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救外甥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的国力已是相当衰弱，随即爆发的内战，令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孔祥熙倒台以后，重新执掌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在满足其个人及其家族的私欲方面，比过去更加为所欲为。而同时，他也的确想理顺财政，恢复经济。抗战以来的财政经济困境，却并未因宋子文的改革而有所改观，相反是进一步地恶化。在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宋子文的那些一一破产了的财经政策，很快成了其反对派对他进行攻击的“炮弹”。1947年3月，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再次离开国民党权力中心。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系统从此脱离了孔、宋两大家族的控制，而抗战以来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已是无法缓解。
当时，孔氏夫妇已离国赴美，他们的儿子仍留在大陆，孔令侃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当国民政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惩治贪污腐败时，倚仗特权而发财的孔、宋豪门再次成为打击之对象，于是有了“宋美龄救外甥”的一幕戏。
这一幕戏的上演，实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事情得从战后经济说起。经过历年战争的破坏与洗劫，加以战后美国剩余物资的倾销，“官倒”的盛行，国统区呈现出一派混乱与凋敝的景象。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影响尤为恶劣的是“官倒”。国民政府虽已明令禁止进口轿车、无线电机、冰箱等高档商品，但国营之中央信托局、中央物资供应局以及分别由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主持的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等单位，却“大量进口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机、冰箱及其他政府严禁进口之货物”。这一消息，在1947年3月中旬上海《大美晚报》及当地各中外报纸上，成了一则爆炸性新闻，社会为之轰动。蒋介石亲自于3月19日致电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令财政部会同经济部派员“彻查具报”。财、经二部联合派员对上述事件调查后，作了一份详细报告，其中指称扬子建业公司共购进无线电5件、冰箱4只，内无线电3件、冰箱1只均进口于1947年，系在限制进口之后，但均有许可证。
又购进化妆品128箱，计美汇16403.49元，内2箱为香水、脂粉等奢侈品，属禁止进口之列，已由海关验明饬令退回。报告中还罗列了上述机构“合法”进口之其他物品，以及中国建设银公司进口厂价“未超过限额”之名牌汽车。且不说财经部门在拟就报告时所作的诸多粉饰，仅报告中所载内容，已可看到上述机构是如何打着“合法”的旗号，从事非法活动的。
宋子文辞职后，蒋介石先暂时兼任了一段时期的行政院长，之后选择个性不强的张群接掌行政院，再以后又选择了翁文灏执掌行政院。1948年，蒋介石在军事连连失败的情况下，试图重振经济来挽救失败。他避开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以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当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经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研讨，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关于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为：“（1）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同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指派俞鸿钧为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试图以行政手段解决经济危机。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在“打虎”期间发表的一篇题为《上海向何处去》的讲演中，蒋经国更明确指出：“天下没有什么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谁的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可见蒋经国对于完成此项任务的诚意和决心。为了解蒋经国这段工作情况，下面择录他的《沪滨日记》数则：
八月二十三日
督导员办公处，今天开始正式在中央银行办公，像我这样的粗人，竟会同银行发生关系，正是出人意料之事。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次谈话。今后的问题，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说到哪里，就应做到哪里，否则一定是会失败的。
八月二十八日上星期反省录
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非常的紧张，精力虽稍感疲倦，但精神上则甚感愉快。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到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缺少条理，没有长久的计划，讲话过多，这是自己发现的过失与短处，所以自下星期起，务须做有计划的工作。
上海的物价，已经涨至最高点，所以今后的问题是要能够无条件地将物价压下来。现在所做的事可成不可败，必须好自为之。
八月三十一日上月反省录
上海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本身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全靠自己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来的努力，虽可自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着责任之重大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拼命以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我应当拿一切的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民众的拥护。不但×××用不到怕，就是所有反动力量之反抗，亦用不到畏惧，因为我自己的心地非常光明。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成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使人注意。所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应当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以被人作为攻击之藉口，可不慎乎。
