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为“回乡”，都带着内疚和忏悔的心情，我发现这篇小说里内含的结构与鲁迅和沈从文是不尽相同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这种创作现象称之为“决定性结构”：“一件艺术品的结构也具有‘我必须去认知’的特性。我对它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但虽然不完美，正如在认知任何事物中那样，某种‘决定性的结构’仍是存在的。”汪曾祺也说：“鲁迅作品贯串性的主题很清楚，即‘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作品的贯串性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造’。”可以确定的是，《白狗秋千架》的“决定性结构”是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这决定了莫言三十年来的小说，为什么会是现代派小说的形式，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主人公“我”对暖疲惫的劳动的感受是非常敏锐和特别的，几乎是全面拍摄和尽力揭示的。鉴于有二十年的农活经验，我们感到莫言对庄稼活每个细节的直觉体验都很敏感，这些都在“我”和暖相遇的过程中一一呈现出来：我在农村滚了近二十年，自然晓得这高粱叶子是牛马的上等饲料，也知道褪掉晒米时高粱的老叶子，不大影响高粱的产量。远远地看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心里为之沉重。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我为自己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看清了驮着高粱叶子弯曲着走过来的人。蓝褂子，黑裤子，乌脚杆子黄胶鞋，要不是垂着的头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尽管她一出现就离我很近。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她用一只手按着搭在肩头的背棍的下头，另一只手从颈后绕过去，把着背棍的上头。阳光照着她的颈子上和头皮上亮晶晶的汗水。
不消说，背着这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的是分别十年的暖。我此次回乡，最想见的人就是她。我对暖的感受是爱，是愧疚，还是别的，真说不清。但我就是想见她。这是我最深的乡愁，不过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人来体现罢了。
说莫言与鲁迅、沈从文不同，首先是说他们重返农村的“决定性结构”的不同，由于认知结构不同，他们与农民的关系实际是不一样的。这只是外部观察。其次再从小说的内部看，鲁迅和沈从文从未做过实实在在的农民，没干过农活。鲁迅因为祖父犯案跟母亲逃到乡下呆过三个月，沈从文是凤凰县城的居民，他因从小当兵跟着军队在湘西沅水上下游一带换防，接触了一点乡下人的生活，所以他们是“外地人”的身份，不是“本地人”的身份。莫言小说与鲁迅和沈从文小说的不同，就在他完全是“本地人”身份，他对农活的细切手感和身体感觉，以及农活知识是非常内行的，一看小说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例如，他知道“褪掉晒米”的高粱叶子是“牛马的上等饲料”。在“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所以才会“汗水遍身胸口发闷”，而且知道“叶子上的细毛”与“汗淋淋的皮肤”接触的不舒服的感觉。在鲁迅、沈从文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做农活具体细节和手感的描写。在《祝福》里，鲁迅感兴趣的是祥林嫂的身世和命运。在《萧萧》里，沈从文的兴奋点则在农村古老风俗对人性的压迫，他对萧萧一举一动的描写可以说是风俗画似的，即使其中有很多好细节，如花狗用小曲引诱了萧萧，萧萧抱着小丈夫看热闹等等。他们的小说里的这些细节，显然是故意人为地贴在人物身上的，而不像莫言小说是人物本来就有的。只有一个作家原来就是农民，才能在小说人物的一举一动中找准自己原来生活的经验，他的认知结构与这切实的经验是贴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从这经验中经年累月地慢慢提炼出来的。“我”和暖说完话，暖要走了，要“我”把刚放下的沉重草捆帮她提到肩上：她在草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我转到她背后，抓住捆绳，用力上提，借着这股劲，她站了起来。
她的身体又弯曲起来，为了背得舒服一点，她用力地颠了几下背上的草捆，高粱叶子沙沙啦啦地响着。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她瓮声瓮气的话：“来耍吧。”
就这么一个细节，你就能感到莫言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历史位置不一样了。他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知识者，而鲁迅、沈从文只是接触过农民的知识者。那种干农活的艰难，那种使得这农活尽量舒服一点的办法，以及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的“瓮声瓮气的话”，都让我感到，莫言是高密东北乡的本地人。他是一位在外面读了书回乡的本地人。这个本地人的一次回乡，就自然地牵扯出一个揪心揪肺的情爱故事来。
三
前面我说过因回乡引出了《白狗秋千架》两个最好的细节，但是它们的灵魂，却是那个发生在半空中的“秋千架事故”。能设计出这么一个东西，是莫言的能力明显超出一般作家的地方。他毫无疑义是当代杰出的小说家。
