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的对象不同、时机不同、场所不同，沟通的方法就不同。周恩来采用的沟通方法没有定式，他总是根据不同的对象、时间、地点，选择不同的方法，使沟通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以退为进
在旅法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中，周恩来采取以退为进的求全策略，才最终统一了大家的意见，推动了组织的建立。
古人说，利人就是利己，亏人就是亏己；让人就是让己，害人就是害己。所以说君子以让人为上策。多为他人着想，不只是我们为人处世的美德，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不要在每一步上都斤斤计较，不妨先委屈自己退一步，营造良好的气氛，其实这也是树立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解除对方的疑虑，增加对方的信任，以利进一步说服对方。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以其出色的才华赢得了大家的好评。蔡畅曾经多次说：“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蔡畅是有感而发。蔡畅所说的聪明，不是一般的小聪明，这种聪明也从周恩来的沟通艺术中体现出来。
周恩来在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中提出“赶快团结起来”的口号，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团结起来的问题。但要真正把大家团结起来或组织起来谈何容易。不说勤工俭学学生的政治信念各有不同，就是偌大的欧洲，要联系起来也非常不方便，更何况还有许多人为的障碍。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失败后，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包括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为了把留下的进步分子团聚起来，周恩来等人在1921年年底托人约当时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作。1922年3月，周恩来到德国后，仍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学生中间作了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但是，勤工俭学学生对此的认识并不一致。
早在1921年五六月间，蔡和森就正式提出要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事，但是因为反对的人太多而未能成为现实。到这个时候，虽然反对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在哪些人可以加入团组织的问题上又存在严重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勤工俭学学生中进步团体的全体成员都可以加入团组织；一部分人则主张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团组织原则。
不统一大家的认识，建立团组织的设想就不可能变为现实。
赵世炎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1922年5月，才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一起。
1922年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正式建立。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的。会场布置在森林中一块空场上，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18张椅子。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筹备经过。
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他说：“我提议组织的名称叫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个时候分歧意见又出现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
周恩来没有固执己见，同意大家的意见，最后确定建立的组织名称就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接着，周恩来提议新党员入党时应当宣誓。也有人反对，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
周恩来没有苟同这种观点。他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色彩，是对大家的一种约束。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大家，以后的新党员入党时都举行庄严的宣誓。
会议开了3天，宣布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对于这个名称并不满意，但是他还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在继续努力，这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
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消息不久传到了欧洲。10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1月20日，周恩来等凑足了一笔路费，派遣李维汉为代表，回国向团中央正式提出：愿作为它的旅欧支部。正当他们等待答复时，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
周恩来等立即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已向国内提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1923年1月，接到参加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复信，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改名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租了一个礼堂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的主张终于为大家所接受。
3月13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于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答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正是周恩来成功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求全策略，充分考虑了大家的认识水平，善于等待，不强人所难，才最终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也推动了旅法勤工俭学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心理开窗
有种心理效应，叫做“开窗术”。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成功地运用它说服中央局后方成员同意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
鲁迅曾经在批评中国人的某种惰性时说，如果某一间房子光线阴暗，有人提议在房子的墙上开个窗口，势必会遭到众人的反对，窗口肯定开不成。如果他提议把房子扒掉，众人则会相应退让，同意开个窗口算了。这种心理效应，人们称之为“开窗术”。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曾经成功地运用“心理开窗术”，说服中央局后方成员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
周恩来跟毛泽东1923年年底在广州结识，可是没有深交，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看法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因此，他多次决定性地维护了毛泽东及其正确主张。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这时候，中央军委已经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在湖南、湖北、江西调动了将近20个师的兵力，将要对苏区进行“围剿”。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击破敌人的“围剿”。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开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而不应打大城市的理由。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但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仍然表示反对，但经多数票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实践让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坚持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的主张十分器重。
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
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
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4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7月21日起，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并和朱德、王稼祥一起不赞成中央局要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后来召开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参加会议的后方成员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前方成员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代表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后方首脑们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并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就在这时，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而且目前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以及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矛盾的境地。对中央局后方成员的做法，周恩来是坚决不同意的。他认定毛泽东是个极具军事指挥才能的帅才，绝不可闲置在一边，应该让他出任红军的总政委，率军在前线作战。但是，怎样说服中央局后方成员接受自己的观点呢？
周恩来快速地思考着。很快，他想到了办法。
他先是批评了毛泽东：“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接着，话锋一转，强调说：“泽东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前线客观实际情况的。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坚持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反对中央局后方成员要毛泽东回后方的意见。但是，他也知道如果直接提出这一方案，肯定通不过，于是他巧用了心理开窗术。他提出了两种办法，并坚持要在两种办法中选一个。这两种办法是：“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很明显，后一种办法是当时会议上的人无法接受的。
果然，项英马上站起来说：“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顾作霖也说：“我也认为不行。”
看看明显地通不过，毛泽东也表示：“我也不赞成后一种方法。”
这种结果是周恩来预料之中的，后一种方案也不是周恩来一定要达到的目的——能达到更好，不能达到也是预料之中。他的重心放在第一个方案上。既然大家不能同意第二个方案，那么就只有选择第一个方案了，周恩来的目的也达到了——让毛泽东留在前方。这样，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
实惠诱导
“就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实惠诱导，暂时稳住了张国焘。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周恩来考虑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为了大局，他可以忍让，可以做出牺牲。但是，周恩来的忍让不是一种权术，而是一种艺术。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的团结，一方面同他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做出适当的让步，巧妙地使用了实惠诱导术，主动提出自己不当红军总政委，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而且通过努力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方案。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
1935年6月16日，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6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