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杰出的维新志士谭嗣同，身后被人们称之为“一世之杰，六士之英”，“其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这除了由于他曾忘我投身维新变法的救国事业，并最终为此献出生命之外，还由于他留下了一部独特的着作《仁学》。本文就《仁学》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说些浅见。
一
与同时代别的一些着作相比，《仁学》具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它用一些扑朔迷离的哲学语言设计了谭嗣同称作“心学”的救世方案，从而使它在哲学着作为数不多的中国旧民主革命时期，突出地成为一部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作品；二是它用异乎寻常的激烈语言，抨击了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特别是清朝统治的罪恶，从而使它成为一部在维新派中最富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两个特色，同时就是这本五万多字着作所包含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现先说第一个方面。
《仁学》写于1896年8月谭嗣同到南京作江苏候补知府期间。当时，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正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局面；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压迫下困苦不堪。前者使谭嗣同深切忧虑亡国之祸，后者则使他既对人民的疾苦深为同情，又害怕人民起来革命。面对他那噩梦般的现实，谭嗣同积极提倡变法，但却到处碰壁，阻力重重。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他在这种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因流寓于南京的佛学家杨文会的指引，一头埋入佛学典籍，而且“一见钟情”，很快达到入迷的程度。他从佛教唯心论中得出“心力”的伟大魔力：“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因而感到在现实世界中他找不到的解决社会严重问题的灵丹妙药，可以从精神世界的冥冥之中去寻找。他认为只要使人们相信“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谓‘死’者，躯壳变化耳，性灵无可死也”，人们就会“知生前之声色货利诸适意事，一无可恋，而转思得死后之永乐，尤畏死后之永苦，于是皆易相勉于善”。为此，他决心“开一学派，合同志以讲明心学”，以便“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他的这项工作，便是通过写作《仁学》来进行的，《仁学》中那些光怪陆离、晦涩难懂的哲学性语言，主要就在于创立这个“心学”，以作为他的救世方案。
我国学术界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已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本文不准备多讨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仅就其这个“心学”及与之有关的问题谈些看法。
那么，《仁学》创立的“心学”，即谭嗣同设计的救世方案是怎样的呢？
它首先提出了对世界总体的看法，把世界统一在“仁”的基础上，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这个天地万物之源的仁，是“以通为第一义”的；它依靠充满宇宙、无处不在的“以太”，实现“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即把世界统一起来。 多年来学术界对《仁学》的哲学体系是唯心还是唯物的，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区分这两种哲学观的基本根据，是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凡断定思维或精神是本原的是唯心主义，认定存在或自然界是本原的是唯物主义。《仁学》把世界统一于精神概念的“仁”，因此其哲学体系从总体上说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哪怕它在某些方面有个别唯物论观点，也不能改变其总体上的唯心主义性质。随着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发展，近代欧洲各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早已在渐渐加进唯物主义的某些内容，力图用泛神论观点调和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无个别唯物论的内容，而在于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如何回答，“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既然天地万物之源的仁是“以通为第一义”，因而世界各种事物本应“通为一身”而不应当“妄生分别”，这就是《仁学》创立“心学”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这一前提，《仁学》宣称世间一切对立的事物本来并不存在对立，都是由于人们“妄生分别”而来的。它像佛教鼓吹的“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时正小，海水纳于毛孔”、“一即多，多即一”之类唯心论的诡辩一样，也否定时、空的客观存在，说：“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仁学》进而把人们感受到的种种树立和痛苦，说成是由它们的名称引起的。例如三纲五常压迫人，只是由于有了“君为臣纲”之类的“名”，一旦取消了这些名称，它们对人们的压迫也就随之消除了。为了证明“名”有这么大的法力，谭嗣同还举了这样的例子：“今夫翘希世之瑰宝以示野人曰：‘汝盍往取是’？则色然喜；或曰：‘瓦砾也’，则又废然返。”是什么引起这位“野人”色然喜和废然返的呢？谭嗣同说不是那块东西本身，而是由于“野人”听了对那块东西的不同称呼之故。谭嗣同企图用这类虚构的例子，证明世上各种对立和痛苦也是由“名”引起的，只要改变事物的名称，便可改变这些事物的性质。所以在《仁学》和同时期写的其他一些文章中，他用很多笔墨，论证了许多名称都是“妄生分别”而应予取消的，不但三纲五常，连善恶、淫杀以至生死等名词，也一律应予取消。谭嗣同反对“名”，包含有反对封建名教，即封建纲常伦理的目的；他否认生与死之别，更在于希望人们发扬不怕死的精神，他强调“皆用天地固有之质点粘合而成人……生固非生，灭亦非灭”。
