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些政客和舆论，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中国。在他们看来，中日关系恶化始于1993年，因为在那一年里，中国官方开始了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并由此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种下了对日本仇恨的根源。这一解读若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完全缺乏逻辑依据。众所周知，中国官方对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要求在中日关系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一以贯之的，其间很难区分出一个具体的年份，或某个具体的策略措施。倒是1993年，恰好是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的关键之年。
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1993—2003年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进入了全面停滞不前的时期，虽然其间各届内阁都采取了各种经济刺激措施，但始终收效甚微，由此也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须知，日本战后经济一路蓬勃向上，成为与战后德国并驾齐驱的两大经济体。甚至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日本当年通过战争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后通过经济手段获得了。但“失去的十年”令日本国民的这一自信心和自豪感大为受挫。而恰好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虽然尚未全面发力，但中国崛起的基础和势头开始显现。
1993—2003年，对日本而言是“失去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却似乎恰好是“准备崛起的十年”。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投向中日关系过去千年和百年的历史，那么就可发现，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两个民族历史上首次极其艰难而漫长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这一说法听上去似乎有点艰涩难懂，但只要看一下中日两国的历史就清楚了。
从历史长河上看，中日两国交往历史两千年，前面1500年均相安无事，而且都是以中国为主导，因为中国当时是亚洲乃至全球的中心，而日本作为儒家文明的“后进接受者”，其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是最近150年，其原因当然是由于19世纪中叶，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时打开中日两国国门的同时，中日两大民族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选择了继续闭关自守，而日本则选择了全面的对外开放。
其实，若称中国在19世纪中叶选择闭关自守，是一种不尽符合实际的说法。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而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两者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第一，以富国强兵为追求；第二，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第三，诉求和平而非暴力的手段。然而，经过20多年的角逐，“明治维新”基本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全面失败，其标志就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亚洲的秩序完全换了位置：在这之前的秩序中，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日本则处于边缘位置；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边缘一跃而为亚洲的中心，而中国则一落千丈，从亚洲的中心衰败成为边缘国家。而中日之间的这一位置互换的“小逻辑”，又恰好发生在东西方秩序发生剧变的“大逻辑”之中。
过去500年，东西方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西方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则逐渐被挤压到世界边缘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亚洲现代化的第一个国家，在文化和地理上属于东方，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则跻身于西方世界的行列（西方七大工业国，日本是其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但由此也给日本民族带来自我认同上的巨大困惑和茫然。日本到底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19世纪下半叶，日本“脱亚入欧”成功融入西方世界，并在集体心理上藐视其亚洲邻国，甚至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但在二战之后，尤其是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当日本要“重返亚洲”，力争成为亚洲国家的时候，它遇到的却是一个正在崛起，或正在准备崛起的中国。
中日两国，一个正在崛起，并试图重新找回历史上曾经主导亚洲，甚至主导世界的地位，而另一个则开始停滞（若不说衰败的话），并对因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亚洲秩序重组感到恐惧和疑虑。在这个敏感的节点和时期，任何历史、国民感情、资源和领土的争端，都可能成为双方较量或博弈的筹码。
当然，若说今天的亚洲秩序已由中国开始主导，未免言过其实。必须承认，日本依然是亚洲乃至全球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因此，中日两国的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集体心理问题就是：亚洲地区究竟能否容纳中日“两强并列”？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上，从未有过“两强并列”的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中国主导，日本顺从，就是日本主导，中国受辱。坦率地说，中日两国的人们从内心深处也从未做好“两强并列”的思想准备。或者更坦率地说，这两大东亚民族从来就没有“两强并列”的习惯。“一山容不下二虎”这一俗语很传神地折射了这一点。
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刻背景。从历史长河上看，中日两国的基本态势必将是中国完全崛起，而日本则或重新纳入中国主导的体系，或与中国主导的体系和平相处。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走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
问题是：这一过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现在谁也说不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可能只是短短的一二十年，说不定将持续五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将伴随着无休止的冲突。各种冲突的载体，无论是历史的恩怨，还是领土的纷争、国民感情的恶化、资源的争夺等，都将时时刻刻呈现在人们眼前，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干扰因素。甚至，若中日两国缺乏思维高度和视野，理性被情绪所淹没，未来被现实阻挡，则这一进程的各种冲突可能不断激化，说不定在21世纪的某一个特定节点上，还真有可能出现“中日必有一战”的悲剧。
过去10年：中日有哪些误判？
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时的中日关系。如前所述，由于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当时的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下行的轨道。但东海油气田纷争尚未浮出水面，钓鱼岛冲突也还没有激化，中日国民感情的恶化尚未出现。最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的军队不但相安无事，甚至还互有往来。这一年，“中日没有战争议题”，作为日本防卫厅属下的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一研判的。他的意思是说，中日之间虽然有很多矛盾，但是没有一个矛盾需要上升到军事解决的程度。
