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各国媒体发现，成为“电视明星”；他，32岁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机智冷静的发言；他，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有理有节的辩论；他，任驻法大使，务实与亲和的作风。
42年外交生涯——无论是“刀尖之舞”，还是“薄冰之履”，他都舞得潇洒、走得从容。
纯属“阴差阳错”
在巴黎马约门148号协和会议中心，正在举行的不是音乐会或者戏剧演出，而是申办2012年和2015年世界博览会的现场，这是国际展览局的第140次大会。已经有153年历史的世界博览会比奥运会早了近半个世纪。5个申办国家都出动了最强阵容，各自施展解数，争夺异常激烈。而赫然坐在国际展览局主席席位上的中国人，就是久负盛名的外交家吴建民。自从1851年在伦敦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以来，吴建民是国际展览局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第一位来自亚洲的主席，并且连任了两届。
吴建民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久负盛名，很多人都领教过他出色的口才，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被各国的媒体发现。然而，这个中外媒体眼中的“电视明星”，从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一名驰名外交舞台的资深外交家，用他自己的话说，纯属“阴差阳错”。
1939年，吴建民出生于重庆，迎接他的是震惊中外的日军“重庆大轰炸”。
吴建民的父亲做过司机，母亲做过炊事员。195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吴建民充满了梦想，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然而，班主任却推荐他去参加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南京的特招考试。
吴建民：一听是外国语学院，马上想到做翻译。在1955年的时候，从电影上看翻译官的形象是不好的，要么是给人家拎皮包的，要么就是日本鬼子的翻译官。
16岁的吴建民听从班主任的安排，顺利考进了按部队院校要求招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生的外语课基本上都是俄语；而吴建民被分配到了法语班，这是完全陌生的语言。
4年之后，所有成绩都是5分的吴建民，被外交部挑走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些未来的年轻翻译要继续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级翻译班”里再学3年，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班。可是刚学了一年半，吴建民又被共青团中央看中，把他从外交部借调出来，派往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
就这样，刚刚20出头的吴建民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吴建民：1961年1月我开始了外交生涯。我到布达佩斯去，在那儿一住住了4年。当时共青团中央驻外有一个组织，叫作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在布达佩斯，工作语言是法语。有的代表讲英语，开会的时候要翻译成法文。这样的话，跟那些讲英语的代表接触，就要讲一点英文。
在布达佩斯的4年，吴建民无师自通地开始了他外交生涯的启蒙阶段。专攻法语、又能“招呼”英语的吴建民成了“香饽饽”。驻匈牙利大使韩克华早就想把他调进大使馆，团中央也以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想调他。
两家“抢”得正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却暗暗拿定了主意：把这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给我调回外交部。就这样，1965年，吴建民回到了北京，专门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从1965年到1971年的6年时间里，吴建民在领袖们的身边得到了言传身教。而他跟得最多的是周恩来，这对他一生做人的准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吴建民：从1965年到1971年，6年翻译，周总理对我是有很深的影响的，他对人很尊重。总理那个时候见客人，总是夜里见，最长的大概从晚上11点，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当时喝水也不多，也不上厕所，5个小时都能够熬得住。完了之后，总理挺高兴的，谈完把外宾送走。在电梯里面，总理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这个人很精干。让总理肯定一句是不大容易的，那个时候，总理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为了这个席位，新中国斗争和等待了22年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讨论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联合提出的议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就中国代表权问题，80多个国家的代表争相发言。经过长达一周的激烈争论，10月25日晚，大会就“两阿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而此刻，基辛格乘坐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第二次来到了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10月26日（北京时间）上午，基辛格准备启程回国。他对前来送行的叶剑英元帅说：“联大会议现在正在表决恢复你们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我看今年不会通过，等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过你们以后，明年你们就可以进联合国了。”
然而，基辛格的话音和他乘坐的“空军一号”还没有落地，第26届联大就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形势发展之快，连基辛格这样的政治家也估计不足。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时间），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为了这个席位，新中国斗争和等待了22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慨地说，过去联合国像个瘸子，现在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26日（北京时间）当晚，一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毛泽东决定马上组建中国代表团赶赴纽约，出席已经开了一半的第26届联大。吴建民和施燕华这对“伉俪翻译”都被选为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当时他们都是32岁，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吴建民：一个星期，从通知到走，一个星期。小孩也是，马上要送回上海。我们是11月9号走的，8号夜里，总理突然找我们开会。已经是深夜了，我记得到的时候都快12点了，开到大概第二天早上3点多钟才回去睡觉。
根据毛主席意见，周恩来总理率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送代表团，还有工农兵代表，很多人呐！在机场绕场一周。
