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媒体宣传抗日
中国单独抗击了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承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击法西斯侵略的重大任务；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的抗战是十分艰难困苦的。而当时世界号称民主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抗战缺乏了解，可以说基本上是袖手旁观，或者看不到中国抗战的地位与意义。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宋美龄利用她的身份，发挥她的专长，或在外国刊物上，或通过广播，反复讲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重视与支持。
1937年10月12日，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十一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固守立场》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十分形象地写道：“我一方面执笔写作此文，一方面坐待着日机的前来空袭。一刻钟前已鸣过警报了。我每当空袭，循例要出去观察，尤其注意我方怎样地从事抵抗，等一会儿敌机到达的时候，我将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接着又说：“日本在上海启衅到今，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我国人民所受的惨痛，简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据外籍军事家声称，我们英勇而军备较逊的军队，受到有计划而残酷的日本炸弹和炮火摧残的厉害，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即如今日的西班牙战事以及过去的世界大战，也赶不上它的凶猛。他们并且说，不明白为何人类血肉之躯，能像我国军队这样，固守着阵线，至今仍屹然不动。”“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往返，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我们还缺乏精劲的空军，当遭遇到侵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仰赖美国和其他各国，向他们定购大批飞机，希望他们能迅速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接着，文章又叙述了日军飞机轰炸以及空战的情况：“下午的二点四十二分。九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下午二点四十六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二点三十四分开始的。”“下午二点五十分，西北方面有激烈空战。”“下午二点五十一分，城的西南方面，浓烈的烟尘和火焰突然飞了起来，若干轰炸机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下午二点五十五分，当北面天空之中正在激战的时候，其余的轰炸机溜到南面，向飞机场投着炸弹。”“下午二点五十六分，同一方向，又有了爆烈的声响。略偏西面，空战正进行激烈。”“下午二点五十八分……下午三点十分……下午三点十七分……下午三点二十分，此刻空中连飞机引擎的声音都没有了，空袭约在三点四十分结束。”这次空袭的结局：“击落了三架日机，上午还有两架，那两架是中途就被截拦，没有到达南京。参加空袭的敌机，计双发动机重轰炸机九架(每架载空军六人)，和六架驱逐机，我方的损失计两架被迫降落，机师四人受伤，一人牺牲了生命。”
讲了这次空袭局面之后，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政府的态度：“当我的文字中途被空袭所打断的时候，我正说到我们即使用最悲观的态度来推测，也想不到美国竟会禁止船舶运输军火来华，并且拒绝颁发赴华美籍教练员的护照。这一切恐怖，虽则威胁文化的基础，这蔑弃国际条约和法律的举动，虽则危害人类安全的根源，然而我们却发现美国的行为，不仅阻挠我们寻觅自卫的途径，并且间接地帮助敌人，完成他们打击我国至屈膝的威胁。这种意欲保持中立的举动，实则不过助桀为虐，还有什么疑义呢？我们不仅觉得美国态度的令人骇异，并且深深地感到，我们服从国联的条约和精神，因此受到了丧失东三省的苦痛，我们的脸上，不啻受了这堂堂共和大国的掌击，这个堂堂的共和大国，是我们一向以敬意相瞻仰和效法的。当我们以现金向美国购买飞机，而美国服从日本荒谬的要求，为尊重他们的封锁政策，不准将飞机运输出口的时候，那末，我们以为世界的忠信和正义，已到末日，还能责难我们武断吗？
在这不宣而战的冲突之中，那种荒谬的封锁政策，打击中国至屈膝的普遍呼声，以及全国广大区域的人民，受到最不人道的大规模的屠杀，这种种，万分地使我们伤心。”读了这番宋美龄指责美国政府的文字，不能不感到这个时候宋的立场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的位置，而且不以美国这个大国强国为恐惧，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接着，宋美龄在文章中又做了肯定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然而西方人也有被日人所凌辱的，这才激起很大的愤慨，使他们起来为中国主张正义，又因为日人各方面的暴行，有加无已，使美国官方对事态的演变，不能闭目坐视。美国总统最近仗义执言，发表了公正的批评，虽则为时略迟，仍然可以当作一种正义的行动而加以欢迎的。我们素来相信美国对于有计划地灭亡我中国的团体，决不赞与，由是而更得到了确切的明证。接着我们又欣幸地读到美国国务院的宣言，我们深愿这篇宣言能给日本以更大的打击；同时，我们的信仰，因此也更加坚定，我们应该深深地自省，如何向着尊重条约，和及早把敌人逐出国土的两大目标，勇往迈进。”
