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心的花蕊
萧红，她终将独自漂泊。没有了温暖的爱，她成了一朵失心的花蕊，随着命运的苦雨寒流，浮转，漂泊。
先期到了重庆的端木蕻良，当不成战地记者，却在迁至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谋了一份教职。由校方安排，他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的楼上。萧红按照罗烽在船上写给端木蕻良的住址，设法联系上了白朗，很快地便住进了江津白朗的家里。
同白朗的再次相聚，萧红觉得十分幸运。白朗是萧红同萧军在一起时就认识的朋友，可以说，一路走来，她见证了萧红的宿命。她是喜欢萧红的，包括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却也为萧红怜惜着。每一次见面交谈，她都感觉到萧红内心的忧郁逐渐深沉了，然而，她觉得总是会有一个不幸的阴影笼罩着萧红。然而，这个不幸很快就发生了。萧红和萧军分手了。曾经的相互搀扶，到如今的各岸天涯。这其中的悲伤想必只有萧红自己懂得。
白郎不清楚在萧红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清楚的看到，萧红惊人的改变，仿佛是换了一个灵魂。
两人同住了一个多月，萧红从来不向白朗谈起和萧军分开之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埋在心里，对于一向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肯吐露真情。但是，就算是萧红一言不发，她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萧红心中的忧郁，连笑容里都带着伤愁，涌动在她的生命里，浓得化不开。
仿佛是岁月榨干了她心中的柔情，萧红变得暴躁易怒了。有时候会忽然发脾气，直到理智恢复，当她清醒时，才意识到白朗本来不应该是自己的发泄对象。于是便沉默下去。
如果说相爱是一场痛，那么同萧军的离别便是她好不了的伤。
有些人，是掌心的一道划痕，痛过之后，结成疤，便成为往事。有些人，驻留在心底，轻轻一碰，便是一次剧痛，一生好不了的伤。
萧军，正是烙印在萧红生命里的那个人。
萧红的肚子越来越大，在将要分娩的时候白朗把萧红送到附近的一家小医院。
萧红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静静地体味着身体和灵魂的痛楚。她回忆起了多年前行将分娩的场景。那时她刚刚逃离旅馆，那时她饱受困难的折磨，那时她头脑中曾闪过许多生生死死的念头，但最重要的是，那时萧军还在，他用尽浑身能量来保护自己。而此刻，她腹中怀着这个曾经她深爱的男人的孩子。然而，物是人非，爱人不在。她无可奈何地感受着孤独。却连悲伤都觉得格外的累。
不久，萧红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婴。白朗到医院看过，婴孩又白又胖，和萧军样子很像。
然而，仅仅三天，便离开了世界。
萧红如离了魂一样，紧锁在痛苦里。医院里只有萧红一个产妇，闹着要出院，她害怕梦魇一次次扼住她的喉咙。然而，这一次，白朗的房东不让她再住进来。按照当地的旧俗，未出满月的女人是有邪气的，住在家里不吉利。
白郎拗不过房东的刁难，只好为萧红让走了。
在最后握别的时刻，萧红面对着滔滔水流，她知道未来的远景已经摆面前了，她也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出院以后，住进歌乐山云顶寺下的一间租定的房子里。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般都不会住在山上。
幽寂的环境，她饱尝生命辛酸的心已经溢满了满腔墨泪，等待着挥洒和倾泻，萧红开始恢复她的写作。
这里有一家著名的歌乐山保育院，是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设立的，院里收养的小朋友多是汉口一带的流浪儿童。音乐家沙梅、季峰夫妇在保育院工作，他们有时会遇见一位妇女挎着篮子，从山坡顶上的房子里走下来买菜。身穿着旧旗袍，脸色苍白如雪，眼眸幽幽，涌动着深郁。
季峰很早就读过萧红的《生死场》，非常仰慕，她很想同萧红深入地谈一谈，但是多少次的想法却始终没有开口，有几次在路上遇见，也只是寒暄两句而已。季峰看得出来，萧红不大爱同别人交流。
萧红的性格越发的怪，平日里窗子和帘子通通关上，也不怎么理会别人，她像是独自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一般。端木蕻良有时去看她，却也是不从正路走，而是走的侧路。
就算是有端木蕻良偶来探望，萧红的生活依然是孤独的，他们的关系微妙而尴尬。萧红阴沉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了，她知道，心中的爱情之火，将永远无法复燃。
多少人，生命还在，爱情却早夭。萧红，过早的尝尽了生命的艰辛苦痛，承受了太多不可承受的负重。
在某一天里，萧红忽然觉得，这样活着太累，她也许应该换一种面貌。
萧红不久就搬到了，重庆的一条不见阳光的名叫米花街的小胡同里居住。房子是池田租的，邻居有绿川英子。
1939年，春回大地，四处一片盎然生机。
萧红也换了一番面貌，衣着也开始注意了，开始注重美和享受。她潇洒的样子，让朋友们也安心不少，然而，这是真实的萧红吗？她将真实的自己藏到了哪里。
夏天，萧红搬到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宿舍里，同端木蕻良住在了一起，尽管双方都极力否认，他们还是结合到了一起。
从那以后，萧红便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她成了谜。
开始一段时间，萧红还会常常一个人去看胡风夫妇。梅志刚刚产下一个女孩，萧红前来探望。
梅志高兴地称道：“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告诉梅志，这衣服的衣料、金线，还有铜扣子，全是她在地摊上买的。梅志还见过她穿的另一件毛蓝色布旗袍，也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那上面还有她用白丝线绣的人字形花纹，把一块粗布料显衬得既雅致又大方。
