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报上的“右派分子”共鸣1957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在标题上用文学语言辱骂右派分子，我感到这些标题漂亮，但华而不实，徒有其表，揭发的材料缺乏科学性、逻辑性，也就没有说服力。原先我对一些人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没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对这些言论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结果，我感到好些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例如；“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
（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
共产竟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许多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检查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
实际上是假检讨，使我感到他们不但不是坏人，而且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例如：
罗隆基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他“认罪”道：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条”。“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条。”（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龙云检讨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
“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把我的思想搞乱，究竟错在哪里？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他们划成右派。他们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亲切、自然。因为报上说他“拒绝批评”，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他的发言。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两面派。
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在7月16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我的检讨》：
“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肃反的意见。例如：
诗人艾青说：“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画家江丰说：“许多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讲话摘要：“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是说不爱国。”
文章刊出不几天，葛佩琦就写了一个更正，说他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
可是，一贯强调报纸真实性的《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却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到处都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杀共产党，不肃反，怎么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杀共产党人的大右派。
我那时当然看不见葛佩琦写的更正，光从报上登的摘要来看，我对大家说：“他并没说现在就杀共产党人，而是说搞得不好才杀，说得过激了一点，不能因此就证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也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国际部的蒋元椿。他说胡xx是说一不二的“圣旨口”。这样，蒋元椿就变成反党反领导的罪人了。当副总编辑王揖派他到外边参加反右斗争会时，他说：“我才不去当打手！”这样，他既不响应党的反右号召，又辱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鸣。例如：认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于农民斗地主，农民斗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而在政治运动中，敌我还没弄清，如果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私心杂念，积极分子哪来那样大的火气呢？像我就对他们恨不起来。蒋元椿骂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当。再如人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感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的确不称职，既然如此，就应该下台。
不能说要他下台就是要整个的共产党下台，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会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我心里直打鼓。但我从报纸上寻找到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来为自己辩护。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历史没有污点，怎么会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说，有些说了的光是在党内进行有组织地汇报，并没有在外边写文章、作演讲。怎么也变不成“行者”！党绝对不会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散文《包头，你变了！》我更放心了，几次催促记者部，快开我的会，“我要回内蒙古搞反右派报道！”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题材的机会。
想起了《巧克力》
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部召开批判我的斗争会了。没想到，大家讲的话竟然和内蒙古农牧部的同志们一模一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立场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了！”无论我怎样申辩：“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我是站在结论不是反革命的斗争对象那边，他们也是自己人！”人们仍然一股劲批斗，说我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葛佩琦辩护等等。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发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x连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说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就代表他们在党内向党进攻！”
老记者陆x说：“刘衡在我们记者当中，文学修养是最好的，但政治上……”这话戳进了我的痛处。长期以来，我就隐隐约约感到，报社对政治性强弱，存在一种偏差：报道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强，报道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报道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强，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见叫做政治性弱；写枯燥干巴的经验介绍叫做政治性强，写生动活泼的描叙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热衷参加运动的叫做政治性强，欢喜钻研业务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顶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错……”
“不错？不错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你污蔑群众斗争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了！”拍桌子、训斥、辱骂像连珠炮一样地打了过来，使我心里发酸，肺腑刺痛。
“怎么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对我也不能理解了？”散会后，我伏在办公桌上大哭。陈x以为我在悔恨，有什么难言之痛，再三盘问我。我哭得没法讲话，就写了一个条子：“顾x讲话过于简单、粗暴，应该对他进行教育！”
“你、你……”陈x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一当斗争对象，就成了待宰的猪羊，只有索索发抖的份儿，哪里还能反抗？陆x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鸣放，你听着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不肯去。陈x见势不好，不知我会发生什么意外，赶紧叫林沫从内蒙古到北京来帮助我。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十分在意别人背后对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听。他告诉我：“李x（编委）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组织撒娇！大家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陆x说：‘刘衡一句批评都受不了，连我那样的话都不能接受！”一大家奇怪：刘街写别人，倒头头是道，怎么对自己，光晓得哭，写不出检查！”只好让林洙帮我写检查。
我亲自出马，了解我的意见究竟错在何处。党总支书记、反右领导成员肖x告诉我：“你们攻击我们的肃反和苏联一样扩大化了。要知道，扩大化是把一些人脑袋砍错了，咱们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只是斗了一下，不能说是扩大化”。可是，挨斗的滋味是好受的吗？我是不是太娇嫩了？我到处喊冤叫屈，捉摸人们对我的真实意见。老认为：别人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问他们：
“是不是一搞运动，就不能一边倒，不能说反面的话？一说反面的话，就会破坏运动？”大家无法回答我，只好闷在肚子里笑：“刘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正像陆灏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确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当狼群在外面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它们一起嗥。”我不会保护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