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是逃避战争，逃避重庆当时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想寻找一个世外桃源，想享受社会主义的责成的果实，以为新疆那是一个平静的“无党派”的，“和平”、“民主”、“自由”的天堂。（《赵丹自述》，122～12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除了迫于形势，不得不自污的最后一段外，赵丹的大部分话、特别是关于新疆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这些话不仅是事实，而且与新发现、新披露的材料基本一致。另外，几乎现有的材料都表明，在茅盾和赵丹等人去新疆的问题上，杜重远和邹韬奋及其生活书店，起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而这一切，显然又与周恩来的运筹帷幄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9年6月，赵丹携妻子叶露茜、刚满一岁的儿子苗苗，与王为一、朱今明、徐韬三对夫妇以及单身汉易烈，由重庆出发，越嘉陵、翻大巴、跨渭水，到达兰州。然后分乘飞机和卡车，于7月到达迪化。有人说，周恩来得知赵丹赴新疆的消息后，曾派冯乃超前往重庆劝阻。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理由是一来当时周恩来已经在赴苏途中，二来向新疆输送人才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之一，周恩来不可能反对。
赵丹一行10人到达迪化以后，茅盾遵照盛世才的嘱托，专程看望他们。赵丹在“文革”中交代这段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抵新疆迪化之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二人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原本想叫人带口信叫你们别来的，因此地电报、书信都要经过督办公署审查的，这儿地方特殊，环境非常复杂，不易了解，他有六大政策，有自己的党组织叫‘反帝会’，不谈国民党、共产党，只是坚定地亲苏联，你们来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本着为抗战服务吧。”这一下，真是一盆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希望、理想立即成为泡影，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新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了。（同上，123页）
在盛世才安排下，赵丹等人归茅盾领导，他创办的话剧运动委员会和实验剧团隶属于新疆文化协会。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排练，在新疆学院学生的参与下，赵丹等人于“九一八”纪念晚会上，隆重上演了话剧《战斗》。为此，盛世才身穿戎装，脚蹬马靴，带着妻子女儿和全疆军政要员观看了演出。为了造成轰动效应，《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也发表《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对该剧予以高度评价。据说《战斗》在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几乎场场满座。此外，他们还排演了《新新疆万岁》、《故乡》、《塞上风云》等话剧，毛泽民和赵丹也商量过成立新疆电影制片厂等事宜。
有人说，这次演出遭到盛世才的亲信、迪化第一中学校长姜作周的忌妒，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前面提到杜重远向盛世才上万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这封万言书中，杜重远除表达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等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的那些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信寄出后，盛世才不但没有理杜重远，而且还把他软禁起来。
1940年5月30日深夜，杜重远还在软禁期间，几个便衣便闯进赵丹和徐韬的住所进行搜查，然后将他们投入监狱。这时，离茅盾逃走还不到一个月。赵丹被捕后，王为一等人联名上书盛世才，恳求释放二人，却得到“犯罪证据确凿”的回复。第二年3月的一个黄昏，王为一、朱今明、易明等人同时被盛世才逮捕，也被关进监狱。
六、赵丹在监狱中的遭遇
1940年8月初，赵丹在督办公署接受第一次审讯。赵丹非常天真，他以为这次被捕是出于误会，是盛世才把他当做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人了。因此只要经过审讯，就会化解误会，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属于同一革命阵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丹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再次入狱，并要反复交代这段“历史罪行”。在回顾当年审讯的情况时，他是这样写的：
一开始两个法官客客气气，采用的是随便闲谈的方式，只问了问来新（疆）的经过。由我自己说，我皆据实以告他，扯开了，由生活、思想、经历，一直扯到过去参加过的剧联的身份，法官叫我把这些扯的话写封信给盛世才，于是我以写信方式，立下了第一份供词。
这份供词的内容，概括是：将赴新（疆）的动机、经过及过去与茅盾等人素不相识的关系说了。
说到自己思想如何左倾，革命，由此写出过去剧联组织身份及一些活动。我也说过这一组织已于抗日战争前解散了。
为了进一步要取得他的信赖，我写道：“希望督办能向有关方面向口里的田汉、夏衍、阳翰笙、章泯，及延安的袁牧之、张庚等人打听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份供词的重点，倒是向他解释，我平时的一言一行是以引起他的误会之处，并结合着在外边所学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似通非通地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如说：“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多疑的不是盛督办，而是我自己。”又说是：“体味到他用的是严与宽相结合的办法，实际是在教育我，改选我的小资性格。”
