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来找麻烦，就这句话！”乌瓦尔·伊凡诺维奇长长地哼一声。
舒宾笑了起来，跑出门外去。
“咳！”一刻钟过后，乌瓦尔·伊凡诺维奇大叫一声，“那……
给我来杯伏特加！”
小佣人用托盘端来伏特加和下酒菜。乌瓦尔·伊凡诺维奇慢慢地从托盘上取下一杯酒，聚精会神地把杯子端详了很久，似乎他不很明白，自己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望望小佣人，问他是不是叫瓦斯卡。然后他做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把伏特加一饮而尽，又吃了小菜，再伸手到衣袋里掏出手绢来。然而小佣人早已把托盘和长颈玻璃瓶拿去放回原处，还把剩下的鲱鱼吃掉，蜷着身子躺在老爷的大椅子上睡着了，而乌瓦尔·伊凡诺维奇还张开五指把手绢举在眼前，仍像先前一样聚精会神地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又望望地板和墙壁。
九
舒宾回到自己住的厢房里，翻开一本书。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贴身仆人小心翼翼走进他房间，递给他一张不大的折成三角形的纸条；上面还盖了个大大的刻有家族纹徽的图章。“我希望，”这张纸条中写道，“您，一个正派人，对今早谈及的一张付款期票将不会做出即使是一个字的暗示。您知道我的各方面关系和我的规矩，也知道那笔不值一提的数目以及其他情况；最后，某些家庭秘密应受尊重，而家庭安宁乃属神圣，êtres sans coeur才会弃之不顾，我没有理由把您归入这类人之列。（阅后请赐还。）尼·斯。”
舒宾在下面用铅笔涂道：“别心慌——我这会儿还没把手绢儿从口袋里掏出来呢。”便把纸条还给那佣人，重又拿起书来。但是书本很快便从他手中滑脱。他望望被晚霞染红的天窗和两株远离树林的气势雄壮的幼松，心想：“白天松树是苍青色的，可是晚间它们绿得多么壮观。”于是他走进花园，心中暗怀着希望，或许，能在那儿遇上叶琳娜。他没有失望。前方，一丛小树间的一条小路上，闪现着她的衣襟。他追上她，跟她并肩时，说道：
“请别朝我这边瞧，我不配。”
她对他略略一瞥，又略略一笑，依旧向前走，走进花园深处。舒宾跟在她身后。
“我请求您别瞧我，”他开始说，“可我又要跟您讲话：这显然矛盾！不过在我也不是头一回了。这反正无所谓，我这会儿想起来，我还没求您原谅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为我昨晚上的愚蠢行为。您没生我的气吧，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她站住脚，没马上回答他——不是因为她生气了，而是因为，她的思想仍远在天边。
“没有，”她终于说，“我一点儿也没生气。”
舒宾咬咬嘴唇。
“好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又是好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他咕哝着说，“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我来给您说个小故事吧，我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又有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起先倒是个规矩人，可后来喝上了酒。
一天清早，我的朋友在街上遇见他（这时候他们，请注意，已经不来往了），遇见他，看他喝醉啦。我的朋友转身便走。可那另一位走过来，还说：‘要是您不跟我打招呼’，他说，‘我兴许不生气，可干吗转身就走呢？或许，是我倒霉吧。愿我的尸首平安！’”
舒宾住口了。
“就这些？”叶琳娜问道。
“就这些。”
“我不懂你的意思。您在暗示什么呢？您刚才还告诉我，要我别对您瞧。”
“对，可我现在跟您说，转身跑开是多么不好哟。”
“而未必我是……”叶琳娜刚开口说。
“可未必您不是？”
叶琳娜的脸有点儿红了，她把手伸给了舒宾。他紧紧地握住它。
“瞧您好像是捉住我情绪不好了，”叶琳娜说，“可您的怀疑并不公平。我并没想过要疏远您。”
“就算是吧，就算是吧。但是您得承认，这一分钟里您头脑中有上千种思想，而您不会信任我，对我说出其中任何一种来。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或许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我的思想我自己也不清楚。”叶琳娜说道。
