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周昂嵋胡乱吃药，把自己毒死了。杨仲枢和杨昂岳先后赶到吉林处理后事，一个35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像一只虫子似的死了。杨仲枢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在杨昂岳的搀扶下走出火葬场，他老泪纵横，无语凝噎，苍天啊，两条鲜活的人命啊，他们何辜？
王禄臻后来写诗《哭嵋儿》四首，字字血，句句泪，倾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撕心裂肺之痛，其中第一首是：
一柱孤烟墓草凄，回肠寸断泪眼迷。
嘱儿泉下善自重，春雨寒露勤添衣。
“文革”十年，杨家披着一件殷红的血衣，杨家的苦难何时才是个头？
八、历史终于还他们清白
1970年，哈军工传说着一个消息：要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建立“三线”基地，转移一批干部教员，杨仲枢是第一批要走的。正好三儿子杨昂岳探亲回家，帮助父亲钉了十几个装书的木箱，杨仲枢夫妇已经准备好在五常农村了此残生。到了夏天，又说不去五常了。此时哈军工被肢解，主体部分奉命南迁长沙。杨仲枢等湘籍教授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能返回家乡也是好事。可上边说要在长沙建立的大学是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越纯越红越好，第一批只批准了三位教授去长沙。杨仲枢心凉了，不敢再想回家乡的事。那时全国都执行最高指示“深挖洞”，杨仲枢每天早出晚归去挖地道。
1972年6月，长沙来了通知，要杨仲枢搬家，到哈军工南迁后的大学——长沙工学院报到。到长沙后，没有教学任务，还是挖地道，从哈尔滨到长沙，杨仲枢整整挖了4年地道，谁都以为这个瘦黑憔悴的老头儿是个乡下来的农民工。
杨仲枢夫妇仍受到严密的监视。湖南的亲朋好友听说杨仲枢回来了，都想来探望，但不管是谁都要受到长沙工学院政治和保卫部门的严厉盘查：“你是谁？什么政治面貌？找杨仲枢干什么？他的问题很严重，不要见了！”
杨仲枢夫妇住一楼，他们晚上从来不拉窗帘，特别是偶有客人来，更要让外边看个真切。有一次，王禄臻发现窗外有人蹲着偷听，便推门出去看一眼，偷听者慌忙遁逃，王禄臻看清，他是基础部的某教员。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整治别人以邀功请赏者遍地都是。
1976年10月，突然阴云四散，金色的阳光普照神州，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朝覆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我党一批忠贞赤诚、慷慨悲歌之士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气魄，奋勇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响彻神州大地。
在平反冤假错案上，长沙工学院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原因是复杂的，要改变各级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左”的思维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早在1978年的春天，中央五个部门已开始研究解决全国55万“右派”的“改正”问题。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9月17日，中央第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发向全党。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人民日报》专门发了社论，中央党校、公安部等单位雷厉风行，全部改正错划的“右派”，全国迅速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烈旋风。
张衍校长上任后，开始扭转国防科技大学前一段在改正“右派”这一重要工作中所表现的左右观望、消极等待的态度，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力度。
1979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有人来敲杨仲枢教授家的门，杨教授身体不好，老伴王禄臻去开门。
进来一位个子高高的老军人，一身崭新的绿军装，配上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格外醒目。
“杨教授！我来看你来了！”那老军人道，“你身体可好？”
杨仲枢仔细瞅瞅来客，失声道：“哎呀，这不是王连起同志吗？您怎么来了？”
王连起看着一脸惊愕的两位老人，不禁语塞，他坐下来擦擦汗，半天才说：“我来说一声，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学校批准我参军了，我刚穿上军装就来看你们。”
杨仲枢对王登门造访很是感动，当年，才华横溢的讲师王连起是哈军工的着名“右派”，同为“五七难友”，却被迫互不来往，没想到王连起老弟还在心里念着我们呢。
王连起语带歉意：“过去很少来往，是怕惹起麻烦，现在情况不同了，杨教授，我想你们的问题也快解决了吧！”
“不知道哇！”王禄臻神情黯然，背过身擦擦眼角。
“你的级别比我高，可能学校还在研究。”王连起不知说什么来安慰他们。
“老王啊，祝贺您！”杨仲枢笑着为王连起沏茶水，“改正了，改正了就好！”
