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改革
那一年英国电视第四频道改革早晨的新闻节目，第一件是重新设定它（想）要的观众。之前，奉行一本正经，与目前无线、亚视所采用的形式无异。经过大刀阔斧，每天早上七至九，新闻不再是主体，娱乐才是，于是，一个全新概念的早餐秀诞生了，名叫BIGBREAKFAST（《大早餐》）。
重提这件旧事，并不是要把《大早餐》捧为典范——对于坚持“不论任何时候新闻都应受到严肃对待”的人来说，《大早餐》就是电视新闻的“苹果化”——而是想向亚视大员进一言：除了继续巩固娱乐制度的明星化（以何守信、朱慧珊代替新闻部员工），难道就不能度出更活泼、更食脑、更有创意的新闻节目？
《大早餐》的卖点，是把新闻草根化。说它像《苹果》，因为《苹果》沿袭小报路线，而《大早餐》根本就是它的电视版。所以新闻报道也是摸着小报读者的口味来撰写。除了简和短，报道员的形象也要别树一帜——一改逢纽必扣的拘谨，或就是身上全套装备，那一条领带也要制造出戏（喜）剧效果：大红大紫，花喱花碌。
明白到画面上每一寸都要用来与观众打成一片，连标题插画都不忘玩嘢，鸡乸咁大只字，配合五颜六色——俗不可耐，但是，这样的新闻节目，的确从未见过。
如此这般，普罗大众闻风而至了。
1999年10月29日
废话奥运
电视屏幕上是奥运举重项目比赛，健儿正要把大大两块铁饼从胸前举向头顶，全世界又在屏息静气等待纪录被打破，有好成绩面世，没想到紧张的气氛竟被叫人失笑的一句旁述完全破坏：“举重其实很容易让人扭伤的吧？”口出此语的是谷德昭。熟悉港产电影的人对这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是演员，也是编导。谷德昭在编导演上的成绩孰优孰劣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但他身为奥运节目的首席主持，屡屡让类似上述被香港市民公认为“无厘头、侮辱观众智慧、坏品味”的说话充斥大气电波，则无疑不是担当旁述员的合适人选。为了不想耳朵被插科打诨式的评论干扰，我早已尽量不看谷德昭担大旗的奥运节目，但偶然一瞥，竟又被我听到他的另一句“杰作”——正当游泳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参赛健儿个个弯下腰身准备向前一跃，冷不防谷先生的声音又从旁响起：“哈，这运动员戴的游泳眼镜可是新款的啊！其实奥运除了有比赛可看，运动新产品也不少呢！”
谷德昭为首的奥运节目主持团队，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无线”）翡翠台的代表。队员中还有许志安、马德钟、胡杏儿、杨婉仪（两个均是前香港小姐），及一众被力捧的新晋当家小生如吴卓羲等。一字排开近二十人的阵容，却被香港媒体骂得狗血淋头，理由是《苹果日报》娱乐版的头条大字标题：“废话连篇”。许志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是看见姚明进入奥运会场时，以“凶残”来形容他的样子。另外有主持人问远在希腊实地采访的方力申：“你以前在外地出赛，是不是亲手洗自己的游泳裤？”又，田径比赛中阿伦·庄逊（阿兰·约翰逊）跨栏摔倒，无线运动节目台柱韩毓霞把麦克风送到刘翔的嘴前，要他回答的问题竟是：“刚才庄逊摔倒，你在现场是否看得更清楚？”
“废话”种类还不止此。开幕典礼当晚，方力申、叶璇（电视剧演员及前华裔小姐）和韩毓霞在现场旁述仪式实况，当电视上出现一个男童拿着国旗的画面，旁述员便会说：“大家看见一名小孩，手上拿着国旗。”当载着男童的白船缓缓驶进会场中心的人工湖，观众听到的旁述是“船已慢慢地开入会场中心”。男童登陆后手拿国旗会合希腊总理，旁述员还有什么可说呢？答案是：“小孩拿着的国旗是要交到总理手上的，今天下午彩排时总理曾经到场，咦，不知道总理今晚来不来呢？啊，原来总理已经来了，现在正走入会场。”我的一个朋友看到这里忍无可忍，跳起来指着电视大骂：“X！当观众都是瞎子！”
而当传媒抓住谷德昭，要他响应香港市民的强烈不满时，谷先生的答复居然是“要看严肃的奥运旁述，大家可以转看中央台”。