“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袪也”。这些认识有符合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科学成分在内；而且他借此宣传不怕死的精神，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谭嗣同着重于从形式上和名称上去反对许多不合理的事，幻想用破“名”来消除世间的对立和痛苦，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空想。弱者往往幻想出现奇迹。谭嗣同这种把破“名”
同改变事物性质等同起来的企图，是他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严重矛盾的反映，他用不承认主义，把世间一切对立说成并不存在，都是人们主观的产物，因而可通过改变名称或主观意识，来使“一切苦恼众生”得到“超度”。这是《仁学》救世方案即“心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把世上各种对立、痛苦等说成是人们主观产物之后，《仁学》进而要求人们“断意识”、“我相除”。所谓“断意识”，就是人们须同佛教徒“入定”时那样，不要去想现实世界身受的苦难和各种矛盾，“外绝牵引，内归易简，简之又简，以至于无，斯意识断矣”。换言之，人们应当“忘掉”身受的压迫、剥削、苦恼等，使身受痛苦、烦恼而不知。而做到了这样的“断意识”，人们也就达到了“我相除”，即忘记了自己本身的存在。
于是就可以“异同泯”、“平等出”了。这是《仁学》创立的“心学”中又一个重要的内容。 为了使人们接受这套“断意识，我相除”的说教，谭嗣同特别强调要“重灵魂”、“轻体魄”，要求“轻灭体魄之事，使人人不困于伦常”，这是他那个“心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仁学》说灵魂是万能的和无所不在、永远不灭的，它存在于一切有生之物和无生之物，而且可以独立存在。人死之后，其灵魂就“转世”投到别的人或物身上，所以，它竟说一个人能记忆“前生”之事；甚至说人类可以“进化”到“纯用智，不用力，纯有灵魂，不有体魄……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风，可以住空气，可以飞行往来于诸星诸日”。《仁学》如此宣扬灵魂超脱一切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永远不灭，是为了说明只有这个灵魂是重要的，“体魄”则是暂时的和不足道的，人们应当用忍受“体魄”的暂时苦难或节制物质的过分享受，而追求灵魂的永乐和纯洁。这是谭嗣同创立“心学”的主旨所在。
总之，《仁学》从强调天地万物之源的“仁”是“通”的，“天地万物人我”本是“通为一身”而不该“妄生分别”出发，要求人们相信世间种种对立、苦恼等都是人的主观产物，只要改变它们的名称，或者不去想它们，又忘掉自己，特别是看轻体魄，注重灵魂，人们就不会再感到痛苦和烦恼，于是，“一切苦恼众生”就可得到“超度”了，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也就同时得到了总的解决。
《仁学》创立这样的“心学”来作为救世方案，一方面是用以劝导剥削者和富人不要过于追求“体魄”的享受，要给广大被剥削的劳苦人民留一线生路。在谭嗣同看来，这是缓和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在书中斥责那种“妄分彼此，妄见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于心”的为富不仁者。另一方面，它更主要的是劝导“苦恼众生”用心灵的自我修养和忍耐来解脱尘世烦恼与痛苦。
因此，谭嗣同创立这个“心学”，尽管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种种黑暗、不平的苦闷与反感，反映他希望改变不合理社会现状的心愿，但它要求人们主要用消极避世态度对待现实，这就注定了不可能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它既不可能被广大受苦人民，也不可能为富人和剥削者们所重视，因而在当时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影响。
二
如果说，《仁学》创立的“心学”即救世方案，总的来说是让人们用消极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它除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上留下一些供人研究的资料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仁学》第二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激烈抨击封建专制、特别是清朝统治的罪行，却是这部着作的精华所在。
谭嗣同生活的时代，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残酷而严密地压迫着中国人民，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谭嗣同认识到，要缓和社会矛盾，消除广大人民不满，减轻以至解除民族危机，都必须扫除这个社会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也迫切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得到顺利发展。所有这些都使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及清朝的反动统治政策深恶痛绝，因而他在《仁学》中向压迫广大人民、束缚民族资本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仁学》把这称为“冲决网罗”。
《仁学》基于封建“名教”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以激烈的言词对它进行了鞭挞。
中国历代许多封建思想家制造各种理论，宣扬“三纲五常”之类封建名教的神圣性。如宋朝理学家朱熹说什么：“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清末曾国藩鼓吹：“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仁学》却用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明名教的产生及其作用。它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而事实呢？“名忽彼而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习俗之所尚”，根本不是先天就有，也决非“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仁学》揭露统治者创设名教，是为了便于施行对人民的“箍制之术”，所以“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
《仁学》进而对最重要的名教“三纲”，进行了一一批判。它批判“父为子纲”说：“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就是说，在“天”面前，人人都平等，父和子也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