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蒙古军横扫天下，先后攻占了欧亚非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军事帝国的雏形。然而，出乎全世界意料的是，发生在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的一场战争终止了蒙古军队前进的步伐，整个世界历史的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1258年，蒙军分兵三路伐宋，蒙哥大汗亲率一路军马进犯四川并于次年2月兵临合州钓鱼城。蒙哥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却被死死地阻挡在钓鱼城外，在长达数月的持久战中，蒙军总帅汪德臣和有“马上天子”之称的蒙哥大汗先后命丧城下。
蒙哥丧命后，正在欧亚各地征战的蒙古诸王纷纷撤回参与大汗之位的争夺，蒙古军队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战争因此正式终结，所以当时的欧洲人称钓鱼城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这座固若金汤的钓鱼城的建造者就是南宋时期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
冉琎、冉璞为同父异母兄弟，二人自幼勤奋好学，热衷于研究军事，文武双全。在元军进犯四川之际，此前屡次拒绝地方势力高官厚禄的冉氏兄弟主动投奔主管四川的抗战将领余玠，他们向余玠建议在三江汇合处的钓鱼山上另筑合州城增强军事防御能力，并亲自主持建造了这座军事要塞。
后来冉氏兄弟因为遭到投降派的陷害而回乡隐居，但他们设计修造的钓鱼城却在大小二百余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后延续达36年的攻防战争中始终没被攻下，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
二
近代以来，贵州和重庆更是走到了时代的前沿，有效地承接了历史趋势，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步伐。
1903年，重庆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一书，在书中他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系统地阐述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
《革命军》的广泛传播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武昌起义前，士兵几乎人手一册，邹容的思想成为当时点燃革命熊熊烈焰的火炬。
早在1905年底，重庆革命党人就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该支部是当时国内同盟会五大分部之一，负责领导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西部省份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贵州在全国范围第六个建立了新政权，扩大了辛亥革命的影响，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由于拥有水路交通的便利优势，在20世纪初的时候，重庆成了西南腹地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路。赵世炎、吴玉章、杨闇公、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一大批革命者早年都是从重庆出发，走上探索真理、救国救民之路的，因而重庆是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共同启航地。
到了1920年的时候，重庆一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工人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这比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时间还要早。
同样地处大西南的贵州，也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贵州走出的水族青年邓恩铭是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同时也是出席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之一，更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三
早在1935年，根据对中日两国实力及国内形势变化的判断，蒋介石就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构想，并开始积极整顿金融，发展交通，兴办国防工业，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蒋介石甚至说过“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中国主要大城市，95％的工业和50％的人口处在沦陷区内，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之间的战争变为了消耗战，保持抗战大后方的供应和稳定就成为重要的关键。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重庆因此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成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世界四大反法西斯名城之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在此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在特殊时期内凝聚了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全面封锁了中国的交通线。滇缅公路开通后，抗战时所需的战争、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从缅甸经云南、贵州辗转运抵重庆，再由重庆运往前线的，这条运输通道是抗战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线。
如果不是以重庆为中心构筑形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如果不是从缅甸经云南、贵州一直到重庆打通了一条运输线，抗日战争就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黔事向前，重庆重生。
云贵胜江南
一
亿万斯年以来，贵州、云南之地就相依相守在云贵高原这片神奇、神秘、神圣的土地上。说到贵州和云南，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刘伯温的那首预言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那么五百年后看，看什么？云贵胜江南，胜在哪里？
答案既在历史里也在未来中，更在今天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贵州和云南地形地貌都比较复杂，多山陵和盆地，贵州92.5％的面积为山地、丘陵，云南的山地则占全省面积的94％，所以有天下之山萃于云贵之说。
变幻神奇的喀斯特地貌在两省留下了超乎人们想象的美丽风光，比较典型的有贵州万峰林和云南石林等。而且贵州全省总面积的61.9％均为喀斯特地貌，发育类型齐全，呈现出了完美的形态，具有丰富的堆积类型，美、绝、幻、奇，成为举世闻名的喀斯特地貌风光集中区域。此外，贵州榕江、从江和云南元阳等地的梯田也是令人赞叹的美景。
云贵两省境内大小河流纵横密布，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两省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磷、铅、锌等为两省共有，其中贵州的磷储量居全国第二位，云南的磷储量也很大。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云贵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云南的高等植物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天麻等名贵药材是两省的共同特产，金丝猴等珍贵动物在两省都有分布。
