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周恩来认为不应再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于是，周恩来提出将“二二事件”的主谋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红军前线总部所在地云阳，在那里深刻反省检讨。
应德田还莫名其妙：“我们搞掉王以哲是要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为什么要躲到云阳去？”
周恩来说：“你们离开西安，一方面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持‘同志会’其余的人留在东北军里，保留火种对下一步联共抗日有好处。”
苗剑秋盯住周恩来，不免为他担心：“我们三人这样一走，周先生可要冒袒护凶手的嫌疑！”
周恩来痛苦而严肃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蒋介石用权术把我们逼到这样的田地，最后一步棋就只能这样走。”
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感动得一下子跪在周恩来面前：“我们错了！请周先生宽恕！”周恩来连忙拉起他们。
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中，周恩来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对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坏，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后来，当于学忠去奉化探望幽禁中的张学良，报告“二二事件”发生经过时，张学良对周恩来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太感谢周先生了。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庆幸交了一个朋友！”
晓以利害
“这些后果你考虑过吗？”周恩来晓以利害的分析，让卢绪章心悦诚服地随广大华行到上海，继续当红色“资本家”去了。
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如果既能够将心比心，真诚坦率地同别人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又能够通过精辟深刻的分析，说明事物的利害关系，使对方转变思想，趋利避害，那么就有可能令对方心悦诚服。
卢绪章于1933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与人合伙创办广大华行，主营进出口业务。193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经慎重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
1940年夏，卢绪章一到达重庆，就在刘晓陪同下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见面。周恩来详细了解了广大华行有关情况后，指示卢绪章说，广大华行党员的一切活动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包括自己的亲人。要在商言商，做好生意，对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做掩护，使这一机构长期保存下去。卢绪章利用这一机构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卢绪章这位“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再也不想与魔鬼打交道了，他很想到延安去，到前线去。
但1945年8月的一天，周恩来向卢绪章宣布了组织决定，要卢绪章继续隐蔽身份，做地下工作，随党的秘密机关广大华行迁回上海。这一安排卢绪章实在接受不了，他坚持要到延安去，到前线去。
对此，周恩来不但没有批评卢绪章，还默默地为他倒了一杯茶，接着抱起双臂在房中慢慢踱步，然后站在卢绪章面前亲切地说：“卢绪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也能体会。我也听说过你过去的上海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我这里也收到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你是一个耿直、疾恶如仇的人，被朋友误解指责，内心怎能不痛苦呢！”
周恩来的话使卢绪章渐渐冷静下来。他擦干眼泪，继续听周恩来的分析：“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点委屈，怎么就办不到了呢？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几个眼前敌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却可以做许多重要工作呀！现在连陈果夫都聘你当医药研究所的理事了，这对今后的地下工作多么有利啊！如果现在换人，即使那个人能经营好广大华行，但他能那么快取得敌人的信任吗？反之，你到解放区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这些后果你考虑过吗？”
卢绪章听着周恩来精辟的分析，心里完全折服了。于是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随广大华行到上海，继续当红色“资本家”去了。他按中央领导的指示，积极扩展广大华行，分别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并与民生公司合资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先后投资与人合办万力制药厂、建业民行、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识推辩
巧妙地利用阎锡山赞成抗日这一前提，并以此作为根据和出发点，进一步说服阎锡山与中共合作抗日。
苏格拉底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逻辑学家，他以论辩见长。他非常善于共识推辩。其原则是：与人论辩时，开始不要讨论分歧的观点，而着重强调彼此共同的观点，取得完全一致后，自然地转向自己的主张。
具体的做法和特点是：开头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让对方连连肯定，与此同时，一定要对方避免说“不”。因为在说话时，一开始就说“是”，会使整个心理趋向于肯定的一面。这时双方放松，保持谈话的和谐气氛；相反，说“不”会容易造成情绪对立，致使全身组织紧张，聚集在一起成为拒绝状态，这种生理变化直接影响心理。
精通沟通艺术的周恩来，正是巧妙地利用中共和阎锡山都赞成抗日这一前提，并以此作为根据和出发点，从中剖析出对方论点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进一步说服阎锡山联共抗日。
山西军阀阎锡山，28岁任督军，把持山西军政大权已达20余年。这个反共老手曾派兵到陕西剿共，进攻刘志丹所率红军，又曾与东渡黄河的红军抗日先锋军刀兵相见。
为了保住他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他煞费苦心，不时地变换策略。当红军东征时，蒋介石乘机派兵开进山西，赖着不走，阎锡山曾哀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为了自保，他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抗日战争中，他曾自嘲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也不能踩破。”
1937年9月3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身份和彭德怀等进入山西。
一个是共产党领袖，一个是地方军阀，泾渭有别，难能一聚。但是9月7日，这两人却坐在一起商谈，亲手拉开山西抗战的帷幕。
寒暄之后，周恩来便坦诚地说：“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我们全军愿意受司令长官节制，以后还要请阎先生多多指教。”
