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形态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的影响
许倩、Deanna Behring、Robert J.Chesnick
黄淑贞翻译
摘要：本文考察不同的媒介形态——尤其是声频形态与文本形态之间，如何影响跨文化虚拟合作的结果与满意度。它首先回顾了当前的学术研究，包括虚拟合作中媒介技术的利用，文化差异对团队合作的影响，以及不同的网络传播工具与文化感知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团队之间的合作。基于现有的文献，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对检验这些假设的方法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回顾了研究的结果之后，本文讨论了它对实际应用以及未来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媒介形态，虚拟合作，声频形态，文本形态一、绪论
在今日的全球社会，跨文化与跨国界的合作对于工作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多的跨国组织与跨国公司依靠跨文化团队来作战略思考、创造新产品、作出决策以及回应危机。这些临时性的团队常常囊括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拥有与众不同技术才能的个人（Early&；Peterson，2004）。
此外，为了回应所谓的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机遇，科技的合作与组织过程也在逐渐转变。组织变得越来越有弹性，并以虚拟、无疆界或者网络团队为特征（Nemiro，2002）。组织正在利用新的技术，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图通过虚拟合作提升其表现（Holahan，Aronson，Jurkat，&； Schoorman，2004）。如今，超过60%的职业员工在虚拟团队中工作（Kanawat tanachai &； Yoo，2002）。对于许多行业而言，新世纪的生存就看虚拟合作的效果如何。
目前的这个研究是考察不同的媒介形态——尤其是声频形态与文本形态，如何影响跨文化虚拟合作的结果与满意度。它首先回顾了当前的学术研究，包括虚拟合作中媒介技术的利用，文化差异对团队合作的影响，以及不同的网络传播工具与文化感知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团队之间的合作。基于现有的文献，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对检验这些假设的方法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回顾了研究的结果之后，本文讨论了它对实际应用以及未来研究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为了考察不同媒介形态——尤其是声源形态与文本形态之间，如何影响跨文化虚拟合作，我们首先回顾三个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媒介丰富度对虚拟合作的影响、文化差异对团队合作的影响，以及不同的网络传播工具与文化差异的交互作用对虚拟合作的影响。
（一）虚拟团队协作与媒介丰富度
虚拟团队是由地理上散布各地的成员组成的小组，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来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Nemiro，2002）。虚拟团队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用科技达成交流；虚拟性与科技的共同作用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工作小组。例如，Godar和Ferris（2004）就识别出虚拟合作与面对面的交流之间三种主要的差别。虚拟团队成员之间新的交流维度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藩篱，改变了传统的小组合作的程序，并提高了小组访问、分享、利用、恢复与存储信息的能力。然而，虚拟合作中的这些方面还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益处包括：更好的适应性、更迅速的反应时间、任务的专门化、更宽广的到达范围以及更充分的讨论。成本则包括更激烈的冲突、下降的忠诚度、缺乏凝聚力的认同以及信息的过载（De Sanctis&；Monge，1999）。虚拟合作中涉及的网络交流工具在形态上也有差异。随着特定情境的不同，虚拟交流涉及的各种媒介形态起着不同的作用（Nemiro，2002）。
根据媒介丰富度理论（Daft&；Lengel，1984；1986），不同的传播媒介在消除不确定、协商阐释以及促进理解上有着不同的效用。对于媒介丰富度的评估基于以下四个标准：（1）反馈能力——促进即时反馈的能力；（2）多重信息/传播渠道的使用——该媒介所促成的信息范畴；（3）语言的多样性——促成数字以及自然语言之使用的能力；（4）个人聚焦——传递参与传播的个体之感受与情绪的能力。低丰富度的媒介据称适用于辅助讨论简单的议题，而高丰富度者则更适于复杂的组织任务（Daft，Lengel，&；Trevino，1987）。
目前有关媒介丰富度与虚拟团队合作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比较面对面交流与视频/音频会议系统或者其他像邮件或通讯系统一类的网络媒介之间的差异（Setlock，Quinones，&； Fussell，2007；Set‐lock，Fussell，&； Neuwirth，2004；Straus &； McGrath，1994；Samarah，Paul，Mykytyn，&； Seetharaman，2003；Veinott，Olson，Olson，&；Fu，1999）。这些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比网络传播有着更高的丰富度。
然而，网络传播媒介在渠道速度、带宽以及传输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多少信息能被呈现、多少个人情感能被传递，以及该媒介支持交流的能力（Valacich，Paranka，George，&； Nunamak‐er，1993）。Fletcher与Major（2006）提出，由于网络媒介有着不同的形态，它们在协助团队合作时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比较面对面交流与不同的网络媒体，考察不同的媒介形态在协助或妨碍虚拟团队合作中的差异就变得很重要。
举例来说，基于文本的网络媒介，例如邮件、基于文本的即时通讯或者留言板系统，它们的带宽较窄，这就严重限制了声音、视觉以及情绪信息的表达。基于音频的媒介，像会议系统或VOIP电话拥有较宽的带宽，能够传递更动态的表达以及非语言信息（Markus，1994；Val‐acich，Sarker，Pratt，&； Groomer，2002）。
无数来自新闻从业者的文章都已提出了交流的重要性，重申要选择正确的科技以达到最有效的团队交流（Alexander，2000；Chase，1999）。然而，比较不同传播形态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在探索虚拟会议小组互动的四种形态——无交流、文本交谈、文本对语音、语音，Jensen，Farmham，Drucker，&；Kollock（2000）发现语音条件导致了水平最高的合作。他们提出，语音系统的带宽比其他三种系统更宽，这就保证了更多传播信息的传递。更多的信息可以减少感知交流的困难，从而带来成功的合作结果（Veinott，etal，1999）。
