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区一伙农民工有意向自己的老板讨一点儿工钱，结果被老板找来的一伙人撵着捶了一顿，北京人讲话就是，一顿“板儿砖”拍得呀头破血流。记不得是记者还是通讯员，偷拍了照片，报纸也登了出来，那场面也可谓壮观。
干活不给钱，欠债不还账，于今看来并不稀罕。天经地义的事，让你翻个跟头，似乎也未尝不可，见怪不怪了。譬如法院判下来了，然后开始执行，虎虎生气；但过程是漫长的，结果就漫长的出了问题，本来是为原告讨工钱的，却又反过来替被告说话。若问你们是哪一家的法院，回答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咋回事？不奇怪的，老板有“砖”，愿意拍到谁的头上就拍到谁的头上，关键是，要看这是一块什么“砖”。
二十几年前，坊间就把一捆一捆的钱很形象地称其为“砖”，虽然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但就那个十元一捆的“砖头”，也砸破了不少人的脑袋。涂鸦觉得，这“砖头”的比喻实在太微妙了。也说不定，最早用这个称谓的人，还偏就是被砸破了脑袋而后悔不迭的家伙呢。也许他是这样忠告别人的：你以为这是啥？这可是砸你脑袋的“砖头”。其实，老板也不是傻子，精得跟猴一样，他的“砖头”也不是见人就拍的，之所以宁愿把这样的“砖头”鬼鬼祟祟地砸到别人的头上，也不愿光明正大地拍到农民工手里，皆因为他们的老谋深算，更因为我们的制度缺陷。几乎无处不在甚至落地生根的潜规则，使这样的“砖头”不仅没有丧失生命力，甚至还有“每况愈上”的趋势。过去用一块“砖头”就可以砸破一个脑袋，现在人家的脑袋硬了，不同时砸上几块十几块乃至更多块，是砸不起包见不到血的。应该说，对于大多数老板们而言，这是一个让他们感到头痛的难题。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谁也是不愿意做的。当然也有一些乐此不疲的老板，譬如他们就说，你们都干干净净干事了，让我们怎么活呢？很显然，这些老板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干净，要么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譬如偷漏税了什么的，要么是干一些“擦边球”的行当，钻一些政策的空子。
上海人说话，一块砖头砸到淮海路上，砸爬下了十个人，结果有九个都是老板。这意思很明白，老板太多了，也不免芜杂。其实呢，倘十个人都是老板，那才是我们的大幸，关键是不要芜杂了。当然了，老板的芜杂与否，也取决于我们机制的完善与否。若老板们的“砖头”不拍到为他卖命干活人的手里，拍到别处都是打水漂，没个响声，或者就根本不敢往别处拍，像西夏区那些农民工，讨工钱归讨工钱，也总不至于挨一顿捶，遭“板儿砖”拍。他老板找打手，或者人家给他当打手，既要付出又有风险，恐怕没有“砖头”说话也是不行的。让老板的“砖”多起来是好事，但让老板的“砖”规规矩矩起来，亦非一日之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