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楚之风(1)

我们发现了残存于地下的各种乐器、帛画、壁画、漆画，并将其保存完好。这些物体一旦受损，我们便痛心疾首。发掘和保护文物，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无情的地方在于，这些东西将会逝去，永远地逝去。就像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座楚国房屋，就像我们难以发现楚国先民用土、革、木、丝制作的艺术品，而只能通过文献的只言片语去揣摩一样。

然而，“硬的没了，软的却在”。一种文化最根本的存在形式，常常不是器物载体的保存与不断复制，也不在于它所相关的体制与疆域的不变与延续，而在于它那无形无声并不占有空间的精神因子是否还活在人间。只要它能不断地参与后世的文化创造，它也就有了生命，也就不朽。

“风流”、“浪漫”、“潇洒”这些词汇与楚人有不解之缘。楚人喜欢用“风”这个词，在相关诗文中随处可见让人恍兮惚兮或者云天雾地、回肠荡气的文句。比如庄子有“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屈原有“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连不通文墨的刘邦也以“大风起兮”咏志抒怀，由此可见一斑。风无形，然而它可以附着于任何有形。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看作精神因子。

两位李先生讲的就是这种楚文化的精神因子，讲的就是楚国灭亡之后楚文化的生命延续。所节选的两段文章主要谈到了汉代，汉以后的论述留给你，比如说楚风与唐代文化。你能继续往下谈吗？你能举例谈谈楚人的“浪漫主义”对后世某某人（比如李白）的影响吗？

楚文化的胜利

李长之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〇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作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浯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诂》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惟项羽会作那楚辞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辞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以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糅”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活：“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人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班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

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

节选自《司马迁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著有《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等。

屈骚传统

李泽厚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