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多称道他的文章是“说自己的话”，但是什么才是他最有价值的“自己的话”呢？论者也多称道他晚年的文字是如何冲淡平和、气定神闲，但我最近间接听到的恰是热血喷涌、口无遮拦的肺腑之言，那感觉真是很冲很少年。谓予不信，有钟先生今译的“十憎”宝塔诗为证：
教条主义
狗追财主屁
算盘精的来兮
占便宜假装无意
救灾扶贫专送旧衣
隔壁睡了还高声唱戏
世界大战打赢不成问题
宿舍楼的砖墙拆了又重砌
看完黄色录像后说儿童不宜
二奶处归来五讲四美宣扬正气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一日《南方都市报》）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钱钢
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近日，短短十天中，两位知名学者先生先后送我同一本小书。这薄薄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记述了一个小故事：清光绪年间，太湖边有个得罪上司的小官丢了乌纱帽，可是老百姓同情他。见他穷困，送米送柴的人络绎不绝。画家秦散之特为绘图记事。其后半个多世纪，俞樾、吴昌硕、胡适、俞平伯、朱自清、张东荪等诸多名流为此图题咏作文。
这本小书煞是可爱。名家墨迹的欣赏价值自不待言（其中汉语拼音奠基人黎锦熙先生，特意用注音符号书写诗作），书中还保存了那名小官接收村民柴米的清单、上司斥责他的公文和他的申辩，被胡适先生称为“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比如在那名小官的上司眼里，百姓送米送柴，是被人煽惑的。百姓敲响竹梆，相约进城叩请，让小官复职，那还了得，必须查究。
名家题咏作文，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清王朝覆亡前的十多年，一是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前一年。一八九一年，已经七十一岁的俞樾题诗云：“一官深压百僚底，今又一官弃如屣。尚何势力能动人，乃有山民来送米。”“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俞樾先生和那名小官有交往，在一封信中他说：“百姓之讴歌，万不如上官之考语，足下宜慎之。”
到了一九四八年，那名小官的孙子找到胡适，为了将家传的卷子刻印流传，又征集到一批题字。这批名家的感言，因境而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这图的流传，也未尝不可予我们眼前的腐败贪污的政治以一个有力的讽刺。”张东荪先生引述俞樾在清末说的话：“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认为“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他说，“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送米图”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送书给我的本书编订者钟叔河先生，在后记中说，他最喜欢的是朱自清题诗的最后两句。我也有同感。朱自清先生写道：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送米图”的故事，给我的感觉亦真亦幻，似乎不是百年前事，像更古老的传说。这故事能传世，可能与小官任职处附近住着秦散之、俞樾等大家有点关系。而文人们愿意一个接一个地题咏作文，无疑是借图发挥，针砭现实。只不过这两次题字高潮发生时的历史时段，让后人看到历史剧变之下，文人曲笔的羸弱。一九四八年，战云翻腾，有人早就不用这种拐弯抹角、借古讽今的办法反腐败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众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会有意见的，或好或坏，这便是民意；读书人对于当局和当轴者，也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好或坏，存则在心，发则为气，这便是士气。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这话引自钟叔河先生的前言。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大都知道《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先生，并对这位饱经坎坷的学者、老报人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手上的这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是二十一世纪的版本。文士赞廉吏、思想家论公意的历史记录固然珍贵，而钟叔河先生熟睹炎凉的痛切文字，更增其分量。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方周末》）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
赵普光
辛卯春节，闲来无事，搬出手头的几种《知堂书话》翻看。忽然有话要说。
钟叔河是第一位明确用“知堂书话”之名来为周作人的读书随笔编书者。目前钟叔河编《知堂书话》已出四种版本：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版（以下简称岳麓版），台北百川书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以下简称百川版），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版（增订重编本，以下简称海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版（以下简称人大版）。其版本之多，影响之广，自不待言。有意思的是，对比这四种版本的《知堂书话》，不无意义。
我们先看看四种版本的具体情况。
岳麓版，上下两册，目录均在上册。卷首有钟叔河所写序文一篇。此版共收周氏书话文三百三十篇，除了最后一篇《〈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是自编文集之外的遗稿外，另外所有都选自周作人的自编文集。按照自编文集初版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并且在目录中按照所出自的自编文集分成栏。我手头上的是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印数达一万零五百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钟叔河编《知堂序跋》一册，收序跋二百二十三篇。《知堂序跋》岳麓版，在装帧上与《知堂书话》一致，可以看作一套书籍。
百川版，上下两册，目录分在上下册。卷首序文与岳麓版相同。此版所收文章的篇数、顺序与岳麓版完全一致，只是在目录中不显示各文出自自编文集的信息了。
