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国简直惊呆了，一个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竟然记得自己一个小小的剧作者，他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他赶快走上前来。
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听说你是个工人业余作者，好嘛！戏写得不错。
我和陈毅同志访问亚非14国后路过昆明时看过这个戏的演出。”
周恩来的点名和表扬似一股暖流涌遍了高思国全身，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也是对那些支持高思国的领导的肯定。
对于一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周恩来一贯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
他说过，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说明了这一道理。
他说：“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我个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跟美国的马歇尔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国民党同学和朋友，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够复杂了，可是，我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知识分子。”
在这里，周恩来运用的就是威望功效。
借助外力
“好，那我就去安排。”得到了毛泽东对老帅们参加“八一”节晚会的肯定，周恩来一阵暗喜。
权威人物的暗示，权威人物的话语，往往具有非常巨大的说服力。权威效应之所以普遍存在，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人们都具有安全心理，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觉得权威人物常常是楷模，服从权威人物会让自己具有安全感，增加了“保险系数”。第二，因为人们都具有赞许心理，人们总是觉得权威人物的要求常常与社会规范相一致，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就会获得各个方面的赞许与奖励。
所以，当沟通工作遇到挑战、自身的威望不足以影响对方时，利用权威效应去引导与改变对方的态度和行为，这常常比命令的效果更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在当时，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没有不听的。周恩来为了借助外力，经常借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服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全面内战”的浪潮逐步推向军队之中。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实行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以规范“支左”工作，但月底即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凌厉的反击。他们控诉江青一伙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场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斗争很快发展到与毛泽东的面对面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是“搞突然袭击”，是“联合起来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
“大闹怀仁堂”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们处境困难，都靠边站了，中央文革一伙掌握了大权。这种情况如持续下去，军队就会完全被他们控制。
为了稳定军队，周恩来努力寻找合适的机会促使老帅们复出。
为此，周恩来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劝导“三老四帅”急流勇退，主动地检讨认错，并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做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汇报“三老四帅”认真检讨的情况，争取得到毛泽东的谅解。
一次，周恩来正在和毛泽东谈工作。毛泽东突然问道：“几位老帅怎么样？”
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对老帅们的关心，觉得机会来了，他掩住内心的激动，平静地向毛泽东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了几次了，四位老帅、三位副总理都已作了深刻的检讨。”
说着，周恩来从皮包里掏出一摞材料，递给毛泽东，趁势说：“他们都认识到怀仁堂的发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毛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还有些居功骄傲，对自己的战友被打倒想不通，不满……”
“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他们能认错就好嘛！我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他们也感到上次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您作检讨。”周恩来进一步试探着问。
“好吧。很久没有看见他们，我还真有些想他们呢！”
在“五一”节的前夕，周恩来领着“三老四帅”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
一走进客厅，毛泽东便微笑着站起来，主动地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一握手，周恩来趁着毛泽东心情大好时，拿出一份列有“三老四帅”的“五一”节联欢晚会名单，毛泽东欣然同意。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因此罢休。
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们和大批干部遭迫害和诬陷。
同时，康生等人在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机关，揪“军内一小撮”。
7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中也提出，“彻底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这样，由“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逐步被导向军内，引起了整个军队上层的不安，军心颇有动摇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稳定军心，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动荡。怎样做到这一步呢？周恩来煞费苦心。
此时，正值“八一”建军节来临。按惯例，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国防部均举行招待会，以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届时军内元老和国防部要员都要出席。但此时朱德和徐向前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都已受到了冲击，能否按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已成难事。
林彪、“四人帮”攻击朱德是“大军阀”，对徐向前也嫉恨很深，坚决反对并阻止朱德和徐向前等人出席招待会；而周恩来下决心要让这些老帅们出席，因为这不单是简单的参加会议的问题，而是两派的斗争较量，如果出席不了，势必造成林彪、江青一伙在军内占上风。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搬出毛泽东，借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来说服林彪、江青。
为此，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
一天，在汇报工作后，周恩来小心地问道：“‘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按惯例，朱德、徐向前这些元帅每年都参加国防部的招待会。但现在这种情况似乎不太适合让他们参加。”
周恩来停了停，看了看毛泽东的脸色，发现毛泽东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表现出要听下去的情形。周恩来便接着说：“但如果不让他们参加，又怕引起国外的许多猜测，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就让他们参加嘛！”毛泽东肯定地说。
“好，那我就去安排！”周恩来一阵暗喜。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林彪、江青一伙就无话可说了。最后，在7月31日晚上的“八一”招待会上，老帅们基本上都出席了。他们的出席和见报有力地打击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气焰，遏制了他们搞乱军队的阴谋。
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在极左势力甚嚣的党的九大上，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陈毅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28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又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在军内站稳了脚跟。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专门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
“恩来，你看由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比较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