Jensen等人（2000）还发现，更为即时性的交流方式——比如声音，可以产生更强烈的社会在场感，比起像文本交谈这样及时性较差的交流方式，在促进合作方面更为有效。在一个有关谈话与社会合作的早期研究当中，Sally（1995）认为交流的益处被口头讨论所大大局限。而与基于文本的媒介相比，基于音频/视频的媒介更能使人在感知和心理上沉浸其中，换言之，更为“直接”。与基于文本的媒介相比，基于音频/视频的媒介能传递更多的信息，因而能在合作中为对方创造更丰富的感知体验。现存的大部分有关传播方式与其对合作的相关效果的文献发现，丰富度更高的媒介形态能带来更好的合作结果，比如更好的任务表现和更高的满意度。基于上述有关媒介丰富度与虚拟团队合作的文献，我们作出了以下假设。
H1.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语音条件下将比在文本条件下取得更好的任务表现。
H2.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语音条件下将比在文本条件下感到更为满意。
H3.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语音条件下将比在文本条件下感受到更少的交流困难。
Veinott等人（1999）提出，交流困难是导致不成功的虚拟合作的原因之一。基于语音的媒介可以表达更多的信息，因而比基于文本的媒介导致更少的交流困难。因此，我们设定了假设来检验在感知交流困难时的中介效果。
H4a.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感知到的交流困难是媒介形态与任务表现之相互关系的中介变量。
H4b.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感知到的交流困难是媒介形态与满意度之相互关系的中介变量。
（二）文化差异与团队协作
虚拟团队在地理分布方面也千差万别，有的是一位成员身处一个与团队其他成员不一样的地方，有的则是每一个成员分别身处不同的国家。国家背景与文化的多样性在虚拟团队当中是普遍存在的（Sta‐ples &； Zhao，2006）。因此，在探讨媒介形态与虚拟合作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忽略文化多样性或差异的影响。
跨文化传播常常涉及到这样的过程，即一种文化之下被编码的信息，另一种文化之下的接收者解码（Porter&；Samovar，2003）。在小组或团队的背景之下，关键点在于人们在社会感知或者建立与归结意义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文化变迁。
根据Porter &； Samovar（2003）的观点，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八个重要的变量：非语言的表达性行为、态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角色与角色规定、对空间的使用与组织、语言以及对时间的概念化。
在这些变量里，他们相信对于跨文化的团队交流而言，角色与角色规定、非语言的表达性行为以及态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
在跨文化研究的领域当中，被引用最多的学者是Hofstede（2001），他界定了文化的五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子气、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以及长期导向。基于Hofstede（2001）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Boone，Meng，&；Velden（2004）发展出一系列的指标来测量在个人层面上的文化差异。这一系列的指标与我们的研究是相关的，因为它代表了团队协作当中人际互动的特征。
与成员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它对于团队合作的过程和结果之影响的研究还有很多。Staples&；Zhao（2006）就已辨识出表层多样性（像种族/民族特点这样的可直接测量特征）与深层多样性（像价值观、期望、信仰这样的不可直接测量的特征）。表层多样性被认为是妨碍跨文化小组的表现的（由于加强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些结果得以发生的机制，以及传播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仍然是研究兴趣的所在，因为目前相关的解释还很少。此外，这些过程将如何影响虚拟语境下的协作仍未被很好地了解。
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将导致相应的困难（Kayworth &； Leidner，2000；Maznevski &； Chudoba，2000），引起团队合作与任务结果当中的一些问题（Kayworth &； Leidner，2000）。Olson与Olson（2000）还指出，全球性的跨文化团队需要提出文化差异这个问题。他们描绘了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协作成功的一系列方式，比如说影响对非语言信息的感知与处理策略。基于这些研究，我们作出了以下的假设，聚焦文化差异与虚拟合作之间的关系。
H5a.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与伙伴的合作中感受到的文化差异越少，他们的任务表现就越好。
H5b.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与伙伴的合作中感受到的文化差异越少，他们的满意度就越高。
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为了能和整个团队的成员交流，他们使用的可能不是其母语。那些使用非母语的人似乎会在表达和理解方面比他们的伙伴体验到更多的困难。他们也不得不更多地使用短时记忆或者付出更多的精神努力（Zhang，2006）。对于那些使用母语的人而言，尽管他们没有表达上的问题，但他们也可能会感到，要与那些使用非母语的伙伴取得共鸣有困难。因此，语言差异将把跨文化合作的问题复杂化。一些学者也许会把语言差异视作文化差异的一部分。然而，在本研究中，我们想把两者分开。与那些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都使用同样的母语的团队相比，那些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并且使用着不同的母语的团队将在协作中体验到更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差异将加剧本已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困难。考虑到感知到的语言差异与协作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假设。
H6a.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合作中感知到的语言差异越少，其任务表现就越好。
H6b.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合作中感知到的语言差异越少，其满意度就越高。
（三）文化多样性与媒介形态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回顾了媒介形态（音频与文本对比）对虚拟团队协作的结果（包括任务表现与满意度）的影响，并通过考察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回顾了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协作的影响。然而，在虚拟合作当中，这两种类型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现存的文献还不足以解释在虚拟合作当中，媒介形态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