乍听“很幽默”的这句话如果是谷德昭代表七百万香港人把一顶高帽送给内地人民，作为香港人一分子，我必须表明我的立场：中央台的制作出类拔萃诚然值得我们骄傲，但那不能被利用来成立香港人的不专业、不认真、不学无术和柴娃娃。能够让如此不负责任的一句话被记录在香港历史里，按道理说，第一个红脸的人应该就是说这话的谷德昭。但事实摆在眼前，当事人是眼也不眨一下，而抬不起头来的却是做观众的我们。
为什么谷德昭可以这样理直气壮？一个可能性是他是真的这样相信，就如王朔的那本书的名字：“无知者无畏”。另一个则不属猜度，而是事实：“无线”是一座可以被人恃势的大靠山——纵然这座靠山已被认定外强中干，可是那也不能改变另一个事实，香港人有许多“知的权利”，都被无线那以“迎合大众口味”之名而执行的反智制作方针剥夺了。所以当中央台的部分节目如《对话》、《艺术人生》等在我们家的电视上出现时，没有别的形容比“沙漠中的清泉”更能道出我们有多受用和感激。
但据内地来的朋友们告诉我们，内地观众的口味正好相反：例子之一，因公式化而经常被唾骂的无线剧集，日渐已成为大陆人的心头好。听见他们这样说，我不禁忧虑起来。因节目水平愈来愈低劣而正逐渐失去支持的这台香港人的“思想机器”，可会藉着抢滩内地市场成功而又重新发挥它的反智威力，引证百足之虫，果然死而不僵？
2004年9月
香港人的希望在内地
广府人把农历除夕的晚餐叫“团年”，北方人则称“围炉”。我喜欢后者多于前者，因它既有画面，又有意境。而我认为电视机便是现代家庭里的“炉”——在吃年夜饭时我们容或可以没有围住取暖的那团火，但少不了给一家人制造温暖的除夕特备节目。
在家里吃年夜饭，很少人会不把电视开着吧。看不看倒是其次，只要它能在旁边发出声响，一屋子倒似真的添多几分喜气。只不过若要用火做比喻，无线的团年节目恐怕只能是卖火柴女孩手上的最后一枝火柴，既划不出希望，也不能带来暖意。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欠缺了人气。暖意要通过荧幕来传递，本来便十分抽象。它是话语，是色彩，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面孔。在以团聚为主题的节日里，大多数人期望看见的，是“亲人”。以往无线之所以给人无比的亲切感，是因为受人喜爱的艺员会在重要的日子回到“大家庭”与大众一同度过。这些艺员曾几何时也是香港人心目中幸福的象征——看见梁醒波扮演的“财神”，没有人会不从心底笑出来。尽管近年无线一直想借薛家燕的“好姨”接棒，但由于今日的《皆大欢喜》和从前的《欢乐今宵》，不论在收视或受欢迎程度上都相差太远，二人的地位自然不可比拟。
你也可以说，一切都是无线制作方针早已全盘改变之故——TVB虽不过始于三十七年前，但对新一代香港人来说，《欢乐今宵》已等同咸丰历史，财神和梁醒波，是谁？——不再制作综合性节目，表面是因迎合观众口味的改变，其实也是节省成本，经年累月下来，后果便是令香港再也培养不出拍摄大型综合节目的人才——每年的台庆、选美、慈善筹款、颁奖礼全属例牌菜式，更因为家喻户晓的角色的湮没而中断了港人与TVB早期所联结的血脉关系。
所以，今年与往年一样，无线的团年节目不会教人兴奋或鼓舞，相反只会使观众感到它可有可无——谁想看见十个站出来的艺员中，有八个是叫不出名字的？合唱贺年歌曲，从镜头摇过所见者，为什么总是甩嘴比记得歌词的更多？所谓的游戏，为何总是敷衍了事？预告十二生肖的运程，不都在午间妇女节目已经讲过，然后在初一的贺年节目再来一次？至于众大小歌星（主要还是中牌、小牌），凭什么可以完全不理场合，又是照播PLUG歌咪嘴？
是到了大除夕夜，我们才又一次看清楚无线是怎样从一个“大家庭”过渡成一家“大工厂”，而这家“大工厂”甚至没能力也可能没有要求自己为这社会制造一种“家”的气氛——你没看见做团年节目的艺员都是上班开工似的？故此我有理由相信，香港人对家庭的失落感，有部分是从无线业务转型那天开始的。
失意于本地的电视台，我只有继续往别处努力。而从去年开始，便给我发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不敢说我对这节目的好感完全没有一点“异国情调式”的猎奇心态——看着浓妆美女身披露肩晚装列队唱着如《兄弟姊妹》、《天下父母心》之类的宣教歌曲时，但是，不管《晚会》在形式上是如何的“俗品”（KITSCH），它还是让我看见了一个国家级电视制作的努力和进步，包括布景设计、节目编排，以及最基本的一点：怎样处理“送旧迎新”的主题——在这方面，无线只会言之无物恭喜恭喜。
