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zě）。“啫”这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处又大不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多半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剌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有资格撒娇、发嗲的人如小女孩则例外）。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也叫“半调子”。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差火”、“夹生”，那么，他在武汉人中间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呢？
第一要“仗义”。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耿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当然，你不能过河拆桥，过河拆桥就是“差火”、“夹生”、“半调子”；而如果背叛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齿，连“婊子养的”都不如了。第二要“大方”，不能“啫”。具体地说，就是要“爽朗”。武汉话叫“唰喇”，不知是“爽朗”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一个武汉人，“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唰喇”也就是“不啫”。一个小女孩“啫”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啫”，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比方说，朋友找你帮忙，你居然“啫不过”，那就不但“差火”到了极点，而且简直就是“婊子养的”。第三要“到位”。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武汉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了。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了。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要言之，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视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了。
事实上，武汉人的不喜欢“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什么的。
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很不对头。有着屈骚传统、汉学渊源的武汉人，难道就只剩下一个“骂名”？
三 优势与难题
其实，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太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啫”，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文化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礼貌。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了。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啫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这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耿朋友”，那么，不也可以叫他“婊子养的”吗？
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而且也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此外，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
武汉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自然气候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而且可以理解。
然而，“不冷不热，五谷不结”，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时反而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过来了。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
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淡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天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了。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豪爽，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往往会在酷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伢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暖风；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