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经济问题仍然是使贝多芬感到头痛的问题。几年前，三个贵族保护人签署的保证根本没有兑现。其中一个贵族摔死了，另一个只付了四年便破了产，再也没有付给分文。只有一个人履行了诺言。贝多芬为了得到贵族答应给的年薪，历尽麻烦，经常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贝多芬表面上越来越有名气，但他却不得不忍受着贫困。在一篇日记中，记载着他当时的困境，他写道：“觉得自己能够做伟大的事业而没有完成它；我指望着生活有保障，而可怕的环境却使我丧失了这种生活……啊，天啊！天啊！可怜可怜不幸的贝多芬吧！”然而，他仍然没有屈服，他又一次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他说：“一个人的精神，一个活跃的创造的精神，决不应当受生活的可悲的穷困的束缚。”他仍然决心“为人类的痛苦而写作”。
（三）创作危机时期和晚期（1815年—1827年）
喧嚣的维也纳会议过去了，各国君主重新瓜分了欧洲，人民以惨重的牺牲换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现在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各国的反动君主联合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镇压革命的人民。从此，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极端反动的时期，封建主义开始全面复辟。在维也纳，一切革命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都遭到严厉的镇压。秘密警察制度再次得到恢复，任何人都受到监视，出版、印刷、通讯都受到检查，连自然科学的书籍也遭到查禁。整个社会笼罩着沉闷、窒息的气氛。统治阶级为了掩饰他们的白色恐怖，竭力鼓励享乐主义、粉饰太平的艺术。据当时的记载：政府提倡“适合时代口味的、能转移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的音乐”和一些“比较能满足肉体上的快乐，少给政府带来麻烦的娱乐”。
一向追寻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贝多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切。黑暗的、倒退了的社会现实，从反面促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难过地说：“多么可怜的情况！在1813年以前要好得多。贵族在奥国又找到了立脚点，而共和国的精神在满是尘埃的角落里腐朽了。”他的心情极为沉重。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们周围的一切迫使我们保持绝对的缄默。”在另一封信中又说：“至于我，我的健康久已耗损。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状况也曾起了不小影响，而这个状况如今看不出好转的希望，相反地是每况愈下了。”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不满，一定要把话说出来。于是他在朋友圈子里，在穷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骂维也纳当局，骂贵族，他说：“这里人们做事的方法也太卑鄙了，不能再糟了。从上到下，个个都是无赖。谁都不可靠，谁也不信守诺言……他们要人家工作，可是付钱就象施舍给乞丐似地，甚至不付足约定的数目。”他骂权贵和富豪，说他们“不愿意为艺术和其他良好事业做什么事，因为他们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他把奥地利政府骂得体无完肤。他指着皇帝说：“象这个家伙，应当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好的树上。”他象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怀念拿破仑。当他看到司格脱著的《拿破仑传》的出版预告时，感慨地说：“拿破仑！以前我不喜欢他。现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英国国会的记录，甚至热切地想到英国去，希望能看看英国的众议院，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制要比德国的封建制度强。他还同朋友们议论匈牙利普莱斯顿的农民起义，议论中美、南美的人民的解放斗争，议论德国各邦的统一问题，谈论学生的被逮捕等等。关于未来，他毫无顾忌地说：“五十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他甚至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竟敢公开说：“归根到底，耶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把被统治阶级捧为至圣的上帝看得不过跟普通人一样。面对充斥维也纳的靡靡之音，贝多芬气愤已极。他说：“事实上，现在没有人了解什么是善的、强的，什么是真正的音乐。”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最优秀的艺术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贵族们除了看芭蕾舞以外，什么也不看；除了赛马和舞女以外，什么也不喜欢。”他不肯随风倒，不肯为迎合庸俗的趣味而写作。他说：“我不去理它。在未来，我只想为我自己的乐趣而创作。”他在自己的札记上写着：“人要有自己的准则，一如国家之有宪法。”
这时，贝多芬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同别人交谈时，只能请对方把话写下来。到他去世时，他的谈话册共有四百本之多。可惜，由于他的胆小怕事的助手兴德勒在他死后毁掉了三分之二，使我们今天能够了解的太少太少了！
贝多芬的晚年是非常凄凉的。他一生没结婚，无妻室儿女。过去，那些欢迎他到维也纳来的开明绅士们，在这几年的动乱中不是死了，就是走散了。他青年时期家乡的好友们，也都远在天边。他痛苦地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零零地在世界上。”生活的折磨又一次向他袭来。这次，是为了他的侄子。贝多芬的大弟弟在1815年去世了，留下一个九岁的男孩卡尔，交给贝多芬抚养。孩子的母亲是个轻浮的女人，贝多芬为了从她手里争得教育和抚养孩子的权利，花了四年半的时间打官司、争吵、写信，陷入没完没了的各种诉讼案中。最后官司打赢了，又为母亲同孩子见面的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操心劳神。然而，卡尔却越学越坏，他娇惯、懒惰、说谎、赌博……大大地伤害了心地善良的伯父。1826年，卡尔又在自己的头上打了一枪企图自杀，他自己没死，反倒使贝多芬一厥不振，贝多芬的学生说这位音乐家立刻衰老得象七十岁的老人。
国家可怕的的状况，社会的黑暗，经济的萧条，艺术的堕落，加上家庭的不快，健康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这种种因素使得贝多芬在最后十年间，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他的创作力被沉重地压抑着，很少写作。他苦闷、彷徨，却仍在不停地思索，继续探求自己的理想。他研究民歌，他说：“追求民歌比起那些卓越的英雄们追捕人要好些”。他研究在当时还寂寂无闻的巴赫的作品和他无比尊敬的亨德尔的创作，因为这两位作曲家奠定了德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他还关怀年轻的音乐家车尔尼、威柏、李斯特等人的成长。
经过四、五年的沉默，从1818年起，他又开始写作了。他的最后几部钢琴奏鸣曲（作品106、109、110、111）、四重奏（作品127、130、131、132、135）、《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相继完成了。晚期的这些创作都反映了这位大师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之后思想变得越来越深刻。在他的音乐中，他为人民的苦难忧心忡忡，他热情地鼓励人民去斗争，并为人民的欢乐和胜利纵情讴歌。这些作品鲜明地体现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理想，表明了他在严酷的封建主义禁锢之下，仍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战斗不息。这时期，在他的札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
但是，岁月不饶人。他衰老了，生病了。1826年11月，为了卡尔的事，他拖着病体到富有而吝啬的小弟弟约翰的庄园去，受到了冷遇，被迫乘着敞篷的马车在隆冬的天气中，返回维也纳。他的病情因此而恶化，一连做了四次手术，在病榻上，他仍在计划着、幻想着，希望还能对他深深热爱的人民再作贡献。可是死期到了。1827年3月26日，天空中发出一阵猛烈的雷电巨响，这位大师突然从病榻上抬起身子威胁地握紧拳头，象是要再次“扼住命运的咽喉”……但他太虚弱了，摔倒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贝多芬逝世的房间
统治阶级剥削了他，上流社会抛弃了他，封建制度断送了他。可是，人民却深深地爱戴他。在当时人口不多的维也纳，两万人自发地聚拢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其规模之浩大，象是一次政治性的示威，使警察也为之胆怯。这位德国的伟大音乐家死了，但他的音乐至今仍不断地回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