我当时是三等秘书，小萝卜头啊。当时礼宾司说，你们这些下面的同志先上飞机。我们就“咚咚咚”跑上舷梯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总理回头一看：怎么走了？我还没有跟你们握手呢！然后我们就“咚咚咚”又都被叫了下来。
因为我在1965年开始做翻译时就见到了总理，到1971年，6年时间，明显感觉总理老下来了。一看那个样子，心里觉得有点凄怅啊！所以冒出一句话：总理保重！总理回答一句：谢谢你！上了飞机之后，脑子里面还在浮现这个场景……这是最后一次见总理！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金黄色大厅。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利克致辞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之后，包括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美国、日本在内，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都上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
乔冠华（前外交部长）发言：我们主张，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容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统治、干涉或欺侮别人的超级大国。
吴建民：当时我们下榻的是罗斯福旅馆，记者就守候在旅馆的大厅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问你。“早上吃什么了？”“你自己喜不喜欢吃起司？”
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是消息。那个时候，一条政策，不接受记者采访。
美国媒体对中国代表团的关注，并不亚于对那些大明星们。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媒体眼中，简直就是享受着明星们的“待遇”，《纽约时报》曾用半个版面逐个地介绍了他们的年龄、生平和爱好。
联合国是各国外交官的橱窗，因为派到联合国的都是各国非常优秀的外交官，在这里时常能听到一些精彩漂亮的驳斥对方观点的即席发言。与国内不同的是，在联合国，吴建民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接触非常多，而且都是单兵作战。
吴建民：我们去了之后，大家非常重视我们，邀请我们出席酒会啊、招待会啊，各种各样的请帖很多。当时清规戒律很多，有些国家的人不能接触，甚至不能握手。比如像以色列，那个时候我们承认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经常批评它。但是我们去了之后，有的酒会在一个很大的场面举行，那个当然还好说，你可以挑选你愿意接触的外交官接触；有的时候请到人家家里去，你到的时候，主人就要把在场的外交官，一个一个给你介绍：这个是美国的参赞，这个是法国的一等秘书，这个是以色列参赞……
手伸来了，你能不握吗？这不行！当时也就握了。握了之后，他就问了几句，后来就不跟他多谈。回来之后一报告，乔老爷一听，笑了：握了就握了吧。比较现实，比较现实！因为你想想，我们的外交，原来是比较小的外交，一下到了联合国，见了这样的场合，各国的外交官都接触。当时在安理会也看到，我们的黄华大使，也跟以色列大使接触，因为安理会主席啊，主席必须跟各国外交官接触啊。慢慢地，这条禁令也就突破了。
吴建民：当时我在代表团政治组，分工管安理会的中东问题、南非问题、塞浦路斯问题，都是当时的热点。安理会要讨论了，各国的态度是什么？你得去摸情况，回来都要写电报。当时我们的组长是周南，电报写给他改，然后发回去。开始写的电报不行，我看周南，划得剩不了几句话，挺伤心的。
慢慢地，噢，知道了，写电报应当这样写。
我觉得联合国的生涯，对我来讲太重要了！10年，对，前后10年。
“批评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
1991年1月，吴建民走马上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同时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10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下子成为吸引中外媒体眼球的焦点。
政府发言人是一项压力极大的工作，外交部更是国家的一根敏感神经，一字一句都牵涉到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稍有差池，后果都将不堪设想。而当时的形势又非常复杂，吴建民感到如履薄冰。
吴建民：第一，记者招待会之前，都有一个为准备记者招待会的班子，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想到；第二，也有可能会突然冒出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就要马上做一个判断——这个问题，我能答还是不能答？能答，我们政策界限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明确。因为发言人是代表，是授权发言，并不是个人谈感想。
1993年1月，美国新一届总统克林顿举行了盛大的就职典礼。不久，克林顿正如他在竞选时就曾扬言的那样，宣布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以附加的七项人权条件，来决定是否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从而对中国施压。
然而没多久，来自美国国内的责难不断警告克林顿政府，如果不能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受打击更大的将是美国经济。这一政策反而把克林顿政府套进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1994年3月，克林顿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北京，此次访问备受关注。
吴建民：他是想把“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脱钩之前，想让中国人做点让步。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有些该让的，我们应当让；但该坚持的原则还是要坚持。
按照惯例，每一次两国领导人见面后，外交部都要开记者招待会，吴建民称之为“吹风”。那次“吹风”会备受媒体关注，尤其吸引了众多的美国媒体。记者之多，问题之尖锐，也让吴建民记忆犹新。
吴建民：有一个记者，大概心里面有气，一上来就对我发气，说，这次克里斯托弗来，你们保安怎么做得这么严格？中国政府怎么这么紧张？是不是怕自己倒台？我说，有重要人物来访，加强保卫，这不是中国政府的发明，每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1993年11月，西雅图举行第一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我去了，我说，我在美国，你们的保安很厉害啊！我要上电梯，他保护的一个对象要过来，他一巴掌把我推开。当时那记者马上问，你抗议了吗？我说，我没有抗议，我心里不高兴，但是我知道，保安是在履行他的职责。
怕？中国政府有什么好怕的？我还没见到哪个国家政府，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时候，它会倒台！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回事儿。一讲这个话，下面的人，就感觉被镇住了。当时CNN驻北京的首席记者Macknnon一下抓住我说：吴先生，我等您这个话等了两年了。
两个月后，克林顿宣布再次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
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共主持了168场新闻发布会，他思路敏捷、语惊四座，临危不乱、不失原则，常常赢来一片叫好。在新闻界，吴建民享有“批评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的美誉，有人评价他是“外交麻辣烫”、“铁嘴钢牙”，但吴建民特别不喜欢“铁嘴钢牙”这类词儿。
吴建民：我觉得外交是要讲道理，道理讲得比较好，让人家信服，这个是本事，而不是在于凶。骂，也觉得你骂得有道理，这个才行，要以理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