《春节联欢晚会》把“送旧迎新”这大主题分拆成不同的小主题，主要是感恩、对各种跨阶层跨地域的伦理关系的检讨及呈现形形式式的社会新气象。感恩是对父母、兄弟姊妹，也是对公职人员如护士的致意，多数以歌舞表达。正如我在前面说过，个别看来叫人无比尴尬的场面，原来放在“恰当”的空间和脉络里，也是“无伤大雅”，可以接受的。
短剧，又名小品的环节，是《晚会》不可缺少的重头戏，今年起码有七出之多。它们大多以小人物之间的各种误会（很多时候是身份错乱）作为骨干，结局当然是互谅互让，化争拗为祥和。乍看是迎合小国民情怀而设计的这些“小品”，其实也涵盖了相当广阔的社会层面。正当我以为故事的主人翁不是工，便是农，背景不是城，便是乡之际，忽然便走出一个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因错认送水工人是供他念书的后父，引出一幕“好心未必坏事”的错位喜剧。
这些小品尽管可能都会被认作聊博一粲，但它们在《晚会》中的讯息却是十分清晰——“对于每个阶层的人在生活中所作出的努力，国家都是给予肯定和鼓励的”。
连KEEPFIT这种小资得紧的休闲文化，也假“健康”之名被搬上舞台发扬光大。除了大批舞蹈员身穿紧身衣在那里跳着健康舞，该段名叫《阳光健身房》的歌舞小品，还安排一群赤膊上阵的筋肉壮男随着音乐大摆甫士。不管是表现健康还是性感，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精神一振的一幕。而在镜头捕捉观众反应的剎那，我看见台下许多面孔都是年轻而欢容的。
我倒真希望《晚会》的从容，正是中国电视传媒的走向——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不是没有，只是在分量和腔调上已调低了许多，而且镜头运用灵活，场面调度多变、畅顺，主持人串场的表现得体，台词绝对不像港式综合或信息节目里惯见的生硬牵强。就是尾段有偶像歌手如周杰伦、莫文蔚的演出，也不至于出现嘉宾大过《晚会》，或歌迷高叫偶像名字的声音盖过歌手唱歌的情况。
《晚会》如常在迎接新一年来临的倒数仪式时达到“高潮”，今年较特别的是请来杨利伟做嘉宾。这安排明显是要给中国未来的发展许下更GRAND的期许：国人不应把目光只放在十三亿人口脚下的土地，更要放眼辽阔的太空。对于不是民族主义信徒的我，类似演说不论有多么激昂，照理都不会造成情绪上的多少回响，然而就在我把电视机转回翡翠台，面前有一堆人在互勉“赚多啲搵多啲”时，我看见了两地电视传媒对待求变的不同态度：无线是能不变就不变，央视却在有限的空间中探索自己的美学，并尝试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正在改变。这时候，我无法不想起有人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香港人的希望不在香港，在中国内地。”
2004年1月
在八卦和是非以外
实在喜欢当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喜欢到什么程度？大概是，三年内不让我排一出舞台剧，全心全意做访谈节目，不管是电视、电台、网上电台，我也会考虑答应。不过，真有三年投放在访谈节目的耕耘上，我的理想不是做一个或几个单元，而是把以“访谈”做主题的一条电视频道搞起来。
我的这个想法，表面是出于个人兴趣，但我相信大众竖高耳朵，期待从别人对话中找到认同，甚至灵感的欲望绝对不会比我少。奈何媒体一向不信任“谈话头”——我是说香港的电视台——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像无线最近有个法律游戏节目《百法百众》，好不好看本来有赖现场观众有多能言善辩，只是构思与现实大有落差，经常出现的场面若不是观众放弃发言，便是语无伦次，一百个人是同一副面目，简直是对节目名称的最大讽刺。
言之有物的人，表情自然在面上开出一朵花。反过来说，受访者再有明星相，但言语无味，就是拍摄度再五花八门，也不过是出“空城计”，只会让观众愈看愈没有想象。如果用电影来作比喻，就是“布局欠缺张力，剧情停滞不前”。吊诡的是，访谈节目所以好看，有时候也在这里：看主持人怎样化腐朽为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