送走王连起，杨仲枢和王禄臻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之中。近几个月，各地改正“右派”的消息传到了他们的耳朵中，他们将信将疑，但报上的消息不会假吧，国防科大刚刚成立，当年哈军工打的“右派”给不给改正呢？王连起的造访，勾起他们对20多年前的回忆：1958年6月17日在体育馆门前被军事审判庭判决“剥夺军衔，开除军籍”的锥心情景似在眼前晃动，多少次到派出所交检查书，接受民警的训斥和辱骂，多少次挨批判和斗争，更不用说“文革”十年所受的罪、挨的打……王禄臻沉重地叹口气说：“咱们什么也别打听，什么话也别说，说不定改正的好事落不到咱们的头上。”
杨仲枢两眼发直，呆呆地坐着，喃喃道：“王连起都给改正了，难道学校不给我们改吗？难道……”他感到绝望，这次不给改正，这一辈子彻底完了。
老两口在惶恐中度日如年，每天早晨，早早就去菜场，匆匆买点菜，没有事哪儿也不去，房门总是关得紧紧的。他们尽力回避好心人的询问，20多年来被多次斥责“企图翻案”，“贼心不死”，使他们不敢有任何奢望，他们的心早就冰冷麻木了。
春节快到了，外地的两个儿子连封信也不来，老两口惶惶然。除夕那天，楼里传来各家各户准备年夜饭的欢笑声，孩子们的打闹声，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鞭炮声。
杨仲枢的家中一片死寂，老两口在床边枯坐着，谁也没有气力说句话。他们没有买鱼买肉，似乎这个春节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屋子里阴冷昏暗，没有一点生气，只有小闹钟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黄昏时分，突然有人敲门，吓得老两口打了一个激灵。20多年来，敲门声大多给他们带来厄运和暴力，他们脆弱的神经被敲门声折磨得快要断裂了。
杨仲枢定定神，推推老伴，王禄臻才慌忙去开门。
副校长张文峰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后面跟着他的年轻秘书。
“杨教授，您好呀！”张文峰大步迈进屋里，直奔杨仲枢，握住杨仲枢微微发抖的双手说，“我代表临时校党委来给你们拜个早年啦，同时正式向你们宣布，你们两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史问题，经过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复查，校党委决定为你们俩改正，恢复政治名誉！这几天就发给你们改正的决定书……”
杨仲枢和王禄臻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耳畔只有“改正”、“改正”的回响声，再也听不清张文峰说什么话了。张文峰走后，他们好像从噩梦中清醒过来，突然相互扑过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号啕大哭。那是发自心底的、悲喜交加的、足以穿云破雾的哭声啊，那苍凉的哭声浓缩着他们22年的冤枉和屈辱。
杨仲枢终于相信自己和老伴的“右派”问题真的被“改正”了，历史终于还他们清白了。他平静下来，端坐桌前，马上给两个儿子写信，同时郑重起草“入党申请书”，他斟字酌句，在灯光下度过人生中最伟大的除夕之夜。
几天后，一纸“改正决定”分别送达杨仲枢和王禄臻的手中。那薄薄的白纸上写着：“杨仲枢同志在五七年右派进攻期间没有右派言论。定其为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定王禄臻同志为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问题是当初剥夺杨仲枢中校军衔，开除军籍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判决书为军审字第004号，时间是1958年5月13日。而哈军工党委确定杨仲枢为“一般右派分子”的政治结论是在1958年6月17日做出的。就是说，在杨仲枢还没有定为右派分子之前，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已提前一个月对其剥夺军衔，开除军籍。这是否有点奇怪？现在说把杨仲枢错划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撤销原判决的法律文件？但什么也没有。
哈军工157名“右派分子”中谁是划对了的？没有，都划错了！
杨仲枢被批准参军了，军装刚发下来，他就和老伴走进照相馆，先自己照一张戎装照，再和老伴合照一张。
改正后的杨仲枢和王禄臻努力工作，携手走过辛酸的人生后，他们依然谨言慎行，保持低调。晚年的杨仲枢为出国人员开法语训练班，他自己刻轻人传授法语。
遇到熟人，寒暄几句，如果涉及当年的辛酸事，杨仲枢总是说：“我老了，头脑不行了，过去的事都忘了！”“你是谁啊，我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几位哈军工的老干部来给杨仲枢拜年，赞扬他为学校的建设贡献很大。
杨仲枢淡淡一笑：“我没有什么贡献，就是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
其实，老人家心里什么都明白。
哈军工的老领导刘居英、刘有光、李懋之、唐铎、张子明、戴其萼等先后到国防科技大学的时候，都不忘看望杨仲枢老两口，他们有一句共同的评论：杨仲枢教授是哈军工老知识分子中受苦最深且时间最长的人。
1984年，王禄臻病逝，差三个多月就是70岁。
1994年，杨仲枢病逝，享年87岁。他留下遗嘱说，我死后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不要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不要摆花圈，不通知外地亲友。
斯人已去，他们的一生或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们的人生足迹在向我们发问：当无妄之灾如泰山压顶突然降临的时候，当冤深如海，要饱受22年煎熬的时候，你能否坚守自珍，不屈不挠？你的脊梁骨够硬、够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