“那就更应该相信别人，跟人家谈谈。”舒宾马上接着说，“可是让我来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儿。您对我的看法不好。”
“我？”
“对，您。您觉得，我身上有一半儿东西是假装的，因为我是个艺术家，您认为我这人不仅是什么事也干不了——这一点您，大概，是对的——甚至没一点儿真正的、深刻的感情：我就是真心诚意哭一场也不会，我只会说废话，造谣言——而这全是因为，我是个艺术家。这么说，我们这些搞艺术的是些多么不幸、多么愚蠢的人呢！您，比方说，我敢发誓，就不相信我的忏悔。”
“不，巴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我相信您的忏悔，你的眼泪我也相信的。可是我觉得，您即使忏悔也是用来给您自己开心的，您的眼泪也是。”
舒宾战抖了一下。
“喏，我知道，这是，像医生们说的，一种不治之症，casus incurabilis。我只有低头服输的份儿。可是，老天爷呀！难道这是真的？难道身边生存着这样一个灵魂，我还一个劲儿地跟自己闹着玩儿？你明白，你永远猜不透这个灵魂，你永远也不知道她为何忧，她为何喜，她心头掠过些什么思想，她想要什么，她去哪儿……请您说说。”——片刻沉默之后，他轻轻说道：“您就任何时候，无论为了什么，在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爱上一个艺术家吗？”
叶琳娜直视着他的眼睛。
“不会。巴维尔·雅科夫列维奇，不会。”
“就是想要证明这一点啊。”舒宾带着一种滑稽的沮丧说道，“为此，我认为，不来妨碍您孤独的散步，对我说更体面些。一位大学教授会问您：您是根据什么资料说‘不会’的？
可是我不是教授，我是个孩子，按照您的看法，但是人们不能尽躲着孩子不睬他哟，请您记住这一点。再见啦。愿我的尸首安宁！”
叶琳娜本想留住他，可是想了想，就也说：
“再见啦。”
舒宾走出了院子。在距离斯塔霍夫家别墅不远的地方遇见了别尔森涅夫。他快步走着，低着头，帽子推到后脑勺上。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舒宾喊了一声。
他停了下来。
“你走吧，走吧，”舒宾接着说，“我只不过叫一声，我不要拖住你——你直往花园里钻吧，在那儿您能找见叶琳娜。她，好像是，在等你呢……反正她是在等个人……你懂不懂这句话的力量：她在等着！你知道吗，兄弟，这是多么惊人的情况？
您想象一下，已经两年啦，我跟她同住在一幢房子里，我爱着她，而只是这会儿，一分钟前，我才不是了解，而是看清了她。
看清了她，我就把手撒开了。你别眼睛瞪着我，劳驾，还带着这种假装恶毒的讥笑，这跟你老成持重的特点不大相称呢。
喏，好吧，我懂啦，你是要提醒我想到安奴什卡。怎么？我不否认。咱们这位老兄只记得个安奴什卡。安奴什卡们，卓娅们，甚至于那些阿芙古斯金娜·赫里斯吉安诺芙娜们，万岁！
这会儿您去找叶琳娜吧，而我去找……你以为，我去找安奴什卡？不对，老弟，还要更糟些：我去找契库拉索夫公爵。喀山的鞑靼人当中有这么个艺术的庇护人，像伏尔金那样的。你瞧见这封请柬啦，这些字母：R．S．V．P啦？就是在乡下我也不得安闲！addio。”
别尔森涅夫默默地聆听了舒宾的长篇大论，仿佛有些替他难为情，然后他便走进了斯塔霍夫别墅院子里。而舒宾当真去找契库拉索夫公爵了，他对那一位，以极其亲爱的态度，说了一大堆最为刺耳的无礼话。鞑靼人当中的艺术庇护人哈哈大笑，艺术庇护人的客人们也发出笑声，而谁都并不开心，分手以后，全都大发一通脾气。恰像两位不大熟悉的先生，在涅瓦大街上碰了面，忽然彼此露一露牙，做作地挤挤眼睛、鼻子和腮帮子，马上便擦肩而过，重新又摆出一副漠然的，或阴郁的，多半像是痔疮发作了的表情来。
十
叶琳娜亲切友好地迎接了别尔森涅夫，已经不是在花园里，而是在客厅里，马上、几乎是按捺不住地，重又谈起头天的话题来。她独自一人：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悄悄地溜到不知哪儿去了。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去楼上躺着，头上缠着一条湿绷带。卓娅坐在她身边，裙子理得整整齐齐的，两只小手放在膝盖上。乌瓦尔·伊凡诺维奇在顶楼上歇息，躺在一张号称“催眠床”的宽大舒适的沙发上。别尔森涅夫重又提起他的父亲。他把对父亲的记忆视为神圣，我们现在就来谈几句关于这位父亲的话。
