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译释】
孔子说：“舜难道不是最智慧的人吗？舜喜欢向别人发问，又爱审察日常浅近的话，对于别人的话，他隐去坏的而宣扬好的，掌握对立的两方面，运用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则去治理平民，这就是舜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拥戴与津津乐道的原因吧！”
1执两用中是杰出的领导艺术
这一章，孔子通过对舜的赞扬来表达自己对于修身、治国的观点。好问而明察，好问而且要全面地了解、透彻地咨询，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能够辨明别人话语里的表面意思和深层意思，甚至是说话者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才能明白事情的原委与过程。
通过对具体事情的具体分析，就能够对一个人有一个具体而深刻的印象，其性格的善恶、道德的优劣、品性的高下就一目了然。
长期以来很多人把“执两用中”当做折中主义加以批判，这完全是一种曲解。诚然，从表面形式上看，“恶”与“善”乃是相反的两种倾向，而“中”必然处于这两者之间。但是，若从价值实质而论，“中”绝不是“恶”与“善”两者之间在数量上无原则的对半折中，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合乎客观规律、适得事理之宜的最佳点，在正确与谬误的对立关系中，“中”代表恰当。其实，孔子说得很清楚：“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如果认定他是在提倡“善”与“恶”之间的折中而取其中性，岂非荒谬绝伦之至！
“执两用中”系由“执中”发展而来。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所以办理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分寸。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做到适当的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这个最适当的程度就叫做“中”，若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适度，就叫做“执中”；偏离了这个度，就是“失中”。由于用适中的方法办事能符合实际而收到最佳的效果，所以“中”就含有合宜、正确之意；又因为用“执中”的方法处理人事是最公平合理的，所以“中”又含有中正、公正之意，当把“执中”的方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时，就叫做“中道”。尧、舜、禹都把“允执其中”作为世代相传的治国方法，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坚持中道来治理国家，孔子在全面继承中道的基础上，又以托古的方式把舜的治国方法概括总结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样把“执两”与“用中”对立统一起来，既丰富了中道的内容，也提升了它的理论高度。
《易传》阐释“古经”义理也十分强调“执两用中”、“中正”、“中行”。学界有人说，在孔子的中庸思想里，其实有一种内在的生态思维：“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主要意味是“礼义”，“中和”的基本意蕴是“天人相应”、“天人统一”。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执两用中”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但又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善恶中间的平衡点，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全面掌握事情的好与坏，把最适合的办法和政策施用于民。要明白事情的好坏，还要知晓主要和次要，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最合适的决定。这既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又是杰出的领导艺术。要真正做到，当然得有非同一般的大智慧。
我们知道，凡事均有两端：或动或静，或刚或柔，或进或退，或扩展或收缩，或变动或稳定，或生产或消费，或阴或阳等等。要“执两端而用其中”，还要理解“两”的含义。
中国人谈对立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它分成两种：一个是“两”，一个是“二”。
“两”本来是古代车上的小部件。车子前面有根杆，杆上挂下来卡住马脖子上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两”。中国哲学里面把互相并列的对立关系归类为“两”。“两”就是并存，好比“左右”，左边跟右边一样，只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是并列的关系。比如企业和客户，就是“两”，是并列关系。
“二”也是指两个东西，但是“二”是有主从关系的。比如我们说“二把手”，意味着还有“一把手”在上面，“二”所表示的就是一个主从关系。按照这种说法，朱熹的所谓“理”和“气”就是“二”，理主气从，不是“两”。而“雌雄”、“男女”、“损益”、“增减”、“进退”才是“两”，并列关系，没有主从关系。“执两”要注意不把主从关系的“二”混进去当做“两”。比如企业领导者和下属是“二”，不是“两”，是主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
这样，“执两”是人们并不太难掌握的，只要不把“二”误当成“两”就可以了。要“执两端而用其中”，真正有困难的是“用其中”，也就是如何根据事物的具体结构、状态选择实际有效的“中正”方案来解决问题。
2隐恶扬善，律人安人
“执两用中”在对待具体的人的原则就是“隐恶扬善”。对于恶劣的、邪恶的，尽量隐匿、消除它的不良影响，不能让其成为动乱社会的炸弹、混淆人心的邪教、诱人堕落的魔鬼；而对于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就要大大宣扬，引导人们走向正道，使得家庭和谐、社会康泰、天下太平。