没有私心的蒋经国也真想铁面无私，大干一番，以帮助父亲蒋介石拯救行将倾倒之江山。他曾公开宣称，自己这次来上海是“专打‘老虎’，不打‘苍蝇’，是打‘祸国的败类’”。为震慑人心，彻底惩治“官倒”，蒋经国采用杀鸡儆猴的手段，将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将敲诈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将囤积居奇的大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因涉及上述违法事件被捕入狱的，包括巨商大贾共64名，其中包括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一时上海局势异常紧张。然而，当“打大老虎”的行动触及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时，蒋经国遇到了无法抵御的阻力。
向蒋经国的调查组揭露扬子公司非法行为的是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儿子被抓起来后，杜月笙有意将蒋经国的“军”，揭露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蓄银，请“打虎队”采取行动。蒋经国明知杜在利用蒋、孔两家痛痒相关的特殊关系，但骑虎难下，只得答应。经查，扬子公司果真囤积了不少货物，蒋经国立即派人查封了仓库。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密切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的较量，注视着举足轻重的“扬子案”的结局。虽然此时的孔家已经失势，孔祥熙、宋霭龄也已远走他乡，但蒋、孔间的特殊关系，孔氏家族在近代中国财经界的影响与势力，令此案尤为引人注目，稍有动作即传得沸沸扬扬。蒋经国在10月2日的日记中说：“前天发现的××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孔令侃在多方活动碰壁后，搬出了小姨妈宋美龄。宋美龄接到孔令侃的求救电后，立即赶赴上海，结果也在蒋经国那儿碰了壁。宋美龄于是急电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接到夫人的电报后，蒋介石于10月8日晚由北平直抵上海。蒋经国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四时赴机场送父亲赴京。”当日，蒋介石接北方报告称“锦州已受炽烈攻击”。15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再度飞到沈阳。就在这一天晚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了锦州，国民党军丧失了7万精锐部队。在北方战情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仍亲赴上海解决“扬子案”，身为儿子的蒋经国只有罢手了。既然不能处理扬子公司，当然得找出一个合适的理由。蒋经国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如是说：“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16日，蒋经国在记述上星期反省录中再次提到此案，说：
××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镇定，要忍耐。
历时两个多月的“打虎”行动结束了。蒋经国在11月6日的日记中说：“昨天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
“曲终人散日西斜，殿角凄凉月一家。”这是蒋经国当时心理的最佳写照。
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这一案子，不仅使蒋经国的“打虎”行动草草收场，而且使宋美龄、蒋经国间原本微妙的母子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而此种关系令蒋介石很是为难。
赴美求援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八年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举国普天同庆。8月14日，宋美龄发表了《胜利播讲》。她说：“今天举世欢腾，庆祝着我们战胜了最后的一个轴心的国家，这个胜利，乃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祈求，而也是我们所努力造成的。我今天要向美国国民表示我同胞的感谢，因为在我们八年长期的全面战争中，你们对于中国所遭遇的许多障碍与困难，曾经给以深刻的同情与始终如一的了解，我并且还要代表中国同胞感谢你们，你们在能力所及，莫不迅速给我们物质方面的援助，因为你们的急公好义，给我们大宗的帮助，给我们能顺利推行救济工作，无数的难童难民以及流离失所的同胞，在他们悲惨的绝境，得到了资助与安慰。现在完全胜利降临了，我们先要感谢我们的创造者并且要积极缔造真正合乎基督精神的和平。科学家的发明原子弹，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决定，结束了野蛮而徒劳的挣扎。此次战争的结束，我想凡是有儿子或丈夫在军中服役的母亲或妻子，特别来得高兴，可是我同时也断定，我们一定万分的忧虑，知道如此猛烈的武器，如果落在残暴国家的手里，才真是了不得的事情。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着很多科学家所明白的原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仍旧可以造成大部分人类的毁灭。我不相信人类在疯狂之中自相残杀，是上帝的计划与意旨，然而在现世界中，人类科学进步的机智，远胜于精神方面的成熟，倘使我们仍旧道德堕落，精神昏蒙，而不能深切了解那种等待着我们的全体绝灭祸害，则文明与人道将要自趋于灭亡，除非我们对于联合国参加此次战争所预见的崇高理想，能够积极实现，维护力行，否则我们子弟们的流血与牺牲，都将白费的。”最后，宋美龄说：“现在我们正在决策的十字路口，时间不允许我们再行蹉跎，错失机会，否则恐将悔之莫及的了。”的确是中国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的“十字路口”，蒋介石还没有等到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结束，就采用各种手段来抢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同时积极准备新的内战。他在日记中就说：“呜呼！
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
勉乎哉！”可见，同中国共产党打内战是他既定方针。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新的内战。由于向解放区进犯连连失败，1948年9月至宋美龄赴美前，东北卫立煌集团47万部队被歼，8月召开的南京军事检讨会无济于事。蒋介石的政权摇摇欲坠。在这样的形势下，宋美龄再次赴美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