海南版，上下两册。此版容量大增，全套字数达一百一十万。海南版将岳麓版的《知堂书话》与《知堂序跋》一并收入，统名为《知堂书话》，还加入了一部分未收入自编文集的遗文，使得容量远比此前两个版本增加近一倍。海南版共收周氏书话五百七十八篇。海南版的编排是按照书话文章的内容来分类的，共分七辑：一、谈书和读书；二、谈中国古书；三、谈旧小说等；四、谈中国新书；五、谈东洋的书；六、谈西洋的书；七、谈自己的书。我手头上的是一九九七年七月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卷首印“序文三篇”，将此版的序言即《增订重编本序》、岳麓版《知堂书话原序》、岳麓版《知堂序跋原序》一并列出。
人大版，上下两册。目录均在上册。全套字数六十四万。收录书话三百八十五篇。篇目编排也是按书话内容来分类，计四辑。卷首《编者序》即岳麓版、百川版原序文，不过在原序后面附上了“新版附记”，对新版做一简要说明。附记说：“《知堂书话》的书名是我取的，上下两卷由我在岳麓书社编成出版，时为一九八五年，接着又编了一本《知堂序跋》。一九九七年增订重版，加入了集外文，并将序跋和书话合在一起，交海南出版社。此次仍将序跋单独作为一卷，书话仍分两卷，第一卷谈新书旧小说、日本的书和西洋的书，第二卷谈古旧书，共为三卷。各个部分的文章，均按发表（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并将有关资料在文末注明。同一题目的文章，则放在一起，以便检阅。”我手头的是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未显示印数。
可以看出，四种版本之间各自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
岳麓版和百川版间变化最小。这两个版本除了出版社、出版年、版式三处不同之外，序文和收录书话篇目上没有任何变化。
岳麓版和海南版之间的变化最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篇目数量大大增加。岳麓版收录书话三百三十篇，而海南版则为五百七十八篇，增加了二百四十八篇，几近一倍。增加的篇目主要是有四类：一是增加了谈论读书方法、议论社会现象和文明批评的文字，已经大大溢出了知堂的狭义的“读书录”（或云“看书偶记”）的范围。海南版第一辑“谈书和读书”均属此类，例如《读书论》《读书的经验》《古书可读否的问题》《开卷有益》等，是泛谈读书经验心得；《灯下读书论》《谈毛边书》《入厕读书》《印书纸》等均属充盈文人情趣和阅读体验的文字。二是增加了未收入自编文集的大量文章，还有新发现的遗文杂稿。而岳麓版书话绝大多数都录自其自编文集，遗文只有一篇《〈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这是周作人研究拓展与深入的表征。三是海南版将序跋文收入其中，而岳麓版不收序跋文，而是将周作人的序跋单独编辑成《知堂序跋》一集出版。四是海南版收入了周作人相当多的题记、题跋类文字，而岳麓版此类文字则未收。
第二，海南版对书话篇目作了分类，这实际上是对书话类型的一次分类归纳的过程。而岳麓版与百川版则没有进行分类，只是按照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归属进行编排，出自同一文集的放在一起，并没有根据书话的内容、类型进行分类。
第三，编者的序文不同。岳麓版《知堂书话》只有编者钟叔河写的序文一篇，而海南版的则在卷首有三篇，分别是《增订重编本序》《知堂书话原序》《知堂序跋原序》。其中，《增订重编本序》是为此次海南版所新写的序言，《知堂书话》原序与岳麓版、百川版的序言没有变化。只有《知堂序跋》原序，出现了意外：我当即查对一九八七年岳麓版《知堂序跋》，发现原岳麓版《知堂序跋》卷首，只有一篇简短的《编者的话》，说明编选的分类原则而已。而非真正的序文，与海南版收的《知堂序跋原序》完全不同。
海南版付梓七年之后，人大版《知堂书话》面世。总体来说，人大版应该说是岳麓版、百川版和海南版三种版本的改进版、升级版。人大版综合了前面版本的优点，对岳麓版和海南版的特点做出了更为合理的损益取舍。
人大版与海南版相比，具体有下面一些差异：抽掉了周作人的序跋文，另编一本，这一点恢复了岳麓版的做法；删去大量的篇幅过长或过短的、理论性质的、时事性质的或者较少艺文情趣的文字，如少年时的题记，如《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等，这就使得书话文体更趋单纯，更重趣味性；借鉴了海南版的分类方法，大致给书话篇目类型做了划分。
人大版与岳麓版的相比：篇目有所调整，新增了读书经验和方法等类的书话，同时也删去了岳麓版的某些篇目，比如《〈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日记与尺牍》等人大版就未收；做技术性的处理，使编排更趋合理。比如周氏有同题文章《如梦录》两篇，同题异文。一篇本来收入自编文集《苦竹杂记》，一篇收入《药堂语录》。岳麓版将二文分别放在各自编集名下，虽不会使读者混淆，但亦不尽合理，如百川版因为在目录中删去了所出自的自编文集名，《如梦录》同一题就出现了两次，易出现误解或混淆。对此，人大版就做了处理，其做法是将第二篇《如梦录》改题为“《如梦录》二”，紧随第一篇后。
以上种种差异反映的不仅仅是版本的不同，更有意思的是从《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对比，可以看出其中的文体认识的变迁过程，也可以从中发现诸多的时代文化氛围的变化。
岳麓版《知堂书话》是编者钟叔河最初编辑的版本，其对周氏作品篇目的选择，显示了在八十年代编者及时人对书话这种文体的认定。在此版序言中，钟叔河有这样的说明：“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中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感兴趣的事物，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本文和原书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这实际上是钟叔河对书话文体特点的一种认识。从形式上点出书话的两个特点：平实、闲谈；从内容上点出好的书话需要学养、性情。这样的概括当然显得过于笼统模糊，但大致还是比较客观的。
岳麓版将周作人的序跋单独出版一集，序跋与书话分开，这实际上也表明了编者对书话和序跋两种文体是有着明确的界分的。至于其中理由，钟叔河在序言中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但因为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编。”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序跋是序跋，书话是书话，序跋不能完全看作是书话，所以将序跋单独编为一集，因为序跋“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另一方面，对于周作人来说，序跋和书话不能完全分开，不能截然区分，或者说二者很难区分。钟叔河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作为书话的续编。”这实际上又是在承认二者的密切血缘，虽然将序跋与书话做了区分，却也不无困惑，不得不承认二者之间的夹缠。至一九八九年在台北出版的百川版依然延续这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