周恩来的谦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但周恩来话锋一转：“不过，阎先生，八路军基本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他特意加重了“独立自主”几个字的语气。
阎锡山半张着嘴，看看周恩来，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
“周先生对目前的抗战形势怎么看？”阎锡山试探着问。
周恩来此次来太原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谈判，与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服他接受我党全面抗战的主张，为八路军东进提供方便，并确定八路军各师东进的路线。
所以，听到阎锡山这样问，周恩来便马上说：“现在，中国共产党、阎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所面临的共同敌人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们很欣赏阎先生的抗日态度和决心，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支持和赞成你的抗日行动的！”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阎锡山很是受用：“应该的，我也是中国人嘛！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但是，小日本很猖狂，我们要打败它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很明显，阎锡山有抗战的积极态度，但对目前的抗战形势不是很乐观，对抗战的前途更是心里没底。对此，周恩来给他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从战争开始的这一阶段看，日本军队来势凶猛，整个形势目前是敌强我弱。但是，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只要我们坚持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只要全国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尤其是像阎先生你这样的实力派坚持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是绝对可以打败的！”
说得阎锡山连连点头称是：“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
“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用了较长的时间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解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阎先生，我们进行抗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广大群众是要抗日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听了周恩来关于要发动群众的一席话，阎锡山忙接过来说：“我早就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前年在南京开会时，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武装民众500万，到现在尚未得到指示。在这紧急时候，我们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
周恩来赶忙接着说：“我们赞同阎先生的意见。请问先生，战地群众的动员问题是否应该有组织地进行？”
“对对对，我们有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战地动员可以再成立一个组织。”
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第二战区高级参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并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
周恩来又谈到了下一个问题：“阎先生，关于八路军的活动地区问题，我们的设想是在灵丘一带布防，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知阎先生意下如何？”周恩来等待了瞬间，补充说，“这个地区是在太行山北端，向北可以伸入到敌人背后，配合友军作战。”
阎锡山说：“我已经命令部队，要固守内长城防线，重点防守平型关、雁门关一带，希望八路军给予配合。”
彭德怀接过来说：“我军可以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在平型关一带，侧翼待机歼敌。”
“很好，”阎锡山表示赞同，“贵军可以在太行山北端进行游击运动战。不过，这里是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河北方面的事情请二位与徐永昌、刘峙商洽才好。”
周恩来点头说：“我们准备去河北走一趟。这里的问题与阎先生谈妥了，河北方面谅不会有什么阻碍。”
“关于我军的装备补充问题，请问阎先生有何见教？”周恩来又问道。
“装备补充……这么办，先给你们0门炮，4000发炮弹，以后还可以继续补充，但我对贵军也有一个要求，希望贵军在山西省内不要更换所在县的县长。”
周恩来爽快地回答：“我军在活动区域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请阎先生令知各县县长对我军的抗战活动提供方便，并请将我军的活动地区与任务通知当地友军。”
阎锡山放心地答应了。
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的直接谈判，使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了。望着周恩来离去的背影，阎锡山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借言推辩
搬出对方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使马歇尔无以辩驳、口服心服，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当沟通遭遇强劲的对手时，不仅要思维敏捷，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还要善于借用对方话题、观点和思路，或正或反进行推辩，巧妙应答，使对方无以辩驳、甘拜下风。
1945年12月，马歇尔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大都由马歇尔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设想，介绍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想以此说服中共放弃军队。
当摸清了马歇尔的底牌后，周恩来使出了他擅长的招数——后发制人。
1946年4月份以后，在谈判中以马歇尔为主讲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月22日，周恩来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
在这里周恩来巧妙地运用了借言推辩的方法。他把马歇尔跟他推销过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做法十分厉害，叫马歇尔无以辩驳，只有听的份儿。
当周恩来复述了马歇尔当初给他讲述的大量的理论后，很遗憾地对马歇尔说：“现实使我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旁，而积极帮助国民党继续搞独裁。”
周恩来列举了美国援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美国对中国的内战是负有责任的，他认为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中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收不回去，但至少不应该再放了。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
这些话说得马歇尔口服心服，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