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多称道他的文章是“说自己的话”,但是什么才是他最有价值的“自己的话”呢?论者也多称道他晚年的文字是如何冲淡平和、气定神闲,但我最近间接听到的恰是热血喷涌、口无遮拦的肺腑之言,那感觉真是很冲很少年。谓予不信,有钟先生今译的“十憎”宝塔诗为证:
教条主义
狗追财主屁
算盘精的来兮
占便宜假装无意
救灾扶贫专送旧衣
隔壁睡了还高声唱戏
世界大战打赢不成问题
宿舍楼的砖墙拆了又重砌
看完黄色录像后说儿童不宜
二奶处归来五讲四美宣扬正气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一日《南方都市报》)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钱钢
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近日,短短十天中,两位知名学者先生先后送我同一本小书。这薄薄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记述了一个小故事:清光绪年间,太湖边有个得罪上司的小官丢了乌纱帽,可是老百姓同情他。见他穷困,送米送柴的人络绎不绝。画家秦散之特为绘图记事。其后半个多世纪,俞樾、吴昌硕、胡适、俞平伯、朱自清、张东荪等诸多名流为此图题咏作文。
这本小书煞是可爱。名家墨迹的欣赏价值自不待言(其中汉语拼音奠基人黎锦熙先生,特意用注音符号书写诗作),书中还保存了那名小官接收村民柴米的清单、上司斥责他的公文和他的申辩,被胡适先生称为“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比如在那名小官的上司眼里,百姓送米送柴,是被人煽惑的。百姓敲响竹梆,相约进城叩请,让小官复职,那还了得,必须查究。
名家题咏作文,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清王朝覆亡前的十多年,一是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前一年。一八九一年,已经七十一岁的俞樾题诗云:“一官深压百僚底,今又一官弃如屣。尚何势力能动人,乃有山民来送米。”“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俞樾先生和那名小官有交往,在一封信中他说:“百姓之讴歌,万不如上官之考语,足下宜慎之。”
到了一九四八年,那名小官的孙子找到胡适,为了将家传的卷子刻印流传,又征集到一批题字。这批名家的感言,因境而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这图的流传,也未尝不可予我们眼前的腐败贪污的政治以一个有力的讽刺。”张东荪先生引述俞樾在清末说的话:“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认为“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他说,“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送米图”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送书给我的本书编订者钟叔河先生,在后记中说,他最喜欢的是朱自清题诗的最后两句。我也有同感。朱自清先生写道: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送米图”的故事,给我的感觉亦真亦幻,似乎不是百年前事,像更古老的传说。这故事能传世,可能与小官任职处附近住着秦散之、俞樾等大家有点关系。而文人们愿意一个接一个地题咏作文,无疑是借图发挥,针砭现实。只不过这两次题字高潮发生时的历史时段,让后人看到历史剧变之下,文人曲笔的羸弱。一九四八年,战云翻腾,有人早就不用这种拐弯抹角、借古讽今的办法反腐败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众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会有意见的,或好或坏,这便是民意;读书人对于当局和当轴者,也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好或坏,存则在心,发则为气,这便是士气。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这话引自钟叔河先生的前言。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大都知道《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先生,并对这位饱经坎坷的学者、老报人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手上的这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是二十一世纪的版本。文士赞廉吏、思想家论公意的历史记录固然珍贵,而钟叔河先生熟睹炎凉的痛切文字,更增其分量。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方周末》)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
赵普光
辛卯春节,闲来无事,搬出手头的几种《知堂书话》翻看。忽然有话要说。
钟叔河是第一位明确用“知堂书话”之名来为周作人的读书随笔编书者。目前钟叔河编《知堂书话》已出四种版本: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版(以下简称岳麓版),台北百川书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以下简称百川版),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版(增订重编本,以下简称海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版(以下简称人大版)。其版本之多,影响之广,自不待言。有意思的是,对比这四种版本的《知堂书话》,不无意义。
我们先看看四种版本的具体情况。
岳麓版,上下两册,目录均在上册。卷首有钟叔河所写序文一篇。此版共收周氏书话文三百三十篇,除了最后一篇《〈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是自编文集之外的遗稿外,另外所有都选自周作人的自编文集。按照自编文集初版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并且在目录中按照所出自的自编文集分成栏。我手头上的是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印数达一万零五百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钟叔河编《知堂序跋》一册,收序跋二百二十三篇。《知堂序跋》岳麓版,在装帧上与《知堂书话》一致,可以看作一套书籍。
百川版,上下两册,目录分在上下册。卷首序文与岳麓版相同。此版所收文章的篇数、顺序与岳麓版完全一致,只是在目录中不显示各文出自自编文集的信息了。