对海外宣传中国抗战，在抗战前期或抗战中期(在重庆)，宋美龄都做了许多工作。她通过广播或其他形式，向美国，向澳大利亚，向加拿大，向英国，以及向印度，宣传了中国的抗战。具体的：1937年2月21日向美国作了题为《前进的中国》的广播，同年9月12日向美国发表《告美国民众》的播讲；1938年2月由中国代表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上宣读了她的致词，同年4月11日应加拿大广播公司之请自武汉发表演说，同年4月28日向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十五次全国大会播讲，同年5月14日以《中国的现在、过去与将来》为题自武昌致函美国某同情中国的友人；1940年4月18日对美广播，同年11月20日对美国发表了《感谢美国妇女踊跃援华》的播讲；1941年4月28日对英播讲，同年11月10日对美国发表《答谢美国友谊》的播讲，同年12月4日对美国发表题为《民主中国的贡献》的播讲；1942年3月17日在重庆对印度人民广播致词，同年5月4日向美国发表了题为《人道的锁匙》的答谢词，同年6月1日对美国军民广播，这是一次翻译了蒋介石声明之后，利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的讲话，同年6月13日就接受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发表了题为《献给我的母校》的讲话，同年7月22日为盟国妇女战时工作展览会在伦敦举行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英国姐妹们》一文，同年10月11日以《集中智慧共谋和平》为题致信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克里浦斯爵士夫人，等等。这些讲话、文章和信函，是宋美龄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国，就中国的抗战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恶。“日本军阀把中国人民的鲜血，涂染了广袤的区域，把中国无数的家室，烧成了灰尘。他们的野蛮，简直足以使从前阿蒂拉的部属惊骇得瞠目结舌。”“凡是日本军队铁蹄所及，他们在我国，随处都划上了毁灭的刻痕。他们造成了无数衔冤饮恨、死于非命的死者，其中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男人、有女人、有幼孩；他们还同时摧残了古旧的城市、繁盛的村镇、工厂、店铺，以及许多人工作着的团体、学校和慈善卫生的机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疯狂的屠杀和摧残。”
第二，展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华的业绩。“中国一向是被认为怯懦无能的，军事上也没有充分的准备，然而如今已决定放弃从前的容忍政策，不再忍受暴敌的侵略残杀和无理侮辱，全国奋起，为了国家的生存而从事抗战。”“我们屡次的感到死神已在眼前，但是藉助于精神的力量，我们总把敌人阻挡住了。我们的军民团结一条心，在被逼迫到无地可容时，我们便像浮云般的出没于深山丛林。我们可能从某地抑退，但是中华民国的军队是永远不知道失败为何事的。”
第三，斥责民主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抗战的袖手旁观态度。“各民主政府，并没有做过实际有效的工作，连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都没有做到。结果，我们用了简陋的武器，为了民主国家所拥护的原则，为了国际条约和公法的尊严，同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这样英勇地艰苦抗战，反给民主各国冷酷地丢在一边。而更使大家迷惑的是，我们已被摧残到了这个地步，而民主各国对于日本要求列强保守中立的谰言，似乎还小心翼翼地愿意去听从。我国那些对于跟随民主主义步趋发生怀疑的人们，指明民主国家的所谓保守中立，是很可骇异的，事实上不过纵容日本无节制地在它铁蹄能及的我国领土之上，继续广泛屠杀和奸淫掳掠的凶行罢了。”宋美龄还是有区别地指出：“民主国家人民向我们所表示的无限同情……民主国家人民与政府之间，很显明地有着区别，这许多人愿意帮助我们的好意，我们决不能辜负的，并且应当深深感谢他们。”特别对美国政府，宋美龄说：“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
宋美龄在多次讲话中说：“我们只希望民主国家的人民，固守他们所声言的信仰，固守他们所赞助的道义行为。若不如此，世界将重返到原始的野蛮时代，强权和暴戾将代替了正直与礼义的地位，高据于崇高的宝座而支配世界的一切！”
第四，感谢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宋美龄首先向美国人民表示：“诸位既给我们以物质的援助，又给我们以精神的鼓励，你们信赖我们抗战的立场，了解我们所奋斗的目标，对于世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性，这两点我觉得意义尤属重大。我们中国需要一切对我们表示善意的国家援助，而这种援助若是一种含有积极性的鼓励，不仅是消极的周济，则我们将加倍地欢迎。”
她对英国人民表示：“在我们抵抗日本军阀侵略的过程中，你们给予我中国以同情与援助，我今天得有机会向诸位发表谈话，且略申我全国同胞感谢的悃忱，实在觉得欣幸。救济中国灾难的英国捐款，从前称为‘梅易爵士救济金’。这种援助一向鼓励了我们争取自由的战斗。我们知道，英国也在艰苦地从事于生死的搏斗，可是英国人士仍旧尽力之所及继续支援着我们，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受惠勿忘的民族，对于英国这种友谊的表示，自然永远不会忘记。”对美国的支持，宋美龄一再说：“你们对我国表示的种种善意与同情，我们是多么的感谢，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给我们的许多礼物，我们是多么的欢迎。美国正在英勇竭尽一切可能维护着正义与人道。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之上的。我们共同敌人，目无法纪，藉着野蛮的武力，以图自私。在他们的横行狂暴之前，中美两国的友谊，也决不会动摇的。”
再一件是，出版《战争与和平通讯》一书。此书是将宋美龄的讲话、信件和其他有关抗日的文章收集起来，用政府的名义予以出版。由于收集仓促，几乎没有经过编辑加工和适当的校对，宋美龄对此书“深感失望”，“对其中大多数段落都极为不满意”。然而，该书“在披露美龄的性格及其在危难中的发展方面，却胜过最正式的书籍”。
在其中的一些文稿中，宋美龄对西方国家不援助中国抗战的做法感到强烈的不满。她说，她无法相信她眼中所见的——这些国家自毁其诺。在书中描述了宋美龄对西方国家认识的过程：“最初夫人仅是拒绝接受这种现实，到最后不得不信时，她忍不住就要以苛责的言语相对了。”在这本书中，宋美龄讲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她说：“就日本军阀目前在华的行动来观察，诸君当能明了日本军阀居心的险恶和残忍，依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数年以来无日不在准备的，征服中国的企图，为了达到这目的，即使完全歼灭我中国人民，也无所顾惜。”
第二，谴责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熟视无睹。她说：“所奇怪的是，列强竟袖手旁观，完全没有考虑到制止的步骤，是不是日本军阀每日虚构事实的宣传，竟能使各国相信么？还是因为日本有催眠技术，麻醉了世界的政治家呢？‘这并非战争，只是一种事变’的日本咒语，似乎赋有蛊惑的魔力，驱使世界保守缄默。
甚至8月28日日本首相近卫的宣言，声称日本意欲‘鞭笞中国使之屈膝，不敢再有抗战精神’，似乎也不足惊醒世界，使他们感觉到这是正在进展中的漫天奇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