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松（耿飚秘书）：他说，你看我在的十九兵团已经到朝鲜参战去了，我作为一个老兵，我也去不了，怎么办？他在那边照样做一些工作，还叫瑞典的一个医学博士——安德烈女士到朝鲜亲自跑一趟，因为美国在那个地方实行了细菌战不是，朝鲜人在那个地方深受其害。所以安德烈就随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最后写出来一份调查报告，在瑞典报纸一公布，世界知道了真相。
1951年冬，耿飚收到了一封外交部公函，内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信。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在公函中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求耿飚协助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从英国回国。原来，李四光和夫人于1949年秋冬之交离开英国，辗转回国，当时他们的女儿李林正在剑桥大学攻读金属物理学博士学位。如今，李林已经学成，急于回国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科研和建设事业。考虑再三，耿飚决定给李林写信，要求她不要声张，装作到北欧旅行，先取道瑞典。
为了避人耳目，耿飚亲自驱车到距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乡村，将信件投递到一个路边邮筒里。李林接信后，来到斯德哥尔摩，受到了使馆人员的热情接待，耿飚和赵兰香还陪同她观看了歌剧《茶花女》。几天后，耿飚又送她途经芬兰转道莫斯科回国。李林回国后，果然不负所望，在物理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担任驻瑞典大使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的任期内，耿飚还把瑞典的钢铁制造、丹麦的风力发电以及芬兰的植树造林等多项优势技术写成调查报告，报回国内，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先进经验的参考。
“我们只在米袋上印上‘中国’，不必再表明‘援助’字样”1956年，耿飚接到了外交部的一纸通知，让他和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对调。由于瑞典和巴基斯坦气候一冷一热，这次对调后来被外交部戏称为“冷处理和热处理”。
孔祥琇：毛泽东、周恩来都找他谈话。毛泽东说，一个国家搞建设，不依靠外国援助，但是没有外国援助也不行。现在我们光靠南大门不行，还要打开一个西大门。南大门指的是香港，因为香港是我们往外去的唯一通道；西边这个大门，那就是巴基斯坦。
1951年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巴基斯坦，原为英国的殖民地，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8月，实行分治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挣脱殖民枷锁，成为独立国家。耿飚成为第二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后，有一次东巴地区（今孟加拉国）遭受严重水灾，巴基斯坦外交部便向耿飚提出急需向中国购买6万吨大米的要求，希望中国给以优惠价格。耿飚向国内汇报了此事，周总理批示：在同意卖给巴方6万吨大米的同时，另外赠送大米4000吨。
在签字仪式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主动向耿飚提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上都印上了“美国援助”的字样，中国援助的大米，也可以在米袋上印上“中国援助”字样。耿飚回答：我们只在米袋上印上“中国”，说明这些大米产自中国就可以了，不必再表明“援助”字样。两字之差，体现了中国人民帮助东巴人民克服困难的真诚愿望。巴方官员再三对中国使馆人员表示：中国不利用援助来抓宣传资本，是对巴基斯坦的真正支持。
1956年底，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欧亚11国。代表团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历时10天。耿飚陪同代表团从拉合尔飞往达卡时，因为飞机误点，原定在下午2点到的飞机到6点半才抵达达卡机场。飞机降落后，大家出乎意料地看到机场上黑压压的欢迎人群。达卡的官员告诉耿飚，这些从周边地区自发前来的群众多达10万人，一直等待了七八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看中国总理和中国大使。
孔祥琇：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大使馆，周总理去过，耿飚在那儿栽过竹子，叫做楠竹，就象征周总理的高风亮节。现在你们要是再去看，已经成了一片竹林了。
到了80多岁，耿飚还时时回忆起那个场景。他曾说：“当时我国正处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指示我要努力打开巴基斯坦这扇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象征周总理高风亮节和中巴友谊的楠竹后来成为耿飚一生中最多的画作。
1960年1月，耿飚离开巴基斯坦回国。回国之后，中央并没有按照耿飚自己的意愿放他回部队，而是任命他为外交部副部长。这一年，已经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了。面对生活资源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当时有很多人因为食品不足和营养不良出现了浮肿。
王明修：那时候外交部，特别是1960、1961这两年，非常困难的。耿飚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啊，就想怎么办，这么下去不行的。外交怎么办呢？工作怎么办呢？
孔祥琇：就和总务司商量，搞了三个队：一个是垦荒队，到北大荒去种粮食；一个是捕鱼队，到天津那里、渤海那里去打鱼；还有一个打猎队。
