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经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当选非常总统。总统府设在观音山(今越秀山)南麓。位于山麓的总统府经一座天桥与位于越秀山半山坡上的一座两层楼的小楼房即越秀楼相连接。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督师北伐，“削平变乱”，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为此，首先要消灭盘踞在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为协助讨伐作战，宋庆龄约请何香凝一起组织了“出征军人慰劳会”，宋庆龄亲任总会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内。在宋庆龄等的号召与组织下，广东省、广州市各界妇女团体纷纷前来报名参加。宋庆龄一面向参加的妇女姐妹阐明讨伐战争的重要意义，一面同何香凝一起组织大家分头进行筹募捐款、赶制军衣、宣传鼓动等项工作。宋庆龄、何香凝还亲自到广州的一些医院慰劳伤兵。这个由宋庆龄亲自发起和组织的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对鼓舞士气、支援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亦为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树立了榜样。平定广西后，孙中山决定由桂林出师北伐。他首先抵达梧州，宋庆龄陪同前往。梧州是两广交界，水陆枢纽的名城。宋庆龄在梧州期间，十分繁忙，开会、演说，亲自组织慰劳队慰问出征将士。她在此地活动了约1个月。11月15日，孙中山率3万大军由梧州出发前往桂林。宋庆龄为切实协助孙中山北伐，决定先不跟随孙中山去桂林，她于同日由梧州折返广州，以筹募款项，并组织更多的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会员，为北伐军做好救死扶伤、筹募军饷等后勤准备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后，基本布置就绪，宋庆龄乃于12月6日从广州启程赴桂林。孙中山亲自前往阳朔迎接，而后偕同夫人在阳朔乘船顺江而上，于12月21日抵达桂林。
在桂林期间，宋庆龄一面陪同孙中山视察各地，一面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她常邀集妇女界领袖磋商配合北伐事宜，不遗余力地协助孙中山料理军务。当孙中山把大本营移至韶关后，宋庆龄又率领许多红十字会会员赴韶关配合北伐。她常常不辞辛劳地带领红十字会会员深入各军进行劳军和救护伤兵的活动。随着北伐战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部队由韶关出发开赴前线，从前线运回的伤兵也多集中在韶关医治或再转运广州等地，宋庆龄带来的红十字会会员已不敷应用，亟须更多的人员参加救护工作，宋庆龄于是由韶关致广东省红十字会赶紧再派会员到韶关往赴前线，“该会先电第一路救护总队总监林伯翘，刻日由湘境率队转往南雄，并即派第二路总监陈侠卿、第三路总监李容龄，今日先往韶关候命，并筹备后方病院，该院长已由法人狄克博医士夫妇担任，看护队总监已由谢英夫人担任”。宋庆龄还致电何香凝，希望组织和发动更多的妇女参加北伐救护工作。
在中国早期的妇女运动中，宋庆龄的行动无疑为广大妇女同胞参加社会工作，参加反军阀的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也为宋氏姐妹日后在妇女工作方面的贡献开了先河。
(2)广州脱险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16日凌晨2时许，当远处叛军的集合号声已清晰可闻，情势万分险恶之时，孙中山唤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宋庆龄，要其“速着衣裙，随其同行”。宋庆龄认为若与孙中山同行，势必引人注目，而且有可能拖累他，影响孙中山的尽快脱险。她坚持自己留下，劝孙中山赶快先行撤离，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走。事态紧急，不容犹豫。孙中山不得已穿上长袍，头戴通帽，腰间悬着药箱，化装成一名医生，只身带着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匆匆离去，临行前与宋庆龄约定，若平安抵达永丰舰，就鸣炮三响，以作信号。孙中山令50余名卫士的卫队全数留守越秀楼，护卫夫人。宋庆龄实际担起了保卫总统府、越秀楼和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孙中山脱险的重任。
宋庆龄让卫士打开所有电灯，造成孙中山坚守越秀楼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同时她赶紧烧毁机密文件。宋庆龄在《广州脱险》本文1922年在报刊发表时，曾用过《粤变纪实》、《广州脱险》等题目。1923年8月，宋庆龄亲笔题名为《广州蒙难记》。原文为英文。最初译载1922年6月28日、29日上海《民国日报》。该报发表此文时前有国闻通讯社按语：“孙总统夫人于日前抵沪之后，本社代表前往访问，夫人因一撰文，述粤变实情，嘱为发表。”中写道：
中山先生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看不出敌兵。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复枪与敌人对射。敌人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
有一位侍仆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击毙不知多少敌人。
到了上午8时，卫队已死伤过半，子弹也几乎打光，卫队长向孙夫人报告，说明留守越秀楼已无意义，请求她即时撤离，其余卫兵也劝她撤离。宋庆龄表示同意。她在《广州脱险》中写道：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和姚副官(中山先生的侍卫)。我们四人，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四人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我们受两旁夹板的掩护，匍匐而进，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跟着就是一阵哔剥的枪声。在经过这一段之后，姚副官忽然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而伤中一条大血管。两位卫兵把他抬起来，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交通遂断绝。这总统府四周也是炮火，而更不便的，就是因为邻近都是居民，所以内里的兵士不能向外回击。
在此险境下，宋庆龄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正如她本人所说，“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到下午四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谈判，卫士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保护孙夫人安全脱险，但那位军官说他不能作此保证，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正在说话间，叛军已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大门拥进来，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
我只见四围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登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便拼命地乱抢东西。我们乘这机会逃开，正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出的士兵，又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
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正来了一阵乱兵，要去抢财政部及海关监督处。前后左右，都是乱兵在进击。他们一面进，我们一面穿东走西曲折的在巷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