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机关公文打了20多年交道，耳边常听同仁们这样议论：机关公文是一种程式化的“遵命文学”，能应付领导就行，用不着讲究文采。这听似有道理，其实不然。公文不仅要讲究文采，而且还应当把它作成美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诏策篇》中这样表述公文的：选拔贤才，授予官爵的命令，应写得如日月之光那样明亮，褒奖或册封臣下的诏书，就要有和风细雨般的润泽；赦正教戒的文告，则要像灿烂群星般的光华；治理军事或协约共同对敌，就要表现出滚滚雷霆的声威；属于怜恤灾害赦免罪过的文告赦书，则要像春天的雨露那样滋润；对于阐明刑罚整饬法令的文书，则要求写得如秋天的严霜一样肃杀凛冽。
古人对公文不仅高度重视，而且有很深的研究和精当的分类论述，名篇佳作更是不胜枚举。像诸葛亮给后主刘禅的报告《出师表》，肯定不是作为散文或者美文写的，也不是着意抒情和唯美，但由于行文洒脱，才思横溢，其情也真，其意也切，把一篇奏折类的公文，写成了千古美文。
我们再看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思想大师，也是文章大师、语言大师。他们的许多著作文章都可以作为美文来读。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语言，在马恩著作里，俯拾即是。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举世公认的文章大家。他的著作文章，深邃共洒脱一色，理性与文采齐飞，不仅是指导我国革命建设胜利的法宝，也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经典美文。比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再比如，《愚公移山》，本来是一篇大会闭幕词，但毛泽东却挥洒自如地写成了一篇美文。像《矛盾论》《实践论》等一些论文，《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一些讲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一些评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等批示按语，都是我们百读不厌的美文佳作。
当我们读着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那些大气磅礴、文采飞扬的著作文章，不能不感到一种感官上的享受，心理上的愉悦。在这种享受和愉悦中，会不自觉地被带进他们营造的那种意境和世界中去。由此可见，美文不问出处。诸如新闻、论文以及公文，或记叙，或议论，或发问，或评述，或慨叹，或论事，或论人，或论理，只要是条理分明，文字整洁，声调铿锵，形象生动，都能给人美的享受，都可令人击节叹服。
读文如读人，人人皆爱美。人之美分为内在与外在，文章也如此。内在美讲的是思想、内涵、意境，外在美讲的是剪裁、表达、文采。我们现在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往往大都是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文章缺乏深度，中不惠；文章失之精彩，外不秀。
就公文而言，首要的是要表达思想，阐明主张，传递信息，指明要义。这就要求表达要准确、规范、实用。同时，也要求构思精巧，说理透彻，语言生动。公文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散文随笔之类，如无雅兴可以不看。但公文却是让大多数人看、让大多数人懂、让大多数人办的，这就更要求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如果大多数人不愿意看，或看不懂，那危害可就大了。
写好公文，是大事，也是难事，既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又需要渊博的学识；既需要较高的政策水平，又需要熟知上情与下情；既需要很强的宏观把握水平，也需要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它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思想修养的体现，知识积累的体现。
文无秘诀，但有规律；文无定法，但要得法。梁衡同志的《文章“五诀”》中，提出写好文章需要把握好的五个要素，即形、事、情、理、典。我们也不妨尝试把各种文体的特点，如散文的抒情灵动、论文的说理缜密、新闻的简洁平实、公文的实用有效，恰到好处地糅在一起，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文章定会出新出彩，照样可以成为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