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躲开广州在其他口子扩大贸易，他们派遣大班喀利生（Samuel Harrison）和第一个英国汉语翻译洪仁辉（Janes lint）等组成商团前往宁波和定海做生意。两处的地方官由于外商久不来浙，自家也收不到什么油水，所以对他们非常客气友善，由此英船来浙渐多。乾隆一听，立刻想起前朝故事——宁波曾是倭寇最严重的地方，而且乾隆还有地域歧视，对宁波人民不看好，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对英国人也不看好，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预防是对的，不对的是他的预防方法，因为他的预防不是增加天朝的抗疫力，而是尽量让天朝的臣民与“疫人”隔离。乾隆在地方大员的忽悠下，首先用的是经济手段，命令浙江增税一倍。没想到增税英人也不在乎，继续有船前来，因为广州那边太黑了。乾隆一着急，干脆用政治手段，于1757年，规定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广州单口通商体制从此确立。
乾隆多的是政治头脑，缺的是经济头脑。英商前来中国购茶，江西、安徽的茶叶运到宁波最简便，就是再由宁波沿水路运到广州，也算简便。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不乐意，茶叶不经他们的手，他们没有钱赚，所以他们贿赂官方，使得茶叶出口，必须绕着弯子过广州，也就是十三行之手。具体是这样的行程：江西、安徽、福建的茶叶先到九江集中，再沿赣江南下到大瘐岭，再用劳工挑过莫林关，再由南雄水运到广州。这么一来，费用要翻几番。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费用当然要摊到英商身上了。英商急死了，十三行的行商们偷着乐死了。虽然这些行商还看不到这样折腾，可以增加中国运输苦力的就业量，但是他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却是能数得清的。
1759年，就在乾隆规定广州单口通商之后，东印度公司派遣公司的汉文翻译洪仁辉前往中国丝茶产区浙江，请求浙省当局允许英商在宁波贸易。浙江官吏当然不敢跟乾隆对着干，把洪驱逐出境。洪仁辉遂跑到天津，用中国特色的举报方式——贿赂上访，使得这封“国际举报信”递到了乾隆跟前，控告如下：
一是粤海关勒索陋规。
二是粤海关监督不准夷商禀见，使下情不能上达。
三是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不还。
四是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甚吃亏受累。
当然，控告的同时，没有忘记奏请清政府开放宁波的事儿。大清君臣震惊了，天朝哪有过夷人举报天朝官员的先例？天朝毕竟是天朝，震惊之余，遂命钦差前往广州办案，海关监督李永标说不知道有勒索陋规之事，可能是自己的家属及下属干的。天朝认为，家人勒索即等于主人勒索，便将李撤职查办，家产充公，其家人及随员中被逮治罪的达七十三人。对于黎光华，查没其原籍财产，按股均匀摊还债主。
而洪仁辉本人，被清政府定了一个大清版的间谍罪——“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之罪，判三年有期徒刑，弄到澳门监狱里去了。洪氏的三年徒刑给英商换回的利益是：多项陋规被撤；“西洋船”不得再称“鬼子船”。当然每船一千九百五十两银子的规礼银及值百抽六的进口税得继续上交并固定下来。在这项国际官司中，清政府最恼火的不是自己的官吏贪污，也不是夷人洪仁辉的国际举报，而是帮洪仁辉写状纸的天朝百姓。政府“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整出俩汉奸来：一个叫汪圣仪，一个叫刘亚匾。前者是个徽商，据说认识洪仁辉，“领其国大班银一万零三百八十两”。也没说这银子是借的，还是领的工资，反正是汉奸了。但这个汉奸的小腿儿灵活，闻风跑了。后者，刘亚匾，被逮处死了。
1759年，洪仁辉国际举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感觉到单单广州一口通商还不足以防范外人，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两广总督李侍尧搞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批准后，立即公布执行。主要精神是对英夷进行“双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与规定的中国行商做买卖。除此之外，还规定：广州居民不得装修房子图谋出租给英人；中国人不准借夷人银资；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为仆役；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代为送信传递消息；等等。
鉴于广州窗口的半开半闭，鉴于大清政府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鉴于广州贸易制度的诸多不便，大英就想来个正式“求亲”，时间选在了1787年。