最后肉麻地捧他为马列主义的政治家，说他“严的一面像个严父，慈祥的一面像个慈母”，云云。（同上，第124页）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盛世才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是一位马列主义政治家；同时也可以发现，天真的赵丹像灯蛾扑火似地进入那个圈子以后，他的人格和思想扭曲成了什么模样。
尽管如此，赵丹的供词还是无法让盛世才满意。为了让赵丹承认他和杜重远、茅盾等人是“汉奸”、“托派”，盛世才对他进行哄骗和刑讯逼供。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面前，赵丹终于在一份莫须有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这份供词的内容是：“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汉奸、托派，通过史枚把我们骗到了新疆来，拉入了他们的汉奸、托派组织，当时参加这一汉奸、托派组织的人有：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五人。汉奸、托派的总任务是推翻新疆政权。我个人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剧团演出部部长。”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打破了斯大林与希特勒妥协的迷梦，欧洲战场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一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新疆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蒋介石先后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赴新疆与盛世才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的亲苏亲共立场开始动摇。1942年3月，新疆发生暗杀盛世祺的所谓“桃色政治事件”，使当地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盛世祺是盛世才的四弟，曾任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回来后担任了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暗杀事件发生后，盛世才逮捕了包括盛世祺妻子陈秀英、邱宗浚（盛世才岳父）、小妾姚执中在内的大批疑犯。经过严刑逼供，陈秀英和姚执中承认她们与人通奸，勾结外国人刺杀了盛世祺和邱宗浚，阴谋在“四一二革命”纪念大会上制造混乱，夺取政权。据盛世才公布的结果，这次事件是由共产党人在苏联领事馆领导下的一次暴动。随后，他以“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逮捕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拉托夫、民政厅长毛泽民、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哈密行政长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事件发生后，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多次请示中共中央，要求撤回所有人员。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答是，要撤回必须莫斯科方面同意。面对盛世才的变化，苏联一方面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迫使盛世才就范，一方面向蒋介石透露了盛世才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为此，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后凡有关新疆事，希望苏联政府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与新省当局径行交涉。”这一年9月，盛世才通知苏联领事馆，要求撤走全部专家和顾问，并将陈潭秋等在内的中共派往新疆的干部全部逮捕并秘密处死。第二年4月，苏联除留下少数外交人员外，将包括“红八团”在内的所有人员撤回。至此，苏联对新疆的干涉基本结束。
由于政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43年七八月间赵丹又被提审两次。第一次，法官去掉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汉奸、托派”帽子；第二次，则要求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1944年盛世才被调离新疆，赴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据说在临走时他为了销毁罪证，要秘密烧毁囚禁赵丹的新疆第二监狱，只是由于国民政府派驻迪化的一个师长得到消息，才阻止了这一行动。还有人说，赵丹在监狱里当众羞辱过监狱长，此人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列入黑名单，呈请盛世才处死，但盛世才却在赵丹的名字上划了一个醒目的蓝叉，使赵丹逃过一劫。
1945年初，赵丹、徐韬、王为一和朱今明终于出狱，年轻的易烈却瘐死狱中。获得自由以后，赵丹在张道藩的帮助下，于这一年初夏离开迪化，结束了九死一生的新疆之行。
主要参考资料：
《茅盾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新疆往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出版
《狱中杂感》，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
《二十年的苏联》，生活书店总经售，1948年版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