海南版,上下两册。此版容量大增,全套字数达一百一十万。海南版将岳麓版的《知堂书话》与《知堂序跋》一并收入,统名为《知堂书话》,还加入了一部分未收入自编文集的遗文,使得容量远比此前两个版本增加近一倍。海南版共收周氏书话五百七十八篇。海南版的编排是按照书话文章的内容来分类的,共分七辑:一、谈书和读书;二、谈中国古书;三、谈旧小说等;四、谈中国新书;五、谈东洋的书;六、谈西洋的书;七、谈自己的书。我手头上的是一九九七年七月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卷首印“序文三篇”,将此版的序言即《增订重编本序》、岳麓版《知堂书话原序》、岳麓版《知堂序跋原序》一并列出。
人大版,上下两册。目录均在上册。全套字数六十四万。收录书话三百八十五篇。篇目编排也是按书话内容来分类,计四辑。卷首《编者序》即岳麓版、百川版原序文,不过在原序后面附上了“新版附记”,对新版做一简要说明。附记说:“《知堂书话》的书名是我取的,上下两卷由我在岳麓书社编成出版,时为一九八五年,接着又编了一本《知堂序跋》。一九九七年增订重版,加入了集外文,并将序跋和书话合在一起,交海南出版社。此次仍将序跋单独作为一卷,书话仍分两卷,第一卷谈新书旧小说、日本的书和西洋的书,第二卷谈古旧书,共为三卷。各个部分的文章,均按发表(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并将有关资料在文末注明。同一题目的文章,则放在一起,以便检阅。”我手头的是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未显示印数。
可以看出,四种版本之间各自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
岳麓版和百川版间变化最小。这两个版本除了出版社、出版年、版式三处不同之外,序文和收录书话篇目上没有任何变化。
岳麓版和海南版之间的变化最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篇目数量大大增加。岳麓版收录书话三百三十篇,而海南版则为五百七十八篇,增加了二百四十八篇,几近一倍。增加的篇目主要是有四类:一是增加了谈论读书方法、议论社会现象和文明批评的文字,已经大大溢出了知堂的狭义的“读书录”(或云“看书偶记”)的范围。海南版第一辑“谈书和读书”均属此类,例如《读书论》《读书的经验》《古书可读否的问题》《开卷有益》等,是泛谈读书经验心得;《灯下读书论》《谈毛边书》《入厕读书》《印书纸》等均属充盈文人情趣和阅读体验的文字。二是增加了未收入自编文集的大量文章,还有新发现的遗文杂稿。而岳麓版书话绝大多数都录自其自编文集,遗文只有一篇《〈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这是周作人研究拓展与深入的表征。三是海南版将序跋文收入其中,而岳麓版不收序跋文,而是将周作人的序跋单独编辑成《知堂序跋》一集出版。四是海南版收入了周作人相当多的题记、题跋类文字,而岳麓版此类文字则未收。
第二,海南版对书话篇目作了分类,这实际上是对书话类型的一次分类归纳的过程。而岳麓版与百川版则没有进行分类,只是按照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归属进行编排,出自同一文集的放在一起,并没有根据书话的内容、类型进行分类。
第三,编者的序文不同。岳麓版《知堂书话》只有编者钟叔河写的序文一篇,而海南版的则在卷首有三篇,分别是《增订重编本序》《知堂书话原序》《知堂序跋原序》。其中,《增订重编本序》是为此次海南版所新写的序言,《知堂书话》原序与岳麓版、百川版的序言没有变化。只有《知堂序跋》原序,出现了意外:我当即查对一九八七年岳麓版《知堂序跋》,发现原岳麓版《知堂序跋》卷首,只有一篇简短的《编者的话》,说明编选的分类原则而已。而非真正的序文,与海南版收的《知堂序跋原序》完全不同。
海南版付梓七年之后,人大版《知堂书话》面世。总体来说,人大版应该说是岳麓版、百川版和海南版三种版本的改进版、升级版。人大版综合了前面版本的优点,对岳麓版和海南版的特点做出了更为合理的损益取舍。
人大版与海南版相比,具体有下面一些差异:抽掉了周作人的序跋文,另编一本,这一点恢复了岳麓版的做法;删去大量的篇幅过长或过短的、理论性质的、时事性质的或者较少艺文情趣的文字,如少年时的题记,如《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等,这就使得书话文体更趋单纯,更重趣味性;借鉴了海南版的分类方法,大致给书话篇目类型做了划分。
人大版与岳麓版的相比:篇目有所调整,新增了读书经验和方法等类的书话,同时也删去了岳麓版的某些篇目,比如《〈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日记与尺牍》等人大版就未收;做技术性的处理,使编排更趋合理。比如周氏有同题文章《如梦录》两篇,同题异文。一篇本来收入自编文集《苦竹杂记》,一篇收入《药堂语录》。岳麓版将二文分别放在各自编集名下,虽不会使读者混淆,但亦不尽合理,如百川版因为在目录中删去了所出自的自编文集名,《如梦录》同一题就出现了两次,易出现误解或混淆。对此,人大版就做了处理,其做法是将第二篇《如梦录》改题为“《如梦录》二”,紧随第一篇后。
以上种种差异反映的不仅仅是版本的不同,更有意思的是从《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对比,可以看出其中的文体认识的变迁过程,也可以从中发现诸多的时代文化氛围的变化。
岳麓版《知堂书话》是编者钟叔河最初编辑的版本,其对周氏作品篇目的选择,显示了在八十年代编者及时人对书话这种文体的认定。在此版序言中,钟叔河有这样的说明:“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中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感兴趣的事物,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本文和原书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这实际上是钟叔河对书话文体特点的一种认识。从形式上点出书话的两个特点:平实、闲谈;从内容上点出好的书话需要学养、性情。这样的概括当然显得过于笼统模糊,但大致还是比较客观的。
岳麓版将周作人的序跋单独出版一集,序跋与书话分开,这实际上也表明了编者对书话和序跋两种文体是有着明确的界分的。至于其中理由,钟叔河在序言中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但因为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编。”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序跋是序跋,书话是书话,序跋不能完全看作是书话,所以将序跋单独编为一集,因为序跋“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另一方面,对于周作人来说,序跋和书话不能完全分开,不能截然区分,或者说二者很难区分。钟叔河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作为书话的续编。”这实际上又是在承认二者的密切血缘,虽然将序跋与书话做了区分,却也不无困惑,不得不承认二者之间的夹缠。至一九八九年在台北出版的百川版依然延续这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