1787年，为了冲破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实现与大清真正的亲密接触，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卡斯卡尔特中校（Lieutenant olonel harles athcart）为大使，率领英国政府使团前来中国。大使的薪金和使团所需费用均由东印度公司支付。政府给使团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
一是扩大对华贸易，消除贸易障碍。
二是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
三是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在训令中，英国政府表示了对广州贸易制度的不满与猜忌：“在这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中国人的团体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准公开进入中国法庭，中国拒绝公正地执行其法令，我们驻广州的大班全都处于一种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境地……这些灾难是由帝国政府既定政策所致呢？还是由于对我国势力的无端疑忌抑或只是由于一个遥远省份的政府的腐败与滥用职权所引起？”
训令写得很棒，按英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国人矫情到即使床下多放一瓣玫瑰花都痛苦得睡不着觉，当然不适应天朝特色的生活方式了。所谓的“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天朝百姓们领教一百多年了，也没见啥烦言絮语。现在，英国政府亲自出面，要帮自己的商人们增进幸福感了，但结果很不妙，卡斯卡尔特死在了来华途中。当然这对天朝来讲，可能就妙了。因为英国一来，就搞什么劳什子的自由、平等、公开、透明，麻烦大了。问题是，大清躲过了初一，它能躲过十五吗？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1793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外交，一场着名的鸡与鸭的对话。它是大清拥抱近代文明、融入国际舞台的第一次机会，维多利亚她爷爷、那个神经后来出了毛病的乔治三世（现在普遍认为他患的是卟啉症），派马戛尔尼特使和副使乔治·斯当东使华来了。这时，大清皇上乃道光的皇爷爷、业已八十多岁的乾隆。英明领袖VS半神经病的乔治三世，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
乾隆，1735年做皇帝，1795年自动下岗，在位六十年，自言不敢打破康熙爷爷做皇帝六十一年的纪录。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第一人”。据说乾隆一辈子写了四万两千多首诗（被人怀疑不是秘书代写，就是侵占手下大臣的版权），其中最着名的一首诗，应是他游西湖时咏雪的那首“杰作”：“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当然，乾隆数够十片之后，就数不下去了。其时，陪侍皇上的着名学者沈德潜续上了最后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遗憾的是，死后的沈德潜都没有逃过乾隆的文字狱牵连，好像是版权之争吧。据说沈德潜把本属乾隆的诗作弄到自己自费出版的诗文集里当做自己的作品了，真是可恶至极。不过最可恶的是乾隆的文字狱。中国的文字狱，从秦始皇开始，到朱元璋达到高潮，到康熙乾隆再创新高潮，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文人都成为活死人、死活人。
相形之下，乔治三世就有些寒碜了。他1760年开始做英国国王，1820年去世。
做国王的过程中，多次发生精神错乱以至于难以正常上班（当时御医认为他是精神错乱，直到20世纪30年代，医学界才搞清楚，乔治三世所患的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血液病——卟啉症。表现为：思维混乱、言语失调、幻视幻听、歇斯底里），其大儿子威尔士亲王、维多利亚她大大爷，亦即后任国王乔治四世，两度在父亲精神错乱期间作为摄政王代理国务。
乔治三世在位期间政治方面最大的杰作也可堪称是最大败笔的，在于他力主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结果丢失了北美，却成就了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完美英雄乔治·华盛顿及一大帮美式民主的奠基者。杰作是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而言的，败笔则是站在英国当时的角度而言的。北美独立，乔治三世深受打击，甚至想过引咎辞职。可怜的英国，不知道在中国，皇帝玩个“罪己诏”的把戏就能把天下臣民感动得三十年内依然摸不着北。
