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成功的投资大师，他们投资大多是长线持有，例如股神巴菲特。他不在乎那点蝇头小利，总是将一只股票持有几年甚至几十年，期间冷静地分析市场的动态，把握机会，这样放长线钓大鱼，往往是成功的。
1999年，靠着和团队凑起来的50万元，马云正式创建了阿里巴巴。然而，这50万元相对于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互联网行业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尽管马云处处节省，但是随着阿里巴巴的不断发展，支撑了几个月之后，公司还是陷入到弹尽粮绝的境地。当时马云甚至困窘到需要借钱来给团队成员发工资的地步。
与马云的困窘相比，当时整个互联网行业却在飞速地发展。互联网经济深受国际资本的青睐，而此时的中国互联网也正在享受着来自风险投资的盛宴。以著名的老虎基金、高盛和软银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与阿里巴巴同一时期的三大门户网站和一些电子商务、娱乐网站全都获得了大量的风险资金，而处在起步阶段的阿里巴巴，自然也引来了无数投资商的关注。
但是，尽管当时资金匮乏，马云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30余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意向，只因为这些投资者全部来自国内。马云的心中有着他的小算盘。他深知这些国内投资者无一例外地是想要通过注入资金，获得阿里巴巴的股份，然后在短时间内实现套现获利，而这必然会给阿里巴巴带来巨大的隐患。马云希望能找到海外的策略投资者，在获得投资的同时，还能得到比资金更重要的附加价值，如进一步的风险投资和其他的海外资源。
最终，马云等来了自己想要的投资者。1999年10月，在高盛的牵头下，富达投资、InvestAB等多家一流的基金公司参与，联合向阿里巴巴注入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至此，阿里巴巴获得了其历史上的第一笔“天使基金”。
在以后的经营中，马云对于那些目光短浅，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小投资者的态度是一概拒绝，而对于那些追求长远利益的策略投资者，则来者不拒。在一次采访中，马云说：“对于风险投资，阿里巴巴当初创业就耍了个‘阳谋’，只找大型风险投资商，比如投资雅虎的孙正义，他们有本钱‘玩儿大的’。我不找那些小投资商，一个人只有10元钱，你借走9元，他当然天天坐你家门口要账了，但你向有100元钱的人借3元，那人当然会很有耐心等。”
不论是李嘉诚的成功还是马云的成功，他们的例子都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儿，而不是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他应该明白投资是一种过程，长线投资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结果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一定会取得成功。那些热衷于短线投资的人永远只能做个朝不保夕的投机者，而着眼于未来的人才是胜利的投资者。
眼光放在世界的是大商人
● 李嘉诚案例
李嘉诚曾说：“眼睛仅仅盯在自己小口袋的是小商人，眼光放在世界大市场的是大商人。同样是商人，眼光不同，境界不同，结果也不同。”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大趋势。经过多年的发展，李嘉诚已经在香港积累了庞大的家业，需要为手头的巨额资金寻找增值的出路，因此他看准这个机遇，开始将目光放眼全球，为此，他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得到和黄和港灯后，李嘉诚便开始了他的远征计划。李嘉诚认为：“舞台越大，机会也就越多，跨国投资能让自己迅速加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中去，可以将自己的企业在全球联系起来，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援助。形势好时就能迅速扩大，形势不好时也便于规避风险。”
1986年，石油价格走低，石油股票也低迷，李嘉诚却看到了石油工业的潜力。由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作为中介，李氏家族及和黄通过合营公司Union Faith，买下了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权，大赚了一笔。这笔交易不但轰动了加拿大，在香港工商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李嘉诚不断购买赫斯基石油的股权，到1991年，李嘉诚个人在赫斯基拥有的股权达到了46%，和黄与嘉宏一共拥有49%股份。至此，他们投资额达到80亿港元，一共占去了赫斯基石油公司95%的股份。
同样是在1986年，李嘉诚花费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并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股权。为了避免李嘉诚进一步收购股权，控制整个公司，他们组织了反收购。见形势不妙，李嘉诚迅速抽身退出，半年后他抛售股票，赢利1.2亿港元，
1988年，李嘉诚带着其占股份10%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李兆基、郑裕彤一起将“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旁一块204英亩的黄金地皮以32亿港元拿下，他们预计用10至15年在这块宝地上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商业中心和豪华住宅区，整个工程预计需费用至少100亿港元。李嘉诚拥有这个项目50%的股权，其他的股东们一起占50%的股权。李嘉诚因此成了加拿大的投资英雄。他一人就投资100亿港元，激活了经济疲软的加拿大。
媒体声称，李嘉诚迷倒了加拿大的一位商务官。他将李嘉诚的肖像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逢人便夸赞李嘉诚是他的偶像。
这位商务官多么希望李嘉诚能在魁北克省投资，随便买下一座皇家住宅、一个造纸厂或者一家餐厅都可以。只要李嘉诚愿意，魁北克省就会成为李嘉诚的商业舞台，其他的香港富商也会蜂拥而至。李嘉诚的儿子都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他本人也于1987年成为加拿大会所的会员。