可以看出，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并不是搞折中，而是指确定恰当的道德标准，以便更好地律人、安人。
东汉安帝时，朝歌（今河南汤阴西南）一带的土匪宁季等纠合数千人，一度攻占朝歌县城，杀了县长，屯聚连年，十分猖獗。州郡都不能禁绝，于是就任命虞诩为朝歌县长。
虞诩刚到朝歌时，先去谒见了河内太守，表示希望能给他自主的权力，让他放手行事，不要有所限制、阻碍。
虞诩到任之后，他发出公告说：“现招募以下三个等级的人员：善于抢劫、掠夺、攻击的为一等，能够偷盗、伤人的为二等，不务正业的为三等。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全部赦免他们以前的罪行，并且按月发给他们俸禄。”
朝歌县城舆论大哗，人们议论纷纷，说：“这新县长不但不治理土匪，反而给这一类的恶人奖励，真是助恶作恶呀。”虞诩不理会人们的议论。共收得了百余人。
按虞诩的计划，让这百余人设法混进了土匪之中，并诱使土匪出动去打家劫舍，而官兵事先已设下埋伏，这样一举消灭了土匪数百人。
虞诩又秘密派遣了会裁缝的贫苦人，受雇为土匪做衣服。按约定，裁缝用彩色线在袖口上缝了标记。凡是穿了这种衣服到街市上去的，官府就把他们抓起来。这么一来，土匪被整得心惊肉跳，终于溃散了。
在对待“恶”时，人们往往只知道去一味地镇压。结果呢，“严打”之时他们就躲开，一有机会他们就又出来，双方像是在捉迷藏。有智慧的人，则采用高明的方法去引导，等时机成熟后，再抓住机会给予有效的打击。
汉代的朱博本是一介武将出身，后来调任地方文官，他利用“执两用中”的手段，制伏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
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强奸别人家的妻子，被人家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而没有被革职查办，最后还被调升为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
结果，朱博在几天后公开宣布：尚方禁仍任守尉一职，加以重用。人们都说朱博又是一个糊涂官，不为百姓做主，竟然用一个人们痛恨的恶棍做守尉，肯定又收了恶棍的贿赂了。朱博对人们的议论置之不理，只管行自己的事。
有一天，朱博找了个借口召见尚方禁。尚方禁见新任长官又是给自己官做又是突然召见，心中七上八下没个底，也只好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疤痕。朱博就将左右退开，假装十分关心的样子问尚方禁：“你这脸上的伤痕是怎么搞的呀？”
尚方禁做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心想这下肯定完蛋了。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嘴里不停地说道：“小人有罪，小人有罪。”
“既然知道自己有罪，那就原原本本地给我讲来！”
“是，是。”尚方禁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朱博将自己听到的与之相比较，觉得大致差不离。他用两眼严厉地逼着尚方禁，吓得尚方禁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官想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自己努力吗？”
尚方禁开始被朱博的笑声吓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想这下要倒大霉了。但听着听着，终于缓过气来。朱博刚说完，他又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小人万死不辞，一定为大人效劳！”
于是，朱博又用好言安慰了一番，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要他有机会就记录一些其他官员言论，及时向自己报告。尚方禁已经俨然成了朱博的亲信、耳目了。
自从被朱博宽释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时刻铭记在心，所以，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强奸等案件，工作十分见成效，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遂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
使功不如使过，聪明的智者总是善于“执两用中”，既护之又制之。如此一来，就可以使犯错的人以既感激又畏惧的心情，以十倍、百倍的努力，用自己的才智将功补过，从而由“恶”变“善”。
3品行不端的人也可以重用
一般而言，领导者选拔人才，需要其达到德才兼备的标准才可能重用他。但用人不能拘于常规，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非要找品行和才干都拔尖的人，很可能会与那些具有非凡才干的人失之交臂。特别是在自己力量不足的时候，“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西汉时阳武人陈平，家境贫寒，喜欢读书。各路诸侯起兵叛秦，陈平在临济事奉魏王，作太仆。他向魏王献策，魏王没有采用。有人在魏王面前中伤他，陈平就逃走了。
后来陈平又为项羽做事，项羽封他卿一级的爵位。殷王司马印叛乱时，项羽派陈平去攻打司马印，并降服了他。陈平回师，项羽任命他为都尉，赏赐给他黄金二十镒。过了不久，刘邦攻下殷地，项羽大怒，要诛杀那些平定殷地的将领和官吏。陈平很害怕，就把赏赐的黄金和官印装好封起来，派人送还给项羽。自己带着剑从小路逃走，渡过黄河，在惰武归附了刘邦。
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刘邦召他进见，赐给他饭食，打发他去客舍中。陈平说：“我有要事来见您，所说的事不能拖过今天。”
刘邦就和他交谈，两人很投机，脾气投合，爱好相似，有相见恨晚之感，刘邦非常喜欢他，就问他：“你在楚军中担任什么官职？”陈平说：“都尉。”刘邦当天就任命陈平为都尉，让他做参乘，并让他做典护军。
