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希望，拥有这些有利条件的陆克文，在他执政期间能实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能开创澳中关系的新篇章。但将陆克文的个人因素看得太重，对陆克文当选的意义作过度解读，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
会中文，有在中国的经历及更多中国元素，只能说有利于陆克文了解中国，或者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对中国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但更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工党，是根据该党的政策，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出发，而不是考虑到陆克文的这些条件。比如说，澳大利亚面临的两大问题——是否从伊拉克撤军，是否承担《京都议定书》的义务，与中国基本无关。选民在工党还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间的选择，也与中国因素基本无关。或许有华裔选民会因为陆克文而投工党的票，但所占比例显然不足以左右胜负。
同样，陆克文一旦当了澳大利亚的总理，他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国家利益和他代表的党的政策，是如何兑现他的竞选诺言。作为国家领袖，他还得注意超越党派、族群、个人的地位，绝不会让他自身的中国元素带来影响。所以，陆克文在当选后的演说中强调，工党执政后的重点将是落实各项竞选承诺——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资，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匮乏措施的力度，加强为21世纪经济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强调的是将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同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各伙伴国的关系。中国是包括在亚太国家之中的，并没有特别突出。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人因素恰恰是要尽量避免的，否则就会授人以柄。可以预见，陆克文今后在决定与中国有关的政策时，肯定会更加小心。要是让政敌或反对派说成是受了过去在华的经历或家人、友人的影响，岂不弄巧成拙，事与愿违？而且根据澳大利亚的制度，很多方面是陆克文管不了的。如澳洲铁矿的价格，不会因此而跌价，或者对中国特别优惠。又如澳洲人很敏感的移民政策，只能小心翼翼谋求平衡。
其实，对世界上规模稍大的国家来说，领导人或政府要了解外国，都有充足的渠道和有效的手段，并不依赖于领袖个人的能力或经历。当初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苏联外长前，他曾担心自己不懂外语，领袖对他的回答是：“苏联的外长还需要自己懂外语吗？”而领导人的经历和能力在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至多只是减少误解，增加私人渠道；是润滑剂，而不是动力油。如普京懂德语，曾在东德工作；老布什当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克林顿曾在英国留学；美国不少政要是外国移民，有的娶了外国太太……但这些人在任时相关的对外政策显然没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领导人中能说中文的或许以陆克文为第一人（我尚未查过相关史料，不敢肯定），但世界上与中国有种种渊源的政要并不少，以色列的总理、部长中有人出生于中国，叶利钦的一位总理出生在旅顺，加拿大的一位总督是华裔，东南亚不止一位首脑是华裔或有华人血统。司徒雷登生于中国，从小使用中文，长期在中国工作，主持燕京大学多年，中国朋友不计其数，但一旦当了美国驻华大使，只能执行本国政策，最后被毛泽东“别了”。
当然，我对陆克文当选也感到欣喜，愿意向他表达一个中国公民的祝福。希望中澳关系在他的任上能更上一层楼，并希望更多的澳大利亚青年来中国求学。
2007年11月25日
卢武铉自杀能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早上8点看过网上的新闻后，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并发言，然后乘火车返回上海。到家后打开电脑，才见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的消息，并且已经有不少评论。《现代快报》的友人发来邮件，要我写一篇评论。我踌躇良久，迟迟未能动笔。有些话别人已经说了，有些话我自己还没有想好。但终于还是写了，毕竟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深思的大事！
