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的史籍，“大雨雪”（“雨”是动词，即现代汉语“下大雪”）、“自冬至春不绝”“积雪盈尺”“平地深数尺”“商旅不行”“樵采断绝”（打柴采集无法进行）“冻馁死者（冻死或饿死的）以万计”之类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春秋·成公十六年》记载的“正月，雨，木冰”，就是农历正月发生在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一次严重的冻雨。又如，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从《汉书》开始设置的《五行志》《灾异志》一般都有大雪和雪灾的记录。与那些灾害的生命损失相比，这次雪灾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为什么这次雪灾会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财产损失呢？
首先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参照体系不同了。在专制的等级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命贱如蚁蝼，加上因饥寒而死的现象始终存在，人们对这类灾害习以为常，只有危害到社会的上中层时，或灾情特别严重时才会得到记载。而今天，人类平等、珍惜生命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维护每个人的生存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不会再满足于不冻死饿死，不仅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还要有必要的精神生活，如要能在春节前回家过年，保持通信联系，用上电、水，看电视“春晚”，燃放烟花爆竹，走亲访友。
其次，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对资源、技术和设施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一旦达不到要求或失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在还没有电力供应的时候，再大的雪灾也影响不了照明、供热、动力。在铁路没有电气化以前，只要轨道和道岔不冻结，蒸气机车或内燃机车就能通行；而电气化铁路一旦断了电，就全线瘫痪。以往一家电厂供应一片，出了故障或断了线影响有限，修复不难；现在却实行区域联网，或通过国家电网进行全国调度，关键的线路或枢纽中断，就会影响一省或数省，恢复也不容易。在基本没有个人电话的时代，电信是否畅通只影响公务或紧急联系；而在固话、手机都已普及的情况下，线路不通、基站失效就会影响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再则，由于这些年总的说来冬天偏暖，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严寒、大雪、冰冻、持续低温离人们的记忆越来越远，二三十岁的人毫无亲身经验。而去年12月南方气温普遍偏高，更使人们产生了又一个暖冬的错觉。就是经历过数十年一遇异常气候的人，大多也淡忘了。其实像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都应该记得，以往江南的冬天曾经滴水成冰，连砚台上的墨水和用过的毛笔都会冻住，挂在屋里的湿毛巾成为一个硬片，尽管脚炉、手炉、热水袋、棉鞋、棉手套都用上，手指、脚趾上有冻疮还是免不了。1980年冬天，上海还有不少居民因自来水管（包括在朝北的室内的）冻裂而临时断水。
正因为如此，同样的雪灾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2006年2月14日
古代旱灾
中国古代就有后羿射日的传说：天上出现了九个太阳，大地被晒得火热，庄稼枯焦，人畜饥渴，最后由后羿射灭八个太阳，一切才恢复正常。这个神话实际是先民对长时期、大范围干旱的记忆，反映了根除旱灾的愿望。
现存史料中对旱灾的记载从未间断，《竹书纪年》载，商汤时连年大旱（大致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这2155年间，较大范围的干旱发生了千余次。这是由于中国气候类型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逐年间的季风不稳定造成了大范围的干旱频繁发生。加上占今国土一半的西北地区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本来就不足，一遇旱灾雪上加霜，后果更加严重。即使在东南季风湿润地区，也常常出现季节性的干旱和不同长度的旱期。
在诸多自然灾害中，大范围的连续干旱为害最烈，往往造成大批人畜死亡。干旱会持续多久，即使到今天也无法准确预报。因此在旱象初显时，人们都会有侥幸心理，不会放弃农业生产，也不会减少饲养的牲口，更不会轻易逃离家乡。一旦长期无雨，农作物无法生长时，人畜用水也难以保证。等到存粮耗尽，饥渴难忍的人开始外逃，但往往已经走不动，走不远，最终倒毙途中。求生无望的灾民中往往会出现人相食、易子而食的惨象。官府即使能筹集到赈灾粮，也会因缺乏运输工具和人力，难以深入灾区，更不可能向灾区供水。长期旱灾和人畜大量死亡，还会引发蝗灾，爆发传染病。大范围的持续旱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引起社会动乱、民众暴动的重要因素。
例如，明朝末期（崇祯七年至十六年，1634—1643年）发生了近500年间持续时间最长、受灾范围最广的大旱灾。旱情最重时，遍及今山东、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甘肃，而陕西、山西、河南最为严重。黄河断流，沁水枯竭，洛水深不盈尺，井枯川竭，蝗灾相继，瘟疫流行，树皮剥尽，野草挖光，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哀鸿遍地，人相食的惨象比比皆是。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暴动就是在这样的大灾中发生的。