将领们都喧闹起来，说：“大王才得到一个楚军的逃兵，还不知道他的本领高低，就与他同乘一辆车子，还让他反过来监管我们这些老将！我们不服。”刘邦听了，却更加宠爱陈平。
周勃、灌婴等人对刘邦说：“陈平虽然外表俊美，但未必真有什么才能。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曾和他的嫂子私通；为魏王做事时不被容纳，就逃走投奔楚；在楚时仍然没有被重用，又逃跑来归附汉。现在大王您却委任重要的官职，让他做典护军。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贿赂，钱给得多的人就得到好的待遇，钱给得少的人待遇就很不好。陈平根本是个没有操守的乱臣贼子，希望大王明察！”
刘邦不但没有听从劝阻，反而重重地赏赐陈平，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军将领。将领及群臣也不敢再说什么，但心里都窝着气。
后来楚在荥阳包围了汉王。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动乱纷争，什么时候才能安定？”陈平说：“项王的正直之臣只有亚父等几个人，现在若用反间计使他们互相猜疑，我们就一定会攻破楚国。”于是汉王给陈平4万斤黄金，让他去实施计策，从不过问金子的使用情况。陈平运用反间计，果然使项羽猜忌亚父，不再用范增的计策，因此击败了楚国。
这时，周勃、灌婴才感到刘邦用人是用对了，就找到刘邦请求当初错劝之罪，险些让汉王丢失了一个人才。刘邦说，我召见引荐陈平的魏无知，问他陈平的品行如何。魏无知说：“乡里有社庙，陈平当了社宰，每次分祭肉都分得很平均。乡里有父老就说：‘陈家的小子做社宰做得很好啊！’陈平说：‘唉，如果让我主持天下，也会像分祭肉一样公平的！”我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陛下现在问的却是他的品行。现在如果他具有尾生、孝已那样的品行，但对事情的成败却没有什么帮助，陛下哪里有空任用他呢！现在楚汉相争，我推举有不凡谋略的人，只考虑他是否对国家有利而已，至于与嫂子私通、收取贿赂，哪里值得去顾忌呢！”
后来我又召见陈平，问他说：“你侍奉魏而不被接纳，侍奉项王而不被重用，现在又来追随我，有信义的人难道都是三心二意的吗？”
陈平说：“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纳我的意见，所以我才离开他去侍奉项王。项王不能信任人才，他所任用宠爱的人，不是项家的人，就是他老婆的兄弟，哪怕是有不一般才能的人才他也不能任用。我听说汉王能够任用人才，才来归附您。但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就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倘若我的计策的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它。假如没有什么值得采用的，那么金子还都在这里，请让我封好送到官府中，并请求辞去官职。”于是我才重用了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用人时要能够不循常规，隐恶扬善，隐去他人的短处和过错，不能因为人才有某一方面的缺陷就放弃使用。领导者应当胸怀宽厚，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要知道，我们使用一个人是要用他的才干，而非是他的毛病和问题。只有用人所长，才能真正使他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3扬长避短，以扬为主
领导者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找到合适的人，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创意完成本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要“隐恶扬善”、“执两用中”，使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达到合理使用人才的目的。
正确的用人之道，是“隐恶扬善”，是避开一个人短处，充分发挥一个人的长处。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擅长捕猎的豹子。这头豹子长得威武极了，他经常得意地向朋友夸耀：“你们看我的豹子多强壮、多勇猛！它的本事可大了，没有它抓不到的动物！”
他非常宠爱这头豹子，给它拴上镀金的绳子，系上美丽的丝绸，天天喂它吃新鲜的畜肉。一天，一只大老鼠从房檐下跑过，他被吓了一跳，急忙过去解开豹子，让它去扑咬老鼠。可豹子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老鼠几眼，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非常生气，指着豹子大骂：“难道你忘了我是怎么对你的吗？你竟然这样回报我！下次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隔了几天，他又看到一只老鼠跑过去，就又放豹子去扑。豹子还是对老鼠置之不理。他于是大动肝火，愤怒地拿鞭子狠狠地抽打豹子，边打边骂：“你这没用的畜生，只知道享受，什么事也不做，我真是白养你了！”豹子大声号叫着，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主人。但他还是用力地鞭打它，豹子的身上起了一道道血痕。
他的朋友闻讯赶来，对他说：“我听说宝剑虽然锋利，但用来补鞋却不如锥子；丝绸虽然漂亮，但用来洗脸还不如一尺粗布。豹子虽然凶猛，但捉起老鼠来还不如猫。你怎么不用猫来捉老鼠，放开豹子去捉野兽呢？”
他恍然大悟，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很快，猫把老鼠捉完了，豹子在狩猎时捉了很多野兽，数都数不清。
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一开始不能够“执两用中”，不懂得豹子的长处和才能，才做出让豹子抓耗子这样荒唐的事。
每个人都是人才，关键是如何使用。只有做到“隐恶扬善”，善扬其长，力避其短，才能发挥出人才的最大潜能，使之创造出惊人的成就。