韩国警方已经证实了卢武铉确系自杀，从已经公布的他的遗书的部分内容看，卢采用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既是为了解脱，也是为了谢罪。我不赞成自杀，特别是政治人物，理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面对由此造成的后果。但对卢武铉最终还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我不能不表示敬重。对比之下，台湾的陈水扁就显得毫无廉耻之心。到卢自杀为止，警方尚未公布与他直接有关的罪证。卢生前虽一再坚称自己清白，却一直在向国民致歉谢罪，也没有将这一切归咎于“政治迫害”或政敌的诬陷。而陈水扁连错都不肯认一声，始终在玩弄拙劣的政治手段。“以死明志”“一死以谢天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这种观念也是中国传统观念的一部分，是由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等地的。不久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礼失求诸野》的短文，以为韩国保留了一些在中国已经失去的“礼”，卢武铉的自杀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说起陈水扁，他与卢武铉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贫寒，都是从基层逐级进入最高层的，都曾暴得大名。卢武铉以“人权律师”起家，在竞选中高举“实现新旧交替，打破旧政治和特权政治”的大旗，上台之初标榜清廉，被称为“平民总统”。而陈水扁由“三级贫民”家庭走进台湾大学法律系，由律师步入政坛，在“美丽岛事件”中崭露头角。9年前台湾“大选”时我正在台北，目睹《台湾之子》一书风行全岛，“反黑金”的口号所向披靡，年轻人视陈水扁为偶像。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看，卢武铉涉嫌的事都发生在他出任总统之后，涉及者都是他的家人和亲友。陈水扁已被揭露的丑行也是在他当上“总统”后的事，主要的共犯就是他的妻子，也包括他的其他亲友和下属。尽管卢、陈都有各自的政治麻烦和内斗，但给他们致命一击的都是贪污受贿的败露。如果再将韩国与中国台湾作一比较，不难看到卢、陈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也颇相同。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朝鲜战争结束后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政商勾结、钱权交易盛行。尽管通过自由选举摆脱了军人独裁，政党纷争却从未停息，政治领袖也走不出盛极而衰的轮回，往往都免不了贪污受贿。台湾也曾以“四小龙”而风光，同样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了经济起飞。从开放党禁到实现“政党轮替”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但打着反“黑金政治”旗号上台的陈水扁就成了“黑金政治”的代表。
由此可见，经济起飞，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官员待遇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衣食足而知荣辱”。卢武铉的妻子、子女、女婿、兄长、侄儿、秘书，陈水扁的妻子、妻兄、儿子、女婿、亲信，有哪一个衣食不足？但一个个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独裁统治的结束、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能自动肃清或减少贪污腐败。卢、陈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在竞选过程中各人的家底都已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执政的每一天都面对着反对党和充分享受新闻自由的媒体。对卢、陈的争议和指控都开始于他们在任时，但都是在他们卸任后才受到查处，并且都是从他们的下属或亲友的案子打开缺口，才逼近他们本人。卢武铉的自杀固然是他自己造成的悲剧，陈水扁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但这类人物和现象之所以产生在韩国、中国台湾，发人深思。
如果将目光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人物和现象比比皆是，莫非这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莫非这是人类无法医治的痼疾？莫非这是经济起飞与政治改革脱节而新产生的癌症？从卢武铉之死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2009年5月23日
体育节的设立应该因时制宜
自从有人提出以每年8月8日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设立体育节的建议后，已得到不少人的响应。也有人提出这个节的名称应为“全民健身节”，还有人提醒设立体育节不仅是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更是为了推动全民的体育活动，这些我都赞成。日前见到报道，某媒体的调查显示，80%的民众赞成以8月8日为体育节。这使我产生了忧虑，因为我认为，尽管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历史时刻，却不适合作为旨在促进全民参与的体育节。
道理很简单，这一天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气候都不适合体育活动，特别是民众能普遍参与的、户外的体育活动。8月8日虽然已是立秋后的两三天，但全国基本上还没有进入气象上的秋天，往往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阶段，还可能受到暴雨、洪水、台风的影响。奥运会开幕放在这一天，是因为受到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因为这个日子的气候条件最适宜。为了奥运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可以不惜工本，如动用大量设备严密监控，出动飞机人工消雨，为近十万观众预备雨衣、扇子等，要是在全国各地同时举办体育活动，又要求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有这样的条件吗？一定要做到的话，又需要多花多少人力物力？还可能因为过于炎热而造成中暑或其他伤病，有必要吗？
