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又细细地看了，遍目录，痛感这本诗的致命弱点还是缺乏灼热的充满血气的现代感或现实感，以及艺术的强烈亮光。这四十余首诗，大都是在生活激流的岸上或岸边或安稳的舟楫上摄取的人生动态和一时涌起的感慨。尽管从诗的某些情境中也能透出微颤的动荡感和来自时代的不安的情绪，但总归是在生活的内河航道上，心里明白决不会遇到那种灭顶之灾，因而这些诗根本上就不会出现直面人生乃至与命运肉搏的情感与姿态：柏年代我是执著地写这种诗的。
那时写的诗，如果挑剔其中的瑕疵，比比皆是，艺术结构几乎极少有完美的。事实上当时的许多诗都是草稿，那是一个只能在奔波中挥写诗歌的时代。但那些粗糙的诗都是我用血肉之躯孕育的，从每首诗的创作过程都能看出我生活的艰险的经历。那时写诗，内心没有疑惑，爱得很执著，憎得很明确，也没有考虑如何冷静地推敲字句。近几年有时翻翻过去的诗，总觉得很遗憾，但又明白那时的诗是决不能改动的，那诗里溶化的汗与血不能净化掉，连风尘也应当保留，那是时代的风尘啊！
如今（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写的诗，从构思、韵律、意象上看，明显的比40年代写的诗要成熟些、完整些、深沉些了。然而，我的内心却十分苦恼。完整、成熟与深沉固然算得上是一点可喜的长进，但作为一个与诗共命运的作者，从诗与现实的关系上内省，我是明显地软弱与温顺得多了，这是与年龄无关的更令人不安的衰弱；而作为诗，我一向以为应当是不驯的，它应当是生活与命运的顽强不息的挑战者。任何情况之下都应当如此。这决不是为了仅仅显示个性而不驯，而是说诗本来必须冲在时代的风风雨雨的最前沿，或者潜入生活激流的最险和最深处，在当今诗决不可能是平平静静诞生的。最近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我谈了这种心情，我的惶愧是真情。有人赞同，有人不同意。各人有各人的人生经历、个性与美学观，是正常的事。年岁大了，我不再像过去那么浮躁，也能以欣赏诗艺上表现的冷静与细腻的作品；尽管我写不来，但明白诗的领域本是广阔的，只要通过各自勤恳而独立的劳动，都能在诗的土壤中创造出鲜花和硕果，且各有各的独特的姿态，谁都不能代替谁。而与我风格不同的诗作者，也未见得不是在人生的激流里战胜一次次的风浪。这是我过去所不大理解的。
但毕竟由于自己的教养、经历、个性，我只能写自己苦苦追求的人生和诗的境界。从4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我经受到一次比一次更艰苦的考验，对生活的感受深切得多了，理应写得隽永一些，在诗艺上更能显示出成熟了的个性与特色，不能辜负了时代给予我的那个最能锻炼人的魂魄的特殊“境遇”。深深地感谢历史，感谢人生，我终于在痛苦中清醒，没有绝望和溃败，精神上更加强壮了。如果生命不硬朗，那是不可能再写出一首即使是显得衰弱的诗的。这种衰弱本身，正说明了几十年来的魂魄的挣扎以及与伤残作斗争承受的苦难和不甘没落的精神。
但是，还应当写得更热烈些，更健壮些，更美好些。永远不能放弃这个严峻的抱负。不论在什么境况下，都敢于面对人生，用全身心去拥抱、搏击充满荆棘与鲜花的人生和命运。因此，我在祖国和历史热切的逼视下，仍然是很惶愧的。
198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