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话一出口，田中一行马上一震，不知这句话是祸是福。“不成问题”，是中国要日本把日美安保条约废除就“不成问题”了，还是中国容忍条约继续存在“不成问题”？于是他们目光一齐盯向周恩来，探询着到底是哪种“不成问题”？
只听周恩来平静地接着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好坏是日美之间的问题，我们不干涉。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坚持这个条约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对安保条约采取容忍态度。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度使田中一行吃惊不小，他们没有想到中国能够对安保条约采取容忍态度；但是，由于周恩来的这种宽容、妥协的态度，阻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大障碍就这样解决了。
田中一行非常高兴地认为，这是日中谈判可以顺利进行、日中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极好的开端。日本的一家大报也高度评价说，周恩来表明的中国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容忍态度，无疑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时刻。
这正是周恩来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运用适当谅解的谈判技巧，争取一个良好的开端，以便以后在更多问题上的主动。
这次会谈结束告辞时，周恩来对田中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
“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田中回答。
然而，在以后的接触、谈判中，田中他们不但领略了周恩来在谈判中“宽”的风度，而且更多地领受了周恩来“猛”的威严，尤其在谈判越来越接触到实质问题、敏感问题的时候。
当天下午7点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盛况空前。包括中方人员在内，出席宴会的共有600多人，超过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以悬挂两国国旗为背景，主人周恩来坐在主宾席的中央，左面是田中首相，右面是大平外相，再左面坐着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人民解放军的管弦乐队演奏了《樱花樱花》、《佐渡小调》等日本歌曲。周恩来劝田中喝茅台酒，并亲自用筷子往田中的盘子里夹菜，中国对客人的款待真是无微不至，体贴入微。
过了片刻，周恩来起来致词，他说：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他的致词使宴会厅变得严肃起来，在座的日本有关人士的表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周恩来稍微调整了一下语气，接着说：“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继而表示：“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随后，周恩来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最后，他提议为即将开始的会谈取得成功和田中首相的健康，为中日友好干杯。
周恩来致完欢迎词后，田中走到了话筒前面。
他说：“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他顿了顿，接着也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问题，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的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当田中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了“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停止了鼓掌，宴会上的热烈气氛突然消失。因为很明显，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用“添了麻烦”来表示道歉未免太轻描淡写。
如果说，周恩来在中日谈判时对一些历史问题表现出宽宏大量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减轻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则是毫不姑息的，因为这是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不能跳越的问题，只有不忘前事，才能以其为师，正确处理后事。
在第二天的会见中，周恩来对田中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立刻使田中感受到了他严厉的谈判立场，但是，这并没有结束。在以后的谈判中，田中一行多次地经受了周恩来的考验。周恩来宽猛相济的谈判艺术，使参加谈判的日方人员回想起这段经历时都惊叹不已，好像谈判过后才意识到了这种高超的谈判艺术，而当时简直不知该在周恩来宽容的时候捞更多的“便宜”，还是在周恩来严厉的时候发动“攻击”得到更多“好处”，整个谈判好像都在周恩来的控制和摆布之下。
本来在田中首相访华之前，日本外务省准备的谈判的第一方案田中已让日本自民党议员、长期从事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的右井喜实带给了中方，中方也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日方。日方竹入委员长访华时在许多问题上已让了步。但是在9月26日上午开始的第一轮外长谈判时，日方的高岛益郎条约局长却搬出了条约理论，批驳了中方的方案，高岛一个劲地往下说，在座的中方人员强忍着内心的不满。
会谈不欢而散。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二轮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来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看到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田中也不示弱，马上回了周恩来一句：“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
周恩来对田中的话未加理睬，话锋一转再次谈到了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指出：“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可以说是‘添了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此时已按捺不住了，马上说道：“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
两方你来我往，舌战便展开了，你来我往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
为什么周恩来在会谈一开始就使其气氛紧张起来呢？其实周恩来此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周恩来对日方的底细了解得非常透彻。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田中首相一行无论如何要在这之前离开北京。也就是说，谈判不能拖。因为他们知道，谈判活动有很强的时效性，谈判者的实力和利益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由于谈判受到一定的时间限制，田中一行在谈判过程中始终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时间压力。
从自民党党内的情况看，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让谈判告吹，空着两手回国。如果谈判破裂，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
当然，田中也不会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对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等问题轻易地做出妥协。
要使在谈判中掌握主动，就必须讲究策略，因此，周恩来此时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勃然大怒”，将批评过田中的话再重新说一遍，并且增加了严厉的程度，这样做的背后正隐藏着一种理性的策略。以使对方相信他真的在进行威胁。
这正如事后日本人所醒悟的那样：周恩来当时是采用了中国惯用的治气与治人相结合的谈判谋略手段。
然而当时聪明的日本人并没有看清周恩来的这种策略。会谈结束后，日方人员个个心情沉重，有些不知所措：连吃饭这样的事情也要首相做“思想工作”，田中看着阴沉着脸的日本代表说：“怎么啦？总得吃饭嘛。”
负责谈判具体事务的大平外相在中方姬鹏飞外长陪同下游览长城时，面对引人着迷的景色也无心欣赏，步子都要迈不动了，远远地落在了游览队伍的后面。
周恩来的策略终于见效了。日方经过激烈的思考，最后拿出了其妥协要点。
9月27日晚上10时10分，中日外长会谈在迎宾馆开始，虽然周恩来不在场，但他始终控制着谈判。因为当日方宣读其草案时，中方两名工作人员轮流着将姬鹏飞、张香山的记录拿出去。其实拿出去的记录就是送给周恩来。
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回到座位上交给姬鹏飞一张字条。姬鹏飞看后开始宣读中方的答复。
正如日方当时参加谈判的一位代表事后追忆的那样，困扰日中声明谈判的所有问题“真是迎刃而解，中方对日本的妥协方案做出全面让步”。
中方原来坚持用“结束战争状态”这几个字，周恩来使措辞略加改动，变成了“结束不正常状态”，这样日本就不用再一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了。
中方还放弃了“把复交三原则一起写进联合声明正文里”。因为既然可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完善对苏战略，日本已经同意增加反对霸权条款，答应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给田中一份“人情”，中方的目的都已达到，对日方适度让步，见好就收不是上策吗？！
不过，中方最终提出了两点要求：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要在联合声明前言里提一笔。
“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到底怎么办，想听听大平外相的意见。”
日方看到周恩来立场如此之坚决，如此之强硬，只得同意考虑。大平正芳拿起铅笔，在已经打印好的日本方案上改写联合宣言的前言的后半部分，最后写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这是对田中致词中的“添了麻烦”的最好注释。
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大平根据条约局的意见改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战争赔偿要求。”
大平删去了中方一直坚持的“要求权”的“权”字，随后把稿子交给了中方，中方看了后，同意了。这样，双方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在法律上出现的分歧一一得到了解决。
9月28日早晨，中日联合声明的全文便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