萧红对于衣饰的讲究，居然作为一种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那里去了。在重庆，萧红也是受到了一些非议。然而，这些舆论对萧红并不大，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的风声，雨声，质问声，都不过是轻轻耳语，从不曾扰乱她的心。
一天，萧红又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里来了。胡风不在家，她留了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一边喘气，一边抱怨这山城出门行路的艰难。
梅志为她倒了茶，随即坐下来闲谈，话间，忽然想起日前收到的萧军的来信，便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萧红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照片是萧军和一位姑娘的结婚照。两个人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那姑娘看起来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她翻过照片的反面，上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静默得像是一尊雕像。刚刚脸上所有的色泽都瞬间退却。
所有光阴在回忆里倒流，回忆化成了苦汁湮灭了萧红的心。那一刻，她终于明白，那一段感情，无论是痛苦，还是甜蜜，都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她的生命里，拔不出来。
梅志失悔了，本以为两个人是缘分尽了和平分手，不会再介意什么。没想到却对萧红产生了如此大的触动。
梅志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萧红默默地沉寂着。
过了好一会而，萧红也像是醒过来似的，然后就匆匆逃开。
这一年冬天，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秉庄的房子里。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栋新式楼房。当时端木蕻良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另外还有几个教授也住在这里。靳以就住在端木蕻良的楼上，因为在上海时就认识萧红，也写文章，所以时有往来。
这时候的萧红，身体和心情都开始变坏，消瘦，咳嗽，脸上失去血色，也失去了笑容。她把自己紧紧锁了起来。
2.不落的梦
据说，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曾经找过萧红，请她担任一两节文学课，她谢绝了。
要写作，就必须赢得支配自己的自由。她所以主动远离重庆文艺界，在萧红看来，写作是个人的事，是在独立的房间里进行的，种种的文艺活动，实际上与创作毫无关系，而且会造成损害。
在武汉，她曾经参加过两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她的意见就相当的孤立。关于文学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是时代中的作家个体，强调生活的积淀及其思考。
这时候的萧红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权威的证明，因为她自己已经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她心中对于权威的信仰，已经随着萧军逝去了。所以，在返回故乡呼兰河的同时，她要重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少为人所知的人性的方面。一个人，只要怀着人类的梦想，内心充满自由、爱和温暖，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抗争。
她一而再地回到这样的一场斗争里。呼兰河和鲁迅，凝聚了人类的苦难、爱和抗争，这时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回忆和写作使她充实。她愿意让自己陷入这中间。在实际生活中，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并不使她感到快乐，而是愈来愈疲乏、痛苦和沮丧。
几个月来，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文化人又开始陆续向周边或远处撤离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在各自写他们的长篇，然而城市上空的警报却一次又一次的在鸣响。
这对于萧红来说，是满载着恐慌。
这时，孙寒冰来找端木蕻良，希望他去香港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在港的东北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周鲸文也邀请他去香港办《时代批评》。他的小说《大江》正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这里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可以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到香港去。
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从异乡到异乡，她的一生从未停止过漂泊。
香港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这时的萧红，如同耀眼的明星，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作过多次关于抗战、妇女问题和文艺问题的讲演。
