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乾坤颠倒的岁月
1966年8月，中国的红卫兵横空出世，哈军工是东北地区最先造反的，这座素来保密的国防科技学府一下声名大振。哈军工的老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被冲击的，周明的灾难不算重，他小心翼翼跟着潮流走。1967年，哈军工的两大派打得不可开交，派性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周明家也分成两派，两姐妹是在野党“炮轰派”，老爸是掌权派“扞联总”。有一次，两姐妹参加“炮轰派”大会回家晚了，周明发了火，不准女儿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下次再去，就滚出去！姐姐兴武来了倔劲儿，滚就滚，拽过棉袄，拎起挎包就离开家门。妹妹兴汉急了，想追赶姐姐，被妈妈按住。叶惠兰一个人出去找兴武，半夜回来，沮丧地告诉周明：“没找到。”周明不吭声，老两口整夜没有合眼。其实兴武没有跑到楼外，她躲在楼道里，挨着暖气坐了一晚。第二天她从学校回家，忘了和老爸怄气的事了。
家里对立的两派仍互不妥协，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被冷战取代，后来，两姐妹在“炮轰派”广播站当广播员，气得周明独自在家大骂女儿一顿。但父母内心对子女依然是永恒不变的关心和爱护。有一次小女儿兴汉被父亲当面质问：“你是不是在55号楼为‘炮轰派’做广播员呢？”兴汉心里开始打鼓，这下可要挨骂了。她低头嗫嚅道：“是……”想不到父亲叹息一声，小声叮咛说：“要注意安全啊！”
是年秋，工宣队进驻大学，哈军工原来还有个军宣队，这“两宣队”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人见人怕。有一天，周家对门的一个“文革”新贵傲慢地给周兴汉扔下一句话：“基础部工宣队领导让你爸从明天起打扫楼道卫生，记住啊！”
兴汉回家如实告诉父亲，周明沉默半晌，目光困惑，他对女儿说：“劳动本来是一件好事呀，现在怎么把它当成一种惩罚人的手段了呢？”他回忆起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他作为哈军工的五一观礼团成员之一赴京，陈赓带大家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是哈军工的开国元勋啊！”
现在不是“开国元勋”喽，是“反动学术权威”啦，周明默默拿起扫帚，每天开始清扫楼梯，认认真真的，好像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不久，体育教研室一个外号叫“许大马棒”的造反派教员来占房子，硬是逼着老教授给他腾空一间屋。那人也不常来住，每次来都烧一大堆废纸，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周明忍气吞声不敢言语。
1968年4月，叶惠兰被哈医大的造反派关进牛棚，周明心情沉重，他预感到自己的处境也不妙。兴武去给妈妈送东西，想看一眼妈妈，那个看守把眼皮一翻：不行！叶惠兰这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挂着大牌子挨斗，受尽屈辱。有一次她晕倒在走廊里，险些发生意外。
上边来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周明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奉命给学生上材料力学课。大乱了好几年，还有人来听课吗？走进教室，周明吃了一惊，大教室里差不多坐满了学生，而且是对立的两派学生，一个小时后，连后面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周明忘记了一切烦恼，滔滔不绝地讲开来，黑板擦了一遍又一遍，他突然发现窗外一片漆黑，这才想看看手表，可眼镜片上沾上粉笔灰，他只好轻轻问前排的学生：“你们的表几点了？”这话引起学生会心的笑声。这节课从下午两点讲到晚上七点半，周明抱歉地说：“对不起，耽误大家吃饭了。”可学生们说：“周教授，您辛苦了！”
踏着月光回到家门，他连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女儿帮他拍打满身的粉笔灰，打洗脸水。周明喘息了半晌，开心地说：“今天真痛快啊，学生们多么想学习呀……”
下一次课安排在航空系五楼大教室，身患哮喘病的周明就怕爬楼梯，为了不耽误上课，他提前半小时离开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慢慢挪步，累了就喘息一会儿……又一个寒冬降临到黑土地上。11月，大形势逼着周家两姐妹必须下乡当知青。到兵团吧，人家说政审不合格。兴武希望和妹妹一起走，互相好有个照应，但被人家一口拒绝。周明把自己的皮大衣一剪两块，他对女儿说：“乡下冷啊，你们俩一人一块，铺在褥子上。”兴武捧在怀里，似乎感到那上面还有老爸的体温，泪水涌出，滴在老羊皮上。兴武走后，兴汉又要出发了，父亲追出门外，对女儿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
“我决不做对不起毛主席的事！”
寒风撩起老父花白的头发，他是那样单薄羸弱而孤独无助，周兴汉鼻子一酸，转身快走，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老红楼宿舍区，任热泪滚滚而下。
不久，周明就被关进牛棚，周家没有人了，房门被贴上叉式封条，上盖“革委会”的红章，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兴武惦念着爸妈，找个理由请假回到军工大院。她要求回家取东西，父亲专案组的人监视着她，一直到重新贴好房门的封条才算完。兴武打听到老爸吃饭的那个食堂，早早去等着，终于看到爸爸和一群“专政对象”们低着头，排着队走进来，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人手一本“红宝书”，在看守的吆喝声里低头诵读。兴武看到爸爸了，才几个月，爸爸苍老了许多，面色灰黄，头发全白了，她紧紧捂住嘴，跑出食堂，不让别人听到她的哭声。
半年后，中共九大召开，形势稍有改善，“特嫌”夫妇周明和叶惠兰先后被“解放”了。周明急忙给女儿们写了封报喜信：“……工宣队员给我带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在大会上宣布我被解放了。我高兴得不知说些什么。工宣队员提示我，快喊毛主席万岁，我赶忙举起右手，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兴武兴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我终于没给你们丢脸。”
七、为人师表
1970年夏，哈军工被无情肢解，学院主体奉命南迁长沙，取名“长沙工学院”。
从东北到湖南，搬迁简直就像一场逃难，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所着名高校像哈军工那样迁移。
周明和叶惠兰夫妇是两位大教授，到了长沙，他们和普通教员一样，挤进“鸽子楼”，14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就是栖身之所。最让周明烦恼的是他从哈尔滨运来的书没有地方摆，全封在木箱里，摞在楼道上。要想找一本书，他常常绕着木箱子叹气。
不仅是人没有住房，就是教学设备也没有容身的库房，大量贵重的仪器设备堆放在露天，用苫布一蒙了事。周明每天经过这些地方，心里如针刺一般难过。他找学院领导呼吁：“这些仪器设备都很昂贵，不少是进口的，这样风吹雨淋太阳晒，就要报废了，今后怎么开课呀！”
长夜漫漫，风雨如磐，谁能给周明一个满意的答复呢？
1972年，在全国大学停止招生“闹革命”的6年之后，总算又有“工农兵学员”进入学校。周明抛开一切烦恼，集中精力投入教学，编教材、建实验室，在艰苦的条件下恢复教学，年逾花甲的周明披星戴月，费尽心血。
周明夫妇自律甚严，有目共睹。学校住房条件改善后，给他们分了两套22平方米的套间，他们坚持只要一套。家里除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和一个单门的“雪花”冰箱，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木床和书桌还是哈军工时期配发的。
为祸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走出北大荒的两个女儿也回到父母的身边，周明心情好起来，清瘦的面颊常绽出笑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