1963年夏，耿飚出使缅甸。4年后的一天，大使夫人赵兰香突然被单独急召回国。不久，耿飚和第一批驻缅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奉命乘专机回国述职。从仰光起飞的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在昆明机场停留就直接飞往北京。一到机场，耿飚没有见到亲人们迎接的身影，却被几个毛头小子直接塞进了不知去向的车子。从此，耿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蹉跎岁月就这样开始了。
“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1968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周恩来的再三督促下，耿飚和黄镇等一批大使才得以解放出来。一年以后，“九大”闭幕后的第十二天，周总理突然召见了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耿飚，告诉他中央的意见要把他派到阿尔巴尼亚。
这个位于南欧巴尔干半岛的小国当年和中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1954年起，中国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在中国自己遭受政治封锁、存在经济危机的岁月里，万里迢迢给“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送去大批援助物资。但这种大规模的援助，存在着相当的浪费现象。耿飚决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信，指出，我国对阿的援助客观效果并不好。他大胆提出了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重新考虑、通盘调整的重大建议。乔冠华把耿飚的信立即转报中央。毛泽东看了说：“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关于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政策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实施。中国对阿的援助作了通盘调整，中国援外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改变。
1970年1月17日，耿飚在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打扫卫生时，一个人用椅子爬到高处修理窗帘。第四次反“围剿”中被子弹洞穿膝盖的旧伤突然发作……周恩来指示耿飚回国到上海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耿飚回到北京，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部长一职。1970年12月，耿飚夫妇离开地拉那回国。
从此，将军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
耿飚在中联部依然秉持清廉正直、雷厉风行的作风，解放了受“文革”冤错的大批干部群众，使中联部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1978-1983年的五年间，耿飚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88年7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4月18日，耿飚将办公室从人大搬回家里，开始了离休生活。他在闲暇时重拾年轻时代的爱好：修表、篆刻、下棋，和重孙女玩耍。他仿佛就是我们身边慈祥的邻家老人。
1991年，82岁的耿飚精心策划了一个金婚纪念旅行，他准备带着妻子和儿女回到阔别多年的陇东去看一看。甘肃庆阳是赵兰香的老家，也是耿飚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时和赵兰香相识、相恋和共同战斗过10年的地方，那里的父老乡亲让他牵肠挂肚。
2000年6月，耿飚因病于北京辞世，享年91岁。
估价20万元人民币的《百鸟图》最终卖了220万
丈夫去世后，赵兰香变得沉默了。2001年5月，赵兰香在耿飚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在《世纪》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忆我的丈夫耿飚》的文章。在老人深情的回忆里，她的丈夫是一个忠诚的军人形象——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无论对我还是对国家人民，他永远忠诚。正因如此，她才不假思索地想好了他的墓志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耿飚将军。
这时我们才知道正是因为思念，她才刻意避免谈及往事。她开始日以继夜地整理丈夫的遗物，想替他完成一件他生前还来不及实现的愿望……可是耿飚一生清廉，家里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赵兰香犯愁了。突然间，她想到了一幅画。
2006年的北京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幅清代着名花鸟画家沈铨的《百鸟图》被估价20万元人民币。
耿焱：拍卖师呢，当时就介绍说，这幅画是耿飚夫人赵兰香提供的，一下子全场就很受感染，这个价钱就一路上去，220万。拍卖锤子下来的那一刻，出乎我意料的，在座的群众全都鼓掌了。
《百鸟图》最终卖了220万，加上耿飚生前收藏的其他一些书画的拍卖所得，赵兰香带着350万巨款回到了庆阳。不久以后，在她和耿飚当年结婚的窑洞边上，盖起了一座宽敞明亮的希望小学。在热闹的开学仪式上，我们看到了昔日的大使夫人终身不忘的习惯性礼仪。86岁的赵兰香说，这是她为丈夫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丈夫最希望做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