任何人都必定有很多“恶”（即弱点），但我们却可以设法使弱点不产生作用。有效的领导者择人任事和升迁，往往都以一个人能做些什么为基础，着眼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并做到以扬长为主。
为此，领导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用人之长：
（1）找准人才之“长”。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同理，人与人也是存在差异的。找准人才之“长”是用人之长的前提、基础。在找人才之“长”前，笔者对这个“长”做了一个界定。“长”指一个人所具备的可为组织所利用，并能为组织带来最大效益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可以是知识、技能、性格、价值观等，它是一个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
那么我们如何来找一个人所拥有的这个“长”呢？
首先，领导者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大公无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也会受到成见、偏见影响。领导者胸襟一定要开阔，一切从整体利益出发，不可让一个人才“漏网”。
其次，领导者应充分利用各种考查方法。人才如冰山，只有1/3的特点浮出水面，2/3藏在水面之下。如果不运用一些合理的考查方法，是很难一眼看出来的。
（2）强化人才之“长”。找到了人才之“长”，我们还需要强化它，使其充分发挥效用。首先，要将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为其提供发挥特点的平台，让其在实际的工作中不断锻炼、不断反复、不断重申这一特点，从而起到强化人才之“长”的目的。不但人要适岗，同时也应考虑岗位是否对人才之“长”起促进、强化作用。正如棉被的问题，如果它的位子没放对，本应有的作用都没办法发挥出来，就更谈不上强化其“长”了。其次，要适时开展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培训。培训不但要补人才所短，同时应该培训人才所长。让人才之“长”更突出、更醒目，并让其在你的组织里形成一定的品牌。
（3）优化人才之“长”。优化人才之“长”，就是实现人才的最优。优化配置，平衡互补，取各家之“长”熔于一炉，并相互扬“长”、相互促“长”。最实用的办法就是，用一些人的长处去弥补另一些人的短处。平衡互补体现在用人的多个方面，如专业互补、知识互补、个性互补、年龄互补、性别互补、综合互补等。长短相配，以长济短，形成多种互补效应的人才结构，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者要根据组织的目标，采取相关的人才组合，合理搭配人才，使各种专业、知识、智能、气质、年龄的人员，组成一个充满生机、整体优化的人才群体结构，相互切磋、相互启发、优势互补、互相激励、互相扬“长”、相互促“长”。这样做，不仅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而且可使群体作用功能达到1+1＞2的状态，并在整体上取得最佳的组织功能。
4多征询下属的意见
孔子认为，舜之所以是最智慧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舜好问以好察迩言”。的确，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虽然舜是最后的决策者，但这个决策绝不应只经过他一个大脑的思考和过滤，而应经过不同角度的碰撞，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成熟，更经得起考验。
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多征询下属的意见，倾听不同人的声音——哪怕是批评和怨言，也是十分有益的，只有兼听而非偏听，兼信而非偏信，决策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
正因为懂得这个道理，唐太宗李世民才急切地向下属求谏，进而造就了一代盛唐，自己也成为一位千古明君。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
由于李世民平日仪表威严，常使朝见的百官举止失措。当他了解此事后，每次召见朝事者，都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以希望听到大臣谏言，了解政教得失。
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和水相互依存，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卿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谏官。向君主进谏，不予采纳就以死进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
李世民对王珪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与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因为商朝箕子装疯卖傻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遭株连，这合理吗？”
杜如晦对此发表见解，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仲尼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杜如晦又说：“拿昔日的晋惠帝来说吧，当贾后将太子废掉时，司空张华并不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王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问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
杜如晦据此总结说：“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危急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李世民听了杜如晦这番大论，十分赞佩，便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