当时是2004年的5月，我和松田康博在东京的餐厅里共进午餐。当时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现在已经记忆不深了。但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他的“中日没有战争议题”这句话。
那一次在东京，我整整待了12天。这12天里，我每一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我见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的官员，见了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流学者，也见了日本从最保守到最左翼的人士。
当然，我也在靖国神社待了整整一天，对“靖国神社”内部“游就馆”里对当年历史的错误描写，仔细做了阅读和研究。回到香港后，我在香港《信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连六篇有关中日关系的系列文章，指出日本在生命观、亚洲观、战争观和历史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中日关系的一些初步设想。这些文章，连同2004年前后的几年里我写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都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一书中。
但即便中日关系氛围已开始恶化，但在2004年5月，谁也不会把中日关系往“中日必有一战”的方向去延伸。
我离开东京几天后，中日东海油气田纷争突然凸显在人们眼前。
2004年5月下旬，日方突然指责中方的“春晓”油气田开发，事先没有向日方通报；而中方则表示，即便按照日方坚持的“中间线”原则，“春晓”油气田也是在中方一侧，有关开采作业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对此，日方又表示，由于海底资源相通，中方“春晓”油气田的单方面作业，具有“吸管”效应，将“吸走”日方的海底资源。
一场唇枪舌剑背后，是两国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争夺及截然不同的立场。
按照中方的立场，东海争议海域划分应采取“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按这一原则，中方主权范围应延伸到冲绳海槽附近。
但日本方面则坚持“中间线”原则，亦即在双方争议海域的中间一分为二。按照这一原则，中方认定为其主权范围的海域，就被划到了日方一侧。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中间线”原则似乎公平、中立，但却忽略了两个基本要点：历史渊源和国际法基础。在东海问题上的历史渊源就不必细说了，即便就国际法基础而言，1969年在北欧几个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争议，最后官司打到象牙国际法庭，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结案。因此，从国际法角度说，1969年象牙国际法庭的判例，完全具有示范和援引意义。
但日本方面依然坚持“中间线”原则，由此才导致2004年5月下旬“春晓”油气田风波的产生。
时过十年回头看，“春晓”油气田风波的产生，虽然有客观和偶然因素，但其背景却是必然的，那就是中日双方对领土、资源的争夺开始白热化，而这恰恰反映了双方关系的质变。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下面的话：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你我若是朋友，那么即便有些利益的冲突，双方也都尽量商量着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若双方即将成为对手，那么再小的事情也可拿来“说事”，这一“说事”的过程其实就是双方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其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2004年5月，中日围绕“春晓”油气田的风波，正是中日双方利益博弈的开始。如果说，之前双方围绕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的争执，只是双方情绪的折射，那么围绕“春晓”油气田的纷争，才是双方意志和力量较量的开始。
但是，当时双方的博弈，还没有发展到展示肌肉的程度，甚至就连展示肌肉的念头都没有。用松田康博的话来说，“中日没有战争议题”，即便像东海油气纷争这样的冲突，也完全不必上升到动用军事力量的程度。
行文至此，我想请读者朋友做一个实验：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春晓”油气田的纷争发生在今天，那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依然坚持“中日没有战争议题”，还是觉得中日的海警甚至海军可以出动？
答案显然是多元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心中会认为，出动海警或海军维权，是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
而2004年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点。这就是现实，也是中日关系令人不安的趋势。
当然，过去十年里，中日关系不是没有过柳暗花明的时期。
大家现在记忆比较清晰的，可能是2007年9月福田康夫和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上任日本首相后的时期。前者属于日本自民党，后者属于日本民主党。两人均对华温和，因此这两段时期可谓最近十年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但两人的命运也是相同的，即政治寿命都很短：福田康夫在位仅一年，而鸠山由纪夫则仅在首相位置上待了九个月还不到。
那几年的中日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2005年，由于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中国民间爆发了反日浪潮。同年10月，对华温和的二阶俊博被小泉任命为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一直主张中日两国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而不应贸然采用在“中间线”日本一侧试开采等手段激化日中矛盾。在担任经济产业大臣以后，二阶俊博一直向中方传达一种想法：早日召开有关东海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因此，二阶俊博担任经济产业大臣期间，中日东海油气田的纷争基本平息，相安无事。
但十年后回头看，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的中日关系中，激化是主流，平息是非主流。2010年6月鸠山由纪夫辞职后，继任的民主党政府就采取了对华强硬的政策。2010年秋天，中国船长詹其雄被日方扣押，并依日本国内法起诉。这一事件激怒了中国人，也使中国钓鱼岛纷争正式浮上水面。
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生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日本野田内阁以“管控”为名，以中央政府名义购入钓鱼岛，再次激怒中方，并导致中方开始派遣公务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形成了中日实际共同管控钓鱼岛的局面。
从日方的眼光来看，中方从2008年起就不断派遣船只接近钓鱼岛海域，因此才诱发日本内部的极端情绪。面对石原生太郎的“购岛”企图，日本中央政府为了管控局面，不得已才“购岛”。但日方的这一解释显然无法使中方相信。
从中方的眼光来看，野田内阁与石原生太郎的“购岛双簧”显然是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根本就不可相信。更重要的是，中方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凭什么自动变更其产权，甚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拥有其产权？显然，在中方看来，不管野田内阁对“购岛”动机作何解释，也不管其动机是否可信，“购岛”这一动作本身就已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和民族感情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