有人还提出，8月8日正是暑假期间，有利于学生参加。其实这是不了解学校的情况，暑假期间，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一般都会安排一些平时不便进行的基建、修缮，或利用校园和校内设施安排夏令营、暑期班等活动，一部分师生还会外出参观、旅游，或回乡、探亲、出国等。要在暑假中间组织体育节的活动，远没有在学期间那么方便，师生的参与率不会高。
体育节的设立不仅是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而是为了推动全民体育和健身；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推进的年度活动。这个节日不是为了图形式，而是要讲究实效。不是党政官员、专业运动员、社会名流的纪念仪式，而是社会各界、城乡居民、男女老幼都能够参与的公共活动，都乐于参与的活动。气候适宜是最基本的条件，否则，不仅会因此而多消耗资源，更会影响国人参与的比例。
所以体育节应设立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日期不必固定，可定于某月的第几个星期天。等以后国定假日再增加，就可将该周末后的星期一作为补休日，形成一个长周末。如果直接将体育节定为新的国定假日，自然更好，那就可直接定于某一个星期一或星期五。
体育节不能与纪念北京奥运会开幕结合在一起，固然是件憾事。但相比之下，全民参与更重要，更符合设立体育节的初衷。好在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纪念。
2009年5月2日
反兴奋剂的最大障碍是特殊利益集团
历经五年，美国女飞人马里昂·琼斯服用兴奋剂案以她公开认罪道歉而终结，琼斯将不得不从此告别赛场，还面临着被收回金牌和牢狱之灾。应该承认，琼斯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运动天才，即使不服用兴奋剂，她也已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如今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惋惜。
优秀运动员还要服用兴奋剂，固然是出于他们精神上或物质上的贪欲。他们最终败露，受到惩罚也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背后往往离不开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或支持。像琼斯事件，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至少牵涉到她的前教练格拉哈姆、那家著名的类固醇THG制造者巴尔科实验室。而琼斯敢在兴奋剂检测结果公布后一直矢口否认，自称无辜，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要拖上好几年，幕后的事恐怕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很多。在那些利益集团的眼中，运动员不过是一个试验品，一具活广告，一只喂了饲料就能不断生蛋的鸡，或者纯粹是一棵摇钱树。它们利用运动员铤而走险，不惜运用最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手段，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目的只是获得通过正常投资、使用正常手段无法获得的利益。
奥林匹克精神所体现的，是在公正的条件下人类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对自身极限的挑战，所以一切竞赛都应该在公开、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只有在这种前提下，运动员取得的成绩、所创造的纪录才能成为人类的自豪。早期的奥运会要求运动员裸体，原因之一就是强调除了人本身以外不能借助其他因素，人与人之间完全公平竞争。现代奥运当然需要各种器材、服饰，它们也会对竞赛结果和成绩产生影响，但这些都是公开的、可以检测的，并且不能超过竞赛规则规定的范围。对运动员来说，这些是外加的，随时可以加以分离和区别。但兴奋剂却不同，它是秘密的、不确定的，其作用会因剂而异，因人而异，是通过改变运动员内在的因素而起作用。且不说它对运动员的身体和心理所构成的伤害，至少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果听任兴奋剂泛滥，奥林匹克精神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教练员、运动员就会沦为实验工具和赌博筹码，竞赛场就会等同于动物实验室和兴奋剂产品发布会。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在反兴奋剂斗争中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措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利益的驱动下，少数无良科研人员滥用先进技术，不断研制出新的兴奋剂，特别是在用量少、药效长、无残留、难检测上下工夫。兴奋剂检测已经成为一项高技术，使用的检测仪器精益求精，价格自然也节节攀升。但明知故犯的运动员前仆后继，重要的大赛几乎很少没有兴奋剂丑闻，这正是特殊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