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贞观六年（公元632），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卿姚恩廉等人的上书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遂召见他们说：
“朕遍察自古以来大臣尽忠之事，如果遇到明主，便能够竭尽忠诚，加以规谏，像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遭到杀戮而且祸及子孙。这说明，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不容易，做一个正直的臣子尤难。朕又听说龙可以被降服驯养，然而龙的颌下有逆鳞，一旦触犯就会伤人。君主也是这样，他的颔下也有逆鳞。你们不避触犯龙鳞，各自进谏奏事，如能经常这样做，朕又何忧社稷的倾覆呢！每想到你们忠心进谏的诚意，朕就一刻不能忘记。所以特设宴招待你们来共享欢乐。”在赐酒欢宴的同时，还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布帛。
大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齐桓公衣钩之罪，然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仲，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又说：“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到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正如前面所述，李世民不但希望别人对他进谏，而且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劝谏。贞观五年（公元631），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愤怒时则乱杀无辜。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进谏。你们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劝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奉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公元634），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朕每次独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因此希望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劝谏，以使自己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此时已是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进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征：“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
魏征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自知者明，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人，都自以为出类拔萃，他人比不上。如果著名的工匠和文士，能够互相批评、指正，那么文章和工艺的拙劣之处就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君主必须有匡正规谏的大臣来指正他的缺点过失。君主日理万机，一个人听政决断，虽然忧虑劳碌，又怎能把事情全部处理妥当呢？朕常常思考，遇事时魏征随时都能给予指正、规谏，且多切中失误之处，就像明镜照见自己的形体，美丑一下子都能显现一样。”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资鼓励，意思是让他们向魏征学习。
据史载，有一次李世民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从前舜打造漆器，禹雕镂俎，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多人，盛装食物的小小器皿，何须这么多人苦谏？”
褚遂良说：“雕琢器皿会影响农业生产，纺织五彩绦条会耽误女子的工作。追求奢侈，那么国家就会慢慢走向灭亡。漆器不满足，必用金器代替；金器不满足，必用玉器代替。所以正直大臣的规谏必须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等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规谏的必要了。”
李世民听了，深以为然，高兴地称赞褚遂良说得对，并说：“朕的行为如果有不当之处，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应该进言规谏。近来朕看前代的史书，有的大臣向君王谏事，君主总是回答‘已做过了’或者‘已经允诺’，实际上却并不加以改正，这样下去国家走向危亡，就会像翻掌一样容易啊。”
作为一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君王，每句话都可以当做“圣旨”来看待，这样说，也就等于这样去做。从这些生动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贵为天子的李世民思想境界的高远和通达，心境的透亮和宏阔，在封建社会中恐怕只有少数明君才具备。而在今天，事情的专业化和复杂性更要求领导者要勇于求知、虚心求谏，否则，就可能走进自我封闭、自我葬送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