社会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三月间，还曾起意编辑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名目就叫《鲁迅》。在她的计划中，这刊物有长篇，有短篇，也有散文和诗，但一定要每期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她想到三部分的工作，一是收集稿子，二是弄出版关系，最后还想由自己去弄钱。其中重要的是组稿，为此，她还特意写信给许广平，希望得到具体的赞同。
到了下半年，香港的空气因不时传出日本南进的消息而呈一种疟疾式的紧张，每到这时，她立即写信说正在购机票回重庆，要梅志给先找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以写作或生病为理由延宕下来了。一种焦虑的心境始终萦绕着萧红的心，起起伏伏，终使她无法平静下来。
她也有信给靳以，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切之情，一颗孤苦的心，再也难寻灵魂的照拂。
萧红对白郎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状况：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她在寂静中独自享用孤独，一颗心缱绻在忧伤里，无法与愈合。然而，她还不到三十岁的年龄，还未来得及绽放，却已经行将枯萎。以最沧桑的姿势面对生命。
端木蕻良依样的风流倜傥。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
端木蕻良的做派使萧红对她越来越反感，他们的感情悄悄地走向了陌路。
端木蕻良一直认为萧红的病情“没有太多症状”没有像萧红向朋友们所倾诉的那样；他只看到她喜欢喝酒抽烟。没有了情感的牵系，也就再也看不到她灵魂深处的样子。
表面上一对爱旅，实际上已经是形同陌路，彼此默然。
同端木蕻良的结合，是萧红最无奈的宿命。萧红不是没有想过要挣扎，因为早在重庆的时候，萧红就产生过离开端木蕻良。然而，最终她又走回到了他的身边。在饱尝了孤独之苦后，她迫切地渴望一个伴。她自觉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她是女人，而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哪里都有“封建”这个罪恶力量的存在。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逃不出男人的天罗地网。
这是萧红同骆宾基谈话时说到的理由，简单苍白，注满了生命的无力感。她深深地渴望着爱，就算爱所剩无几，她也是再也不忍心割舍掉。
从重庆到香港，是萧红对爱与自由的最后追逐，然而，她却时时被情感牵绊着，得不到自由，她是矛盾的，一生都在逃，都在追，逃离苦难，追逐爱，在失去与获得中挣扎。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她是时时计划着返回重庆的，端木虽然也计划着离开香港，未来的落脚点却选择了昆明。不同的路线，已经很显然地表示出了各自的心意。
次年，萧红还曾作过一次逃离的尝试。当她从史沫特莱那里获知日本进攻香港的军事动态之后，即动员来港的茅盾和她一同去新加坡。一是为了安身，再也是为了离开端木蕻良，这份情感中，她始终没有找到救赎，又一次满载了失望。
茅盾事后回忆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寂寞是一朵妖花，在萧红痛苦的心中，艳艳地绽放，狠狠地吸着她心头的血，使她的灵魂一次次痛苦地喊叫，渐渐苍白。
一生逐爱流转，却终在时光里啃噬孤独。她加紧写作，这是她最畅快的倾斜出口。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她才清醒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1940年，她出版了几种著作，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接着，又写了短篇《后花园》、纪念鲁迅的哑剧《民族魂》；长篇《呼兰河传》也终告完成。1941年她写下短篇《北中国》和《小城三月》，后者是在病枕上写成的；连续发表长篇《马伯乐》，然而，随着她的病情加重，她的写作也不得不停止。
《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是一条心路。
呼兰旧梦，再回首往事幽幽如风，在每一刻寂静光阴里吹拂着萧红的心。呼兰是她生命最初的地方，也是她最初的伤痛所在。
她没有为时代高唱战歌，而是寂静地为广大劳苦的人们深深呐喊。
萧红知道，呼兰河的土地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的作品，她在聆听呼兰河的倾诉，为这片土地代笔，静静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3.最后的故事
《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个文学作品，像是一首生命的挽歌，悠扬婉转，又带着淡淡忧愁。
转眼间，秋色渐浓，她心中生出一种苍茫的哀愁，她胸中燃起了诉说的欲望，于是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自己的乡亲，一封给自己的弟弟。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封寄不走走的信，满满地装载着她的情绪，她的怀思，她的哀愁，随着她的脚步扩散四方，最后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永恒的烙印。
张秀珂并没有看到这封信，他在游击队里。据他说，他曾经写过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延安寄去。他以为姐姐萧红仍然和萧军在一起。后来他又寄信去过香港，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再得消息时，萧红已经走了整整一个春季。
书信搁笔之后，她的病情也更加严重，经过全面检查，医院确认萧红患了肺结核，于是把她从普通病房搬到隔离病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