云南的烟草生产在全国都有重要的地位，贵州也盛产高品质的烟叶，并且在烟草生产领域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和优势。云贵两省都有悠久的茶叶种植生产历史，云南的普洱茶闻名中外，贵州的都匀毛尖、雷山银球茶、湄潭翠尖等也都是茶中精品。
二
云贵两省在生物进化史上和人文领域也有很多一致性。
贵州有“瓮安生物群”等寒武纪生物群，云南有处于同一时期的澄江生物群。云南境内有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贵州则有大量的古人类遗址遗迹。这些都充分表明，云贵地区是地球生命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远古时期，在云贵地区生活的先民是百越或者百濮，两省有着共同的祖先。
战国时期，庄硚就是经过贵州进入云南境内建立的古滇国，而秦时修建的五尺道又将两省联系在一起，成为着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后也是取道贵州返回的。可以说，云贵两省始终是息息相关的。
在贵州曾有夜郎古国，在云南曾有大理古国。夜郎古国可能包括今云南东北的部分地方，大理古国则被公认为曾经包括贵州的大部分区域。而这两个也许在空间上有过交叉的古国，最后都神秘地消失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在夜郎文明孑遗的碎片记忆里，有被称为“柯洛倮姆”亦即“中央大城”的今赫章可乐，与之齐名的还有勒姑倮姆（今成都）、储奇倮姆（今重庆）、勒波倮姆（今昆明），这令人对那个曾经的国度充满了想象与好奇。
大理古国则有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师僧也都诵读儒书的儒释融合的奇迹，以儒治国，以佛治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
历史上，云贵在多个时期都有疆域上的重叠和交叉，明初贵州建省时就有一部分疆域是从云南划分出来的，清朝时期设云贵总督统管两省事务。
三
贵州和云南都是民族成分较多的省份，而且两省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相当大，总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同时，苗族、彝族、瑶族、回族、仡佬族等是两省共同的少数民族。
与一些省份的少数民族已经充分汉化不同，贵州和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很多还保留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有的甚至还有自己的文字，比如贵州水族的水书、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等。作为总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并传承下来，丰富了中华民族文明，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
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也促成了两省宗教种类多、宗教信仰人数多的特点。而且，不同宗教之间融合共生的特点在两省都十分突出，因而在文化上云贵地区可以说是“众神之地”。
众多的民族成分和多样性的信仰习惯，给云贵地区带来了多彩绚丽的民族风情，各种各样的民族节会，对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四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云贵地区因地处偏远而常常在社会动荡时期成为超然于世外的避难所。到了近代以后，云贵地区的山门逐渐打开，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整个国家的事务并逐渐走到了时代的前沿。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准备废除共和，恢复帝制。在全国各地仍在声讨之时，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正式拉开了护国运动的帷幕。次年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随后，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告独立。
这场反袁斗争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胜利，袁世凯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死去，护国运动结束。
云南首义之前，在决定组织军队讨伐袁世凯的“天津七人密会”中，除了蔡锷、梁启超、唐睿之外，蹇念益、戴戡、王伯群、陈国祥4人均为贵州人。密会后，蔡锷、戴戡、王伯群潜回贵阳分别发动滇军、黔军。蹇念益、陈国祥则在北京、上海等地往来传递消息，蹇、陈二人成功地分化了北洋军，说服冯国璋通电声援护国军，逼迫袁世凯退位。
护国运动是近代历史上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运动，运动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阴谋，扞卫了共和制度。在护国运动中，云贵两省一起创造了彪炳千秋、影响深远、利国利民的历史功绩。
长征期间，红军在贵州境内周旋作战时就曾进入云南境内以寻求机动、创造新的胜利机会。在云南境内召开的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
红军彻底离开贵州后再次进入云南境内并北渡金沙江，粉碎了国民党将红军围歼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要道，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滇缅公路运送的物资到达云南以后又经过贵州才被运往战时首都重庆。云南、贵州、重庆一起构成了危亡时期祖国的大动脉，代表那段时期西南地区的艰辛和奉献的“二十四道拐”，将会被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同时，抗战期间，贵州、云南以其博大的胸怀、坚强的脊梁接纳了来自内地的企业、机关、学校，如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云南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等。
五
在贵州和云南的地名文化中，还有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有趣现象，那就是用十二生肖命名的地名。
这样的地方在贵州通常被称为“场”，而在云南则多被称为“街”（在云南境内接近贵州的区域也有叫“场”的）。
虽然“场”和“街”的叫法不同，但都是过去百姓赶集、贸易有无的地方。历史上，在云贵地区特别是彝族居住区，有用十二生肖纪日的习惯，在哪一天赶场，就用当天所对应的生肖来命名这个赶场的地方，于是在贵州和云南就有了鼠场、牛场、马街、羊街等地名。
从贵州和云南两省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地方的总体情况来看，贵州的“场”有两大特点，一是十二生肖齐全，二是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地方分布广泛。
由于十二生肖中有一些凶恶之兽，后来人们出于避凶邪等心理就对这些地名通过变换名称或使用谐音字的方式进行改变，最为常见的就是把虎场（街）改为猫场（街），取得是猫和虎外形相似。此外还有把蛇场改为条子场，把狗场改为久长，等等。
虽然这些地名在历史上屡经变更，但在今天的贵州境内仍然能够找齐以十二生肖的原始名称命名的“场”。正因为如此，贵州成为全国唯一能够盖满十二生肖邮戳的地方，因为这既要求邮戳中有“鼠”“牛”“虎”等生肖字，也要求邮局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历史上把很多“虎场”都改为了“猫场”，所以如今贵州十二生肖邮戳中的“虎戳”是在凯里市的虎庄加设的。但我经过仔细查找地图发现，至今在贵定、麻江、晴隆、兴仁等县仍保留着“虎场”的地名，希望有一天在这些地方也能增加新的虎生肖邮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