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丙也成了这样的一台戏，演给所有人观看。他的女儿眉娘说：爹呀爹，……你一个草民百姓，走街穿巷混口吃的臭戏子，闹腾到了这个份上，倒也不枉活了这一世。就像那戏里唱的，“窝窝囊囊活千年，不如轰轰烈烈活三天”。爹，你唱了半辈子戏，扮演的都是别人的故事，这一次，您笃定了自己要进戏，演戏演戏，演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戏。
不仅孙丙，连知县钱丁，最后也在猫腔艺人的血流中觉悟、入戏，如天启般地获得一种决绝的勇气，冲向孙丙和赵甲。鲁迅说，“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但我要说，许多时候英雄的血也能唤醒闲人们沉睡的心。血，或许就是使更多人从屈辱、闭抑、奴隶的生存中觉悟过来，该付的沉重代价。而就在这个时候。残酷的刑罚、无耻的人性、沉痛的猫腔、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全都在小说中交织和重叠在一起了，其中，猫腔起了起承转合的作用。整部小说华美、夸张而流畅的叙事，正是通过猫腔凄美婉转的唱词，使生命在黑暗幕布上得以保存一些亮色，小说也得以在结尾部分的诗化氛围中达至史诗般的辉煌抒写。猫腔的出现，使孙丙与****、与黑暗人性的对抗，诗化成了一部悲剧艺术，并且由于参与者众，最终把整片受难的土地都变成了悲壮的猫腔戏的戏场，它汇聚起来的悲鸣，连天地都为之动容。
莫言的高明就在这里，他虽然在整部小说中用了夸张和喜剧的叙事手法，但他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豹尾部”，通过猫腔的诗学转换，把前面的喜剧成分变成了一个悲剧的前奏。很清楚，《檀香刑》在精神推进上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它的内部，一直有一条向上走的诗学线索，如同一首乐曲，前面有了充分的回旋，到孙丙的行刑和死亡，曲子中突然出现了一段拔地而起、尖锐而绚丽的乐章，把整首乐曲带向高潮，并在此戛然而止。《檀香刑》在叙事上达到了这一效果，它结束在整部小说的最强音上，结束在孙丙的死上，只留下了檀香刑的余音久久地缭绕在读者的心中……
孙丙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这真是一句旷古悲叹，它令我想起苏格拉底死前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了。
《檀香刑》：一部成功的“中国小说”
■周政保
莫言的《檀香刑》问世后，作为小说成功的标志，各式各样的或由各种小说观念支撑的评价已经很多，但《檀香刑》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恐怕连作家自己也不容易说清。这很正常。我想，若要可靠地判断及评价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或不能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苛求与挑战——因了作品所拥有的充满了反潮流气息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在既无范本参照又无现成理论套用的状态下解读小说。不难想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部已引起文学界关注的小说，过早地给予某种绝对的结论，肯定不是一种恰当的文学批评方式。但就我的印象而言，在莫言的小说历程中，《檀香刑》的创作不仅用心而且是下了大力气的，其中渗透了他的生存经验及对于故土的挚爱，同时也携带着属于他自己的眼光与新的文化观念，以及那种在回忆历史生活时所包孕的或无可避免的不乏“现实意味”的沉重与忧虑。假如我们仅仅把《檀香刑》视为“历史题材小说”，那多少有点儿诉诸语言暴力的嫌疑。我的意思是，《檀香刑》的全部叙述兑现，绝不止于所谓历史生活的“再现”，而且或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作为“人的过程”的现代中国人的一种曲折传达，一种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透视。
我们经常声称“文学无国界”，但“无国界”绝不等于雷同，也不等于尾随或亦步亦趋，更不等于丢弃自己的文化的或艺术的独特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檀香刑》是一部中国作家写的中国小说——我们已很少使用“中国小说”这一概念了，但恰恰是这一概念与“创新”最富连接性或相通性。《檀香刑》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中国人，其中不乏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当然也有一些捧着朝廷饭碗的官吏；小说在重审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仅隐含着阵痛，而且充满了复杂的爱与复杂的恨——无论是对于官还是对于民，《檀香刑》都有精彩的或富有联想张力的描写。莫言在《后记》中说，他走上写作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他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说是像“两个迷人的狐狸精”一样纠缠着他，使他经常激动不安：一是“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混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第二种声音就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我相信，莫言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两种声音之中蕴藏着关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或命运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与铁路的声音相关，但小说主要选择了唱腔悲凉的猫腔的声音，而猫腔的声音更吻合《檀香刑》的旋律或意味。