八十二个农奴的拥有者（这些农奴在他死前都获得了自由），，哥廷根的老大学生，论文手稿《精神在世界上之显现与成形》的作者（在这部手稿中谢林主义，斯威登堡主义和共和主义以极其独特的形式混淆在一起），这就是别尔森涅夫的父亲，他带他到莫斯科时，他还是个孩子，那时他母亲刚刚去世，这位父亲亲自来教育孩子。他每节课都精心准备，干得特别的认真，但却劳而无功。他是个幻想家、书呆子、神秘主义者，说起话来讷讷于言，声音沉闷，表达得隐晦不清而又辞藻华丽，用许多的比喻，就是在这个他十分钟爱的儿子面前他也会腼腆羞怯。于是，他儿子只会对着功课眨眼睛，全然不知所措，毫无任何进展，这也不足为怪。这位老人（他结婚很迟，当时将近五十岁）终于悟到事情不大对头，便把他的安德留沙送进了寄宿学校。安德留沙开始在校学习了，但是仍未摆脱父亲的监督。父亲老是来看望他，用许多他的教诲和谈话把学校主人搞得很厌烦，学监们对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也很伤脑筋。他时不时地给他们带来些，用他们的话说，天书般的教育著作。甚至学生们见到这位老人黑黑的麻脸以及瘦小的、成年裹着一件紧狭又不贴身的灰色燕尾服的身影，也渐渐不自在起来。那时这群学生哪里想到，这位面色阴沉、从无笑容、鹤步长鼻的先生，把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跟自己亲儿子一样牵挂在心上。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要跟他们谈一谈华盛顿。
“年轻学子们！”——他开始说，但是刚一听到他古怪的话音，年轻学子们便都四散而逃了。这位真诚的哥廷根学派日子过得也不舒心，历史的进程、各式各样的问题和想法总是让他心情沉重。当小别尔森涅夫进大学以后，他还跟他一同去听讲，但这时他已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1848年的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他必须把整本书重新写过），他死于1853年冬天，没等到儿子从大学毕业，但他却预先祝贺他取得学位，并祝愿他终身从事科学。“我把火炬传给你，”临终前两小时，他对儿子说，“我竭尽所能地举起过它，你也要到死不放下这把火炬。”
别尔森涅夫久久地跟叶琳娜谈自己的父亲。他一向在她面前感到的拘束这时全都消失了。他发音上的几处混淆也不那么厉害了。谈话转入关于大学的事。
“请告诉我，”叶琳娜问他，“你们大学同学当中有些出色人物的吧？”
别尔森涅夫想起舒宾的话。
“没有，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给您说真话，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出色的人。可哪儿又有呢！听说，从前的莫斯科大学可了不起！不过不是现在。现在这只是一所小学——不是大学，我跟同学们在一起觉得难受。”他又低下声音补说了一句。
“难受？……”叶琳娜喃喃地说。
“不过，”别尔森涅夫接着说，“我该有所保留。我认识一个大学生——是的，他还跟我是一个学科呢——这真正是一位出色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叶琳娜兴奋地问。
“英沙罗夫·德米特里·尼康诺罗维奇。他是个保加利亚人。”
“不是俄国人？”
“对，不是俄国人。”
“那他干吗住在莫斯科？”
“他来这儿学习的。您知道他学习为了什么目标吗？他只有一个思想：解放他的祖国。他的遭遇也是不平凡的。父亲是一个相当殷实的商人，出生在德尔诺夫，德尔诺夫如今是个不大的小城镇，可古时候曾经是保加利亚的首府呢，那时候保加利亚还是个独立的王国。他在索菲亚做买卖，跟俄国常有来往。他姐姐，就是英沙罗夫的亲姑姑，现在还住在基辅，她就嫁了那儿的一所中学的主任历史教师。在1835年，也就是十八年前，发生了一桩可怕的死罪事件：英沙罗夫的母亲突然失踪了，一个星期后发现被人杀害了。”
叶琳娜战栗了一下，别尔森涅夫停住不说了。
“说下去，说下去。”她说道。
“据传闻说她是被一个土耳其的阿哈糟蹋以后杀掉了，英沙罗夫的父亲知道了真情，他想要报仇，但是他只是用匕首刺伤了那个阿哈……自己却被枪毙了。”
“枪毙？不经过审讯？”
“是的。英沙罗夫那时候刚满八岁。邻居们收养了他。姐姐知道弟弟家中的不幸，想让侄儿跟自己过，人家就把他送到了奥德萨，从那里又送到基辅。他在基辅过了整整十二年。
所以他俄语讲得那么好。”
“他讲俄语？”
“讲得跟你我一样。二十岁刚过的时候（那是1848年初），他就想回国去。他去过索菲亚和德尔诺夫，把整个保加利亚横着竖着走遍了，在那里过了两年，重新又学会了祖国的语言。
土耳其政府迫害他，那两年里，他大概遭遇过许多大危险；有一回我见他脖子上有一条宽宽的刀痕，一定是伤疤；可是他不爱谈这个。他有他自己特有的沉默。我试着问过他——什么也问不出。他用些一般的话回答你。他这人固执得可怕。1850年他又来到了俄国，到了莫斯科，想要完整地接受教育，想跟俄国人接近，然后，等大学毕业了……”
“毕业了怎么样呢？”叶琳娜打断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