1992年3月，李嘉诚与另一位香港商界巨头郭鹤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的牵线搭桥，带着60亿港元亲赴日本札幌发展房地产业，两位商界巨头的到来，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震动。
经过数年在内地和海外全力开疆拓土，李嘉诚积累了许多经验，眼界也变得更加开阔，而他旗下的企业也越变越强。
● 李嘉诚智慧
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李嘉诚曾对全球化做出了这样的诠释：“‘全球化’是国与国的资金、科技及资讯互相结合，与当地文化、地域、传统及民生产生拉力。全球化要面对的是在不同层次的全球性竞争。例如，面对开发中国家，必须与其低廉的劳工竞争；面对发达国家，又必须与其教育水平、贸易、税制及市场竞争。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新经济不会只是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持久的方向。”在一些企业家眼中，事业的发展一般还是以本土较为稳妥，但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眼光只局限于本土，舞台未免太小了。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将自己的企业打造成跨国集团，加入到更大的经济竞争格局中去。
2006年，华为技术全年销售收入达到了656亿元，海外销售额所占到的比例非常大，超过了65%。其中，在移动网络、固定网络、业务软件和IP等业务领域所表现出的良好增长态势逐渐显现出来，得到了许多世界一流运营商的认可。在2007年1月，华为服务于“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中的31家，打进了很多国家的市场，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任正非认为：“华为这艘目前不大也不强的战舰已经驶向国际商战的汪洋大海，经历着国际竞争的惊涛骇浪。”国际化是任正非奋斗多年的目标，他希望华为能够走出国门，站在世界的市场舞台中央，但任正非也清醒地认识到，华为的国际化并非是出于管理者的虚荣心，也不是为了追赶当下企业都要走国际化路线的时髦想法。华为要走上国际化的道路，这是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举动。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早在1995年，任正非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国内通信骨干网络已经基本铺设完成，国内电信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投入期也即将过去。到时候，国内的市场很难支撑华为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再继续良性发展。想要寻求新的突破，维持企业的运作，华为就必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就是华为要踏足的新舞台。
任正非表示：“华为不可能回避全球化，也不可能有寻求保护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因此，华为从一开始创建就呈全开放的心态。在与西方公司的竞争中，华为学会了竞争，学会了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对中国很多企业来说，从国内市场迈入国际市场都是理想的道路，但这条道路走得会非常辛苦和艰难，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华为之所以能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就是因为任正非敢于竞争，敢于面对挑战。他表示面对全球化趋势时，不要封闭自己，要打开自己。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要和他们竞争。
想要在全球的市场上占有地位，在很多方面都要做到与时俱进。华为在管理上一直都要实现与国际巨头看齐的目标，技术开发也要和国际巨头企业看齐，甚至要超越他们，在人才的招揽方面也是如此。方方面面的追求，令华为成功抢占到了国际市场。华为的国际化是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为前提的。华为以自主研发的设备抢占了国际市场，赚取了核心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任正非明白，想要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那就要独立强大起来，不能依靠国外的先进技术。华为要有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和设备才行，这样，华为和国际上那些大公司的合作才能处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关系，才能实现优势互补。
也可以说，华为的国际化是中西结合的国际化，是具有华为特色的国际化，华为之所以能稳扎稳打进入国际市场，就是因为任正非在对华为的管理上，一直都是高要求，要与国际上的大企业缩短距离。随着华为越来越国际化的发展，原本的差距越来越小，到现在，已经是那些企业与华为有差距了，是他们需要追赶华为了。
与李嘉诚、任正非一样，默多克也十分注重企业的全球化。默多克是美国著名的媒体经营者，大学毕业后就在英国伦敦的《每日快报》上班。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到澳大利亚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一家地方报纸—阿德莱德《新闻报》。
默多克不甘心只经营这一份地方报纸，他为报社制定了跨国经营的战略目标。1963年，他购买了香港亚洲杂志公司28%的股份；1964年，又购买了新西兰惠灵顿的《自治报》；1968年，拥有了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世界新闻报》集团49%的股份；1989年，接管了柯林斯出版公司。默多克在全球掀起了热潮。
如今的默多克，建立起了横跨五大洲的传媒帝国，他本人也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一开始就要有一个雄伟的目标，心中装着世界舞台，只有这样，才能带动企业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