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他同数十名记者到津浦铁路前线去采访，经历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他采访回到武汉后，周恩来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和慰问。信中说：
长江先生：
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们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的思想不断进步，一到重庆就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从各地来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达成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辅助工作的着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老舍是1937年11月别妻离子从济南只身到武汉的。他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
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中间，老舍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并对文协给予慷慨的资助。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他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牢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时，周恩来应邀参加，在宴会上，他动情地说：“非常地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现在，我的任务是要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
最后，他眼中含着热泪举杯对大家说：“对不起大家，我要先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我要去接他。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无情未必真豪杰，有泪如何不丈夫。”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这时，周恩来的工作不仅在国内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且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周恩来指示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要邀请他们参加，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周恩来自己也同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他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队来到中国；4月，荷兰着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达武汉；6月，长期在华工作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达汉口，同斯诺等人筹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9月29日，由柯棣华、巴苏大夫等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
周恩来的礼貌待人、真诚帮助、热情大方打动了所有与他交往的人，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伊文思在回忆中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
巴苏在日记中写道：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同志是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最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即德国友人安娜利泽）同志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
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们都在中国大地上撒下了友谊的种子，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无论在国民党元老和上层人士、地方实力派或各党派、民主人士中，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无论是在国内的人士中，还是在国际人士中，周恩来那些亲切、热情、逻辑性很强又极富鼓动性和同情心的话语都产生了感人肺腑、终生难忘的良好效应。他成功地说服了他们赞成、接受或部分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这就使许多人缩短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距离，或者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近起来，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注重场合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沟通艺术，巧借敬酒，论道说理。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四是不分场合。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因地而异。
与对方沟通，注意场合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选择沟通的场合不当，最高明的道理也不一定能让人愉快地接受。周恩来在施展自己的沟通艺术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场合，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让对方既接受自己的主张，又不难为情，甚至还十分愉快。
1943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返回延安时途经西安。国民党西安最高军事首领——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获悉这一消息，指定其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为周恩来接风洗尘。胡宗南吩咐黄埔六期以上30余名将官偕夫人作陪，授意他们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并把周恩来灌醉。
胡宗南想灌醉周恩来的打算被在胡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悄悄告诉了周。
一场酒席上的较量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开始了。
酒会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主持，王在祝酒词的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的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先干头一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了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闻听此言愣住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也都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微笑着同与会者一起下了台阶：“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国民党众将官无言以对，此番敬酒只好作罢。
王超凡败下阵来之后，第二回合是10多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
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此言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周恩来转向那些夫人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他同她们寒暄几句后把她们送回原座。夫人们败下阵来，却笑逐颜开。
接着是第三回合，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副司令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弟子，我们每人敬老师一杯。”
对于这一“敬酒”的理由，周恩来又很快找出了破绽：“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刚才提到我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胡宗南只好说：“他们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十几位将军只好遵命喝酒。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将军们虽然没有能够让周恩来喝成酒，但转身回座时却个个面露喜色。
第四个回合又是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讲稿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能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健康，并祝她顺利回到延安。我们请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话音刚落，周恩来便正色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如果让我夫人喝这样的好酒，她会于心不安的。我尊重妇女，也尊重我夫人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恩来举起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周恩来却喝了茶。
四个回合过去了，主角、配角、将军、夫人纷纷落马。他们的交往能力和辩才根本难不倒周恩来，反倒是自己灌醉了自己。
酒还是要喝的。周恩来知酒、懂酒、又有酒量，何况这还是专门为迎接周恩来举办的酒会，滴酒不沾，很显然就会失礼。“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最重视礼数，绝不会“非礼”。但是，酒要喝得明白，要喝得痛快，要喝得有意义，绝不能允许人家借酒会搞阴谋诡计，要喝团结抗战的酒。
所以，最后，周恩来主动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面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我国的山河大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带头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随着周恩来光明磊落、正义凛然的敬酒词，酒会上出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同干共饮。
很显然，如果周恩来在酒会上给他们作一通长篇大论的报告，没有人会听的；但他却巧借却酒、敬酒把我党的抗战主张作了宣传，又不露声色地把蒋介石不真心抗战却时刻想发动内战的阴谋揭露出来了。大家分明感觉到“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强烈影响力，但又沉醉于他的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不知不觉地默认了他的观点。
不伤情面
“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加倍付资，既不伤情面，又坚决地阻止了送礼的行为。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五是不近人情。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既坚持原则，又不伤情面！
古往今来，凡是为官从政者，都会受到人情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明确规定不准送礼，但中国历来讲究礼尚往来，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便包含着中国人浓厚的传统礼情。如何让对方遵守党的纪律、不搞送礼的那一套，又不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呢？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秘书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并且还指示办公室同志写了一封“拒礼”信。
信不足两百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拒礼”的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语气的把握。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坚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