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总导演亚妮一直希望法国之行能采访到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并为此多次与驻法大使馆联系。黄参赞这会儿抱歉地告诉我，德斯坦度假去了，不在法国，但是赵大使将与前总理拉法兰见面，我们可以跟拍。拉法兰是在2003年中国“非典”时期唯一如约访华的外国领导人，而且执意不肯戴口罩，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提前赶到参议院。跟着胡参赞和黄参赞拐来拐去，经过安检，到了拉法兰的秘书办公室。本以为是在拉法兰的办公室会见和采访，但拉法兰的女秘书引领我们又是一阵拐来拐去，最后穿过又高又大的走廊，转进一个大厅时，我们全都傻眼了！原来我们是在一座华丽无比的皇宫之中，到处金碧辉煌，穹顶的天花板上画满了精美的油画。这就是法国着名的卢森堡宫。
我上次到法国时去过凡尔赛宫，眼前的卢森堡宫像凡尔赛宫一样富丽堂皇，而且比凡尔赛着名的“镜厅”大得多。原来，拉法兰得知有浙江卫视的记者跟随拍摄这次会见，就临时把会见场所改在了大厅里。
赵进军大使到后，我希望能拍到赵大使与拉法兰共同走上铺着巨大地毯的长长的楼梯，然后款款步入大厅……而不是只有两个人静坐在那里谈话的镜头。赵大使非常配合，转身刚想回到楼梯那里去迎拉法兰，而这时，拉法兰已经准时出现在大厅门口。两人一起迈上台阶的镜头就只能放弃了，我直叫遗憾。
两个人在一幅丘比特的油画前坐定之后，赵大使交给拉法兰一封信，然后两个人用法语愉快地交谈。他们的谈话结束后，赵大使告诉我，拉法兰给我5分钟进行采访，我赶紧在脑袋里挑了5个最想问的问题，拉法兰非常正式地、滴水不漏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倒希望他能更随意一些）。这应该算是我截止到目前的记者生涯里采访的地位最高的“大人物”了。
新闻处负责人胡长春参赞帮我做翻译，他一直蹲在我坐的沙发边上，这样拉法兰听他翻译时的视线就不会太偏。而在前一天晚上，赵大使在大使官邸宴请法国空客总裁路易·加洛瓦时，我们也随机进行了采访，当时是赵大使亲自给我们做翻译。
采访结束后，拉法兰起身送别赵大使，两人走下长长的楼梯，到了大门口，一直在低声说着什么。突然赵大使对我说：“我们现在补拍一下刚才你要的那个镜头，我和拉法兰总理一起走上台阶。”
哈！我大喜过望，赵大使真有两下子，替我们导演了一回拉法兰！
拉法兰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所以才肯配合，而且，拉法兰马上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去主持极为重要的议会选举，车早已等在外面，时间很紧，在这种情况下还腾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在好几十个台阶的楼梯上上下折腾了一番，足见他对中国的态度及对这次拍摄的重视。我相信这在浙江卫视的拍摄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如饥似渴”的音乐会，拍大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可以出入上流社会，接触政要名人。
作为国际展览局的连任主席，吴建民是个大忙人，我们想在国际展览局的大会休息间隙采访吴建民，但他是“寸步难行”，与会的各国代表排着队找他“联络感情”，我们必须紧紧地“纠”着他才不至于被人“抢”走。吴建民告诉我们，国际展览局每年开两次会，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既有参加申办2012年“小世博会”
的5个国家的PK，又有参加申办2015年“大世博会”的5个国家的PK，而且适逢国际展览局成立75周年的庆典。申办世博会就跟申办奥运会一样，不同的是，申办奥运会是由城市申办，而申办世博会是由国家申办。
5个国家各自派出强大的申办阵容，轮番上台PK，申办的创意也是五花八门。摩洛哥带来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波兰演了一出融合电视VTR的舞台剧；韩国在会场边的休息厅搭起了“小吃铺子”，好吃好喝地招待与会代表……
申办大会在着名的马约门国际展览中心会议大厅举行，吴建民坐在台上主持会议，他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又说英语，真是得心应手。大厅里有很多摄像机，有多台固定转播的，更多是游动的，除了法国当地的各家电视台外，还有各申办国的记者。
白天的会议直到晚上6点钟才结束（4点多就天黑了），7点就是庆祝国际展览局成立75周年的音乐会，巴黎堵车非常厉害，我们直接就冲到了音乐厅。在国外，除非演出团体指定的摄制组，音乐会是不允许拍摄的，摄像机不允许入场。吴建民事先为我们做了工作，我们被允许拎着摄像机入场，拍摄各国政要入场的镜头。吴建民偕夫人施燕华（她曾是驻卢森堡大使），坐在最中心的位置，各国政要都过去寒暄。波兰文化部长到达时，吴建民一边与之握手，一边向我们挥了一下手，示意这是一位重要人物，其实我们的摄像机始终没有停机。
音乐会非常精彩，但就是肚子越来越不争气，从早到晚拍了一天了，这时真是又饿又渴！音乐终于在极其雄壮的尾声中结束，在N次鼓掌之后（指挥下台又上台好几个来回），大家终于走出了音乐厅。奇怪的是，人们全都挤在门口大厅里，并没有去招待酒会的意思。一打听，我们几个腿差点软了，刚才结束的是上半场，下半场还要一个多小时！我吩咐三位男士，赶紧到楼下大厅去喝杯可乐，甜的东西可以抵挡一阵。还好动作快，他们买到的竟是最后三听可乐。
音乐会后是招待酒会，人挤人，光线比较暗，我们跟着吴建民在人群中穿梭，抢拍了一阵子，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一位黑人兄弟主动跟我聊，我的英语超烂！小曲早就扑进团团包围的餐桌旁取点心去了。这位黑人兄弟坚持不懈地试图让我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听出一句“你们为谁工作？”就马上用流利的“外语”（对法国人而言）回答：“吴建民。”这位黑人兄弟一听两眼放光，直到我们撤离酒会，一直非常热情地围着我们转。经小曲翻译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某申办国的代表，大概以为我们是吴建民主席的随行人员，向我们做起了“公关工作”。在国际展览局，“吴建民”三个字特别“好使”。
在巴黎过圣诞节，如果我们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巴黎过圣诞节”，所有人都会用羡慕的口吻说：“哦，太浪漫了！”
在巴黎过了圣诞节才知道，世界上最热闹的“平安夜”在中国。如果你在大年三十晚上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游子，一定是一种很悲凉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在巴黎过圣诞节时的感受。平安夜那天，所有的法国人都在家里跟家人团聚，所有的商店、饭店都关门，大街上只有我们一辆车（想起了“非典”那会儿），吃晚饭时只有一家还开门——肯德基。
第二天是圣诞节，大街上还是我们一辆车，司机乐了，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巴黎停车难，如果停到地下停车场，刷一下卡就要收50欧元（500多元人民币）。
巴黎人的停车技术真是世界一流！前后车之间只有一尺的空隙，他“前顶顶、后顶顶”，像碰碰车一样，硬把车塞进去了；有的干脆把车的前嘴唇贴在人家的后屁股上，巴黎人对此习以为常。不管多豪华的车，很多车都有被撞过的凹痕，有的车上还有好几个“坑”，人家也懒得修，照样在街上跑来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