在这部小说中，“檀香刑”是一种叙述契机，而更重要的契机或叙述线索则是猫腔——也正是在这一线索的牵引下，才可能有小说中的那些重要人物的登场亮相，如孙丙、眉娘、钱丁、赵甲、小甲等，而这些人物各自标志或象征或隐含着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读罢小说之后，却能让人生长出一种奇异的联想，即觉得悲凉的猫腔至今还在以别样的方式唱着，小说中的那种生活也没有因历史的流逝而结束——某种本相的东西还活跃着，而且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甚至会感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还活在我们中间，只是生存形态变得“现代”了一点，而作为主体文化构成的思维方式，还被不堪回首的混沌岁月笼罩着……我想，这便是《檀香刑》的魅力。
魅力是怎样实现的？说到底，还得靠那些在浓厚的猫腔气息中登台表演的人物；是人物的命运才使小说的“故事”得以完成，是“人的过程”及其精神景况的可能性，才使小说充满“现实感”地抵达了题旨的彼岸。实事求是地说，所谓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理论是无法套用于《檀香刑》的，但比较正面一点的人物要算是猫腔班主孙丙及其女儿眉娘了。虽则路数不同，但父女俩都具有属于自己的反抗精神。尤其是孙丙的反抗及其承受“檀香刑”的结局，以“可歌可泣”来形容是最合适的——作为底层百姓的孙丙，在统治者眼里只是草芥而已，可在维护人的尊严方面却比统治者高贵千百倍，即便是面对“檀香刑”，也要把生命当作大戏来唱。而以“****”出场的眉娘呢，她的人性历程则传达出一种异样的美，或一种不甘心被束缚被奴役的品格，一种渴望与寻找爱情的执著精神，可她的奉献依然是一厢情愿的悲剧——“爱情”之于她是诚实而本真的，其间不乏人性的光芒，但“爱情”并不是一个人铸造的，于是让人感受到了心里的一面，那就是钱丁的虚伪、屈服、冷酷，以及瞻前顾后中的共同毁灭……在我看来，无论是孙丙还是眉娘，他们的命运是被注定了的，虽惊心动魄而别无选择。
之所以别无选择，我想读者是很明白的。实际上，能使我感到惊愕震悚、并产生出无穷联想的人物，不是孙丙父女或小甲等，而是钱丁，赵甲！钱丁作为知县，其虚伪或道貌岸然是很容易感觉到的，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却是需要细细琢磨品嚼的。当他在所谓的正义与邪恶之间犹豫时，倒是他的师爷帮他道出了为官的真谛，即“您这官，是为上司当的，不是为老百姓当的。要当官，就不能讲良心，要讲良心，就不要当官”。事实上，钱丁的绝路就是由这一无可调解的矛盾铺设而成的，而且不管他内心是否自觉，他仍然在按“上司”的意志奔忙，只是到死亡的游戏临近终局时，他才选择了同归于尽。当然，在“执刑完毕”（他“高声报告”）之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是“行尸走肉”，而且有了一点“反躬自问”，所谓“论勇气余不如戏子孙丙，论义气余不如叫花子孙山。余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是一个委曲求全的孱头……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在上司和洋人面前谀言谄笑，余是一个媚上欺下的无耻小人。”如果说知县钱丁是“小人”，那刽子手赵甲就是一条狗，且是一条受到了朝廷主子恩宠与表彰的狗。他把统治者杀人的技艺发挥到了状元般的极致；他的智慧结晶便是“檀香刑”，并以此为荣——在“赵甲道白”中，他声言“咱家要你见识见识中国的刑罚，是多么样的精致讲究，光这个刑名就够你一听：檀——香——刑——多么典雅，多么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更让这条狗感到自豪的是：这样的刑法你们欧罗巴怎么能想得出！”在我的感觉中，作为一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赵甲的成功塑造之于《檀香刑》的思想容量，确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无论作为狗还是作为人，刽子手赵甲的生存历程之中，隐含着极为丰富及深层的联想意味，以致让人想到，赵甲这一类“刽子手”绝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只是一种凝聚或浓缩（典型化）罢了。
莫言在《后记》中很坦率地说：“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的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他说他的创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是“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撤退”正是创造“中国小说”的一种扎扎实实的进步！中国文学需要“中国小说”，否则，任何“全球化”的时髦叫嚣，都可能成为一句朝着天空表达的梦话。我觉得莫言是明白其中的奥妙的，所以他要以自己的小说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以此来对抗一切假贵族或假洋鬼子式的“新后”潮流。就莫言的小说观念而言，其中便有：“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因而在《檀香刑》中，他有意大量使用了韵文与戏剧化的叙事手段……且不惜以“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方式来标示与结构小说。其实，真正的“中国小说”的创造绝不止于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把握与传达中国人的生活本相，如何将一个中国作家（或中国人）的生存经验演化为小说而成为一种人的精神启示或文化财富……我之所以推重《檀香刑》，这大约是最具根据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