪她来，小达和阿雅，昨天还专程从广州赶回了唐山。可是她执意要独行。这是一次重大的转身，她必须行走过半个地球，耗费整整三十年的光阴，才可以直面她身后那片巨大的黑影。世上有些事太不堪太残酷，比如如厕，比如裸露的伤口，一个人很难承受第二双眼睛的介入，直面的勇气只能仰赖于绝对的孤独。
她终于爬到了近山顶之处，并按照地图找到了那两穴墓。
左边那块墓碑上的名字是万春安，碑的上方嵌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刚刚刮过胡子，下颌有一团隐隐的铁青。男人大约很不习惯面对照相机的镜头，笑容显得有些勉强拘谨。这张照片瞬间唤起了小灯的另外一团记忆，她感到了脸颊上的刺疼——那是父亲粗硬的胡须扎过的感觉。父亲的胡须曾经扎过她的脸、她的手，还有她的脚板，隔着三十年的距离回想起来依旧生痒生疼——她忍不住浑身颤了一颤。
她曾问过母亲：父亲的墓穴里到底放了些什么物件？母亲说是从地震废墟里刨出来的几件旧衣服，还有那个烧坏了芯的电风扇。哦，电风扇。小灯站在墓前，恍惚间感觉到了面颊上的轻风。那台电风扇曾经是一条街上的风光啊，它让她在童年的玩伴中得意了多久？它凉却了一个又一个炽热难挨的夏夜，送她进入过多少回黑甜的梦乡。此刻她突然醒悟：她后来人生中那些无药可治的失眠之夜，原来就是因为丢失了这台电扇和这样的风。
还有，那个书包。母亲说。那个书包是震后母亲从家门前的那棵只剩下一半树身的槐树上找到的。母亲把断了的带子重新缝好，一直存留了多年，直到买下这块墓地。
哦，书包，那个印着天安门图像的军绿色帆布书包，是父亲专程从北京的王府井商场买回来给她和小达的。母亲见了就骂父亲蠢，说一模一样的书包，将来怎么分得清哪个是哪个？父亲嘿嘿地笑，说好办，当天就从单位里剪了一个小小的铝皮星星，用万能胶粘到她的书包带上。“我闺女有星星，我给闺女摘星星了。”父亲把她扛在肩上，洋洋得意地说。
这个书包本该牵着她走向一扇成长之门，可是一场天灾，却无辜地让它成了童年的最后一件祭品。父亲本该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的，可是关于父亲的记忆有千百条粗细不等的血管神经，与紧追着她的那片巨大黑影紧密相连。她无法把父亲从那块黑影中剥离出来，她只好选择把父亲连同黑影一起遗忘。
“爸爸，我来了……”小灯把脸贴在照片上，热泪盈眶。
这几天她已经哭过了太多回。眼泪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如泄洪。积攒了三十年的泪水是一片海，一片汪洋，而她的眼睛，只不过是两口小小的泉眼。也许从现在开始，她的泉眼将永远不会干涸。
小灯哭了很久，才终于把视线转移到旁边的那块墓碑上。这块墓碑其实已经在她以往睡着和醒着的梦境中出现过无数次，可是当它抹去幻觉的所有纱雾，真真切切地呈现在她眼前时，她依旧无法承受它的尖刻和粗粝。
万小登
1969年4月29日—1976年7月28日
立碑人：母亲李元妮；弟弟万小达
真正的墓碑竟然是如此简单。七岁也好，七十岁也罢，不管生命中有多少纠结和伤痛，人生经过墓碑的过滤，都只剩下一个名字、一串数字。死亡不听任何解释，不接受任何情绪，死亡千篇一律地截断了所有的故事，甚至不留下一个提示。
世上有多少人能提前经受死亡的彻悟呢？小灯伏在自己的墓碑前号啕大哭。太重了，这块碑，压了她整整三十年，在她心中压出如此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间久了，她已经和伤口产生了感情。告别伤口也是一种疼痛。从这里下山，她得慢慢适应一种没有伤口的日子——或许她会感觉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