正因为有“秋千架事故”，小说的“今生”非常悲惨，它的“前世”也因为过分美丽单纯，让人在阅读时就萌生出不祥的预感。我们在这里先分析一下70年代一支军队路过村庄的故事始末。1969年冬，中苏两国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边界线一带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为预防苏联军队突然入侵，中国各地民众都被动员起来挖防空洞，军队也在加紧进行各种训练，野外长途拉练就是为应战准备的训练科目之一。一般读者当会奇怪，作者为什么要插入这个与小说主线似乎脱节的情节？这里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就业的问题。对于大多数绝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想摆脱农村进城只有三条路：当兵、上学和招工。而当兵，是当时社会开后门最便捷也是风气最坏的领域之一。因此，这是小说中出现军人的背景之一。某日，一支解放军部队路过村庄。“一队队解放军，一辆辆军车，从北边过来，络绎不绝过石桥。我们中学在桥头旁边扎起席棚给解放军烧茶水，学生宣传队在席棚边上敲锣打鼓，唱歌跳舞。”在20世纪70年代冷寂萧瑟的日子里，这种场面在中国各地十分常见。胡适说：“中国没有阶级分化”，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共产党用阶级塑造了一个主题来承接晚清之后崩溃的国家主权”，“完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另外，一个“反题”也值得注意：“‘大众文艺’几十年的权威和正统地位正是为了弥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脆弱和艰难。”两段话放在一起像是小说的“历史画外音”。不过它对理解小说隐蔽的深层内涵是有必要的。（莫言对这种军民同欢、唱红打黑的场面带着某种戏谑性心理，但当时他恐怕也像“我”和暖一样为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充满期待罢。）他在小说叙述中插入不少流行的红歌片段：例如，当一辆辆军车涉水过河时，是“小河里的水呀青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车头激起浪花，车后留下黄色的浊流，是“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一辆车落在深水里熄了火，一个首长说糟糕，另一个首长骂“他妈的笨蛋”，接着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盏灯”；几十个年轻战士跳到水里，抬起了首长的吉普车。河水没膝，湿到他们胸口，露出肥的瘦的腿和臀，则是“你们是俺们的亲骨肉，你们是俺们的贴心人”，“党的恩情说不尽，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小说故事，人物性格，在陌生而遥远的画外音配合中就变得丰富了，变得曲折了，它们指认给读者的正是作品《白狗秋千架》里面的“决定性的结构”。
作品在文本、社会学和乡村现状之间，发生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的效果。主人公“我”和暖就生活在这复调的年代里，他们缠着部队文艺兵蔡队长要跟他当兵。蔡队长是个年轻军官，部队驻村后，他发现“我”善于吹笛，暖擅长唱歌。“他是个高大的青年，头发蓬松着，眉毛高挑着。暖唱歌时，他低着头，拼命抽烟，我看到他的耳朵轻轻地抖动着。他说暖条件不错，很不错，可惜缺乏名师指导。”蔡队长显然暗中爱上了暖，暖也知道。好男儿哪个不善多情？好女儿哪个不善怀春？青年军官毕竟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嘛。于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队伍要开拔那天，“我”爹和暖的爹一块来了，央求蔡队长把两个孩子一起带走。蔡队长说，要向首长汇报一下，年底征兵就把我们征去。临别时，蔡队长送“我”一本《笛子演奏法》，送暖一本《怎样演唱革命歌曲》。两人还都当一回事了，天天在那里巴望着，等着。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蔡队长走了，把很大的希望留给我们”，结果村庄一切照旧，还是那么破旧，那么寂寞。……但莫言极力想告诉我们，蔡队长不是无情无义的男人。当兵的程序非常复杂，他只是一个文艺兵小头目，无法更改那个历史程序。一个普通军官怎么能够改变历史程序，像旧军队的人那样随随便便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带走呢？这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呢！知道程序无法违反的蔡队长对暖动了真情。“蔡队长脸色灰白，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牛角小梳子递给你。我也哭了。”从作品的叙述看，十九岁的“我”和十七岁的暖本来相互暗恋着的，暖实际也已默许。但高大的蔡队长一露面，暖就变心了。“后来，你坦率地对我说，他在临走前一个晚上，抱着你的头，轻轻地亲了一下。你说他亲完后呻吟着说：‘小妹妹，你真纯洁……’”“你说：‘当了兵，我就嫁给他。’”“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当兵在那个年代比当农民更有前途，当兵是当时的社会资源一种较好的配置。农民除了没白没黑地劳动，什么社会福利也没有；而当兵、提干就意味着拥有了各种优质的社会福利条件。这样看，前面的“历史画外音”是对小说、社会学和乡村现状复调效果的一种组织形式，一种粘合剂，它越过今天人欲横流的社会，把四十年前那个闭塞兼有淳朴温情的乡村故事生动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阅读这些温情场面的间歇中，我一直抬头在为那个荡在半空中的秋千担心着。众所周知，它们只是小说插叙，“我”和暖的命运就在那个“决定性的结构”里。他们的命运就像半空中的秋千，没有安全感，随时会掉下来。被强行组织在激烈残酷的合作化运动中的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就像秋千架那样在半空中晃荡着，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而且也没有人会为这重大历史失误负责。我之所以说“秋千架故事”是莫言一个非常杰出的情节设计，是因为他曾经是这个秋千架故事（合作化运动）的直接受害者。他闭目养神，只凭记忆和一点小技巧就可以想象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其实，莫言就是“我”和暖的一个生活原型。换言之，千百万个像“我”和暖这样贫困绝望的农村青年都是他小说的生活原型，是原始模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