又如，清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1880年）的大旱几乎遍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安徽等省北部。因其中丁丑、戊寅两年灾情最重，山西、河南受害最烈，被称为“丁戊奇荒”或“晋豫奇荒”。估计山西人口损失近半，死亡八百余万；河南人口损失超过20%，死亡七百多万；陕西人口损失二百多万；五省合计人口损失约二千三百万，堪称中国灾害史上一场空前浩劫。
对旱灾本身，历代统治者无能为力，只能“求雨”，往往由皇帝亲自斋戒祷告，乞求上天大发慈悲，及时降雨。民间也用各种方式祭拜求雨。由于运输困难，比较有效的救灾措施是移民就食、就水，即将灾区人畜转移到能供粮供水的地方。关中旱荒时，隋、唐的皇帝都曾率领官民到洛阳就食。1920年，华北发生特大旱灾，严重的灾情与“丁戊奇荒”相似。但山西的死亡人口大幅度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往河北、山东的铁路已经通车，既能运入救灾粮，又使大批灾民能被外迁就食。
2010年4月16日
今夏高温
今夏上海和国内外不少地区出现的持续高温引起了普遍关注，有些人认为这是全球变暖的新证据，其实未必。
以上海为例，今夏的极端高温达到40.8℃，破了1934年40.2℃的历史纪录。但上海的器测（以温度计等现代仪器观测气候）年代是从872年开始的，至今一百四十一年，所以至多说是这一百四十一年间的最高记录，却不能轻言为有史以来。实际上，根据孢粉分析、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上海在以往数千年间不乏气温更高的阶段和现象。而且，今年的观测点与1934年的完全相同，小气候却已有了巨大变化。当初徐家汇一带除了教堂的塔楼外没有高层建筑，观测点周围建筑密度很低，不远处就是农田，驶过的机械车辆很少，没有向外排放热量的空调，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尽管观测点的气温高了6℃，但自然条件下的气温未必有那么高，同一时间上海的其他观测点甚至低2℃以上。何况现在还无法预测今冬的情况，更不能肯定今年的平均气温会超过1934年。
所谓全球变暖，是指一种趋势，是就一个阶段而言的，并非一定是逐年或逐时变暖。近百年来的观测记录证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气候有变暖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些科学家预测全球将继续变暖的依据。但人类的器测时代大约只有一百七十年，拥有完整记录的观测点只有五十个，其中四十五个集中在西欧。上海器测历史只有一百四十一年，中国其他地方时间更短，绝大多数省市不满一百年。而气候变化的周期往往长达百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到二百年或数十年的观测可能连半个周期都没有完，如何能证明以后肯定是向变暖的趋势发展呢？即使以较短的阶段来说，上海1934年出现的高温纪录（至少从1872年起）并没有继续提高，而是到七十九年后才被打破。即使以年平均气温计，中间也是有起伏的。所以全球变暖的趋势究竟会持续多久，达到什么高度，还缺乏科学根据，至多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
至于变暖的原因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二者兼有或以哪种为主？有人简单地归咎于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既解释不了历史时期的气候波动，也解释不了当代的极端气候。今夏的高温范围很广，一般都是六七十年之最，难道上海和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六七十年前就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口、车辆、机器、散热系统、燃料、温室气体？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还高，那时有多少人口？多大的生产规模？能排放多少温室气体？能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看，以往四五千年间中国出现过多次气候变化，极端的寒暖都比近代的器测纪录要高。欧洲历史上也存在千余年的气候变化周期和超过器测年代纪录的极端气温，同样无法以人为因素来解释。
每次极端气候出现后，都有人出来说明原因。其实这些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但往往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实际运行就极其复杂，因为还有其他因素，每种因素又随时在消长变化，自然和人为因素都可能发生突变，目前还无法预测，要得到验证后才能合理解释。要不，为什么不事先预报呢？无非是做不到。
我毫不否认人为因素对气候的作用，也赞成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至少这对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有利。但努力探索自然因素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更重要，更紧迫，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不能以“全球变暖”的不变应万变，更不能将是否承认全球变暖、是否承认温室气体为元凶作为“政治正确”的标准。
2013年8月20日
灾异与人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