乔治三世的武功在于英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地组织反法联军，驯服“欧洲战狮”拿破仑，并将他流放于大西洋中的孤岛——圣赫勒拿岛。
乔治三世的文治最有意思，刚当国王不久，就因一招不慎，闹出了一场宪政危机。
乔治三世做国王后，英国议员、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在其主编的报纸《北不列颠人》上多次撰文攻击嘲弄他，宣称国王不过是国内首席治安官，行使君权时不得越轨，自由乃人民的特权云云，惹得乔治三世龙颜大怒，查封其报馆，逮捕其人。伦敦民众为此示威，并焚烧了太后的模拟像。威尔克斯受审时，伦敦民众在庭外声援。
法官以政府的行为破坏了议员权利为由，当场释放威尔克斯，民众高呼自由并称赞法官公正！看人家这法官，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牛得能和国王狠狠地扛膀子。乔治三世这边不服输，几个月后，威尔克斯的朋友、国务大臣桑威奇认定威尔克斯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论妇女》犯有诽谤罪，决定借此狠狠整治威尔克斯，英国民众对皇家的这种秋后算账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过几年的冲突与较量，威尔克斯先是当上了伦敦市的行政司法长官，后来荣任伦敦市长。一般人对乔治三世人品方面的评价是：心地善良，生活俭朴，对家人要求严格。但是你小节再好，也抗不过人品方面放荡形骸得干脆没啥小节的普通记者威尔克斯，后者利用他的“大节”——批评精神和敢于与国王扛膀子的态度，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与声誉，一句话，谁让你是国王呢？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别以为你是个国王，爷就挺你！
威尔克斯事件与乾隆的文字狱比较起来，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中英之间力量的悬殊，谁能说，不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呢？
乔治三世与乾隆这么一比划，个人资质明显占下风，且神经还有些毛病。我们有必要有理由为之深思，就是这样一个资质不高的、神经有些毛病的乔治三世却在中英外交方面书写了意味深长的一笔：1793年，他派马戛尔尼来了，西方第一大国，试图与东方第一大国partyparty（碰头，聚会一下）。然而结果怎么样呢？忸忸怩怩的大清，愿意与西方第一大国拥抱吗？
乔治三世派来的这个使团，是英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使团。即使是整个欧洲，在此之前也从未向外界派出如此大规模的使团：五艘战舰，随员七百多名。正使马戛尔尼与副使乔治·斯当东都是严格挑选，优中选优的。马戛尔尼，都柏林学院三一学院硕士毕业生，当时欧洲舞台上非常活跃非常成功的外交家。1764年在俄国担任特命大使，由于具有非凡的外交技巧和英俊的外貌，很得好色的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外交成果”相当地丰富。副使乔治·斯当东乃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英政府希望他们的个人经验、学识和个人魅力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君臣。
英国这就显得有点外行了，你就是来俩洋妞，咱八十多岁的乾隆也不感兴趣啊。你马戛尔尼再会签协议，再会外交，俺大清根本没外交，根本不签任何协议，你又能咋地？
可以说，从《马可波罗游记》风行欧洲开始，英国就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如今，它来了。虽然它此时已取得海上霸主地位，号称日不落大帝国，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中国的崇敬。英国渴望和中国结交，现在，它自认为有这个实力了。整个英国都为这次出访兴奋地做着准备，光是准备礼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不致于让中国看不起，他们给乾隆带来了众多礼品，这礼品总价值达到一万三千英镑，装了整整六百箱。英国人认为，这些东西是英国目前能提供的最好的“土特产”，势必能引起大清的兴趣。按乔治三世的意思，它们“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启迪”。它们是：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世界各国位置、首都、山脉和河流的地球仪，英国最大的装备有一百一十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现代炮兵装备，一套英吉利大型图册，赫哲尔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油画，热气球，车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