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南方都市报》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独立报人”威舍我、成露茜父女的传奇经历。在该文配发的一幅图片中，展示了他们在不同时代创办的报纸，其中包括《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小世界》、《民报》、《立报》和《自由人》报。前几份报纸大家比较熟悉，《自由人》报却很少有人知道。去年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台北“旧香居”书店淘到一本《沧波文存》（1983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其中有两篇与此有关的文章。一篇是作者在成氏六十大寿时写的贺寿文章——《中国自由史上的一位独立的记者》，另一篇是《（自由人）发刊词》。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成舍我的高尚人格与《自由人》的价值取向。
一、《自由人》的问世
《自由人》是1950年冬天在香港问世的。在此之前，成舍我的事业颇受打击：1949年7月，重庆版《世界日报》因为发表批评国民党地方官员的文章，被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没收，并将该报改为重庆市党部机关报。
由于北平《世界日报》被查封，成舍我于1949年4月携家眷到了香港，与程沧波、王云五、左舜生、卜少夫、陈训畲、陶百川、阮毅成、徐复观、刘百闵等人创办了《自由人》报（三日刊）。查陈正茂编著的《左舜生年谱》，在1951年有以下记载：
三月七日，先生与成舍我、陶百川、程沧波、金侯城、阮毅成、王云五、许孝炎、卜少夫、雷啸岑等人，为要办一刊物，以阐扬民主自由思想，……乃决定先办一张小型的半周刊，适韩战发生，预料东亚局势将有变化，刊物必须及时问世，刊物取名《自由人》，意为“我们要做自由入”。《自由人》创刊后，众推王云五为董事长，其后王云五回台，乃改推先生为代理董事长。
三月二十日，先生致函雷震言及：俟筹得旅费与生活费当请代办入境。而《自由人》已出五期……
五月三日，先生与刘百闵、成舍我等人致函雷震、端木恺、王云五、胡秋原、卜少夫等人，谈及《自由人》如何支持的问题。先生等人提出的解决之道为：（一）必须改社长制以专责成。（二）须多方设法筹款。（三）发行须彻底改革。（四）留台同人，每人每星期至少须写一篇。否则万难维持，似不如提早结束。
这里所谓“先生”，当然是指左舜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成舍我先生纪念网”的年谱专栏中，仅仅在1951年，成先生就为《自由人·半月展望》专栏写了三十多篇时评。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成舍我比较关心国际政治和朝鲜战争。
二、程沧波论成舍我
除了成舍我和左舜生以外，程沧波也是《自由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程沧波190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他早年在复旦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他又赴英国留学，对该国政治历史有深入的观察研究。回国后他进入新闻界，曾担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中央日报》社社长、重庆《世界日报》总主笔。在此期间他与成舍我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惺惺相惜，可谓情趣相投，志同道合。因此他在《中国自由史上的一位独立的记者》中，对威舍我给予很高评价：
舍我先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伟大的斗士，同时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位勇敢而独立的斗士。他为了新闻自由而奋斗，也就是为了人类自由而奋斗。他的奋斗，不仅是消极的排除对于自由的障碍；同时还在积极建设了适宜于自由的气氛与环境。在自由的斗争中，能不顾一切利害去排除对自由的障碍，已经需要大仁大勇。在此种消极的斗争以外，再能积极创造对于自由环境的建设，在大仁大勇以外，更需大智慧。舍我先生今天值得自由世界的崇敬，就在他在为自由的奋斗中，无论在消极或积极方面，都有伟大的表现。
文章还说，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赤手空拳的成舍我没有拿任何人的津贴，就在北京办了两份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一种为了自由而奋斗的独立精神。有了这种独立精神，就可以“与当时的军阀官僚，作殊死的斗争”。因此，说成舍我是“独立报人”，可谓恰如其分。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央日报》是蒋介石的宣传工具，殊不知其社长对自由和独立居然会有如此分析、如此理解。
此外，1964年成舍我夫人去世后，程沧波献上的挽联是：“长夜唏嘘，忍看故人纵横老泪；暮年哀荣，难说尘世生灭因缘！”1967年成舍我七十大寿时，他还赋诗一首，以示敬意：“七十年来事，茫茫说短长。羊肠看世路，笔阵抵沙场。大义惊朝野，微言接素王。功成沧海去，一笑对黄粱。”
三、程沧波起草《告全国军民书》
说到程沧波，有件事值得一提。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告全国军民书》，从而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这篇凝聚国力、振奋民心的抗日檄文，就出自程沧波之手。
据程沧波女儿回忆，“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当时蒋对程沧波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随后，蒋介石扼要地谈了这篇稿子的内容，其中包括“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以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话语。当时已是下午两点半左右，蒋要求晚上七点完成。
程沧波回到房间之后，住在隔壁的胡适先生得知他要起草一篇重要文稿，便对他说：“委员长平时对文稿总嫌过长，你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程回答道：“能用六百字或一千字完成已很吃力，用三百字，我无此本事。”胡适笑着说了一声“打扰了”，便当即告退。不一会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敲门进来对他说：“文稿能不能在五点完成？因为夫人（宋美龄）要先看一看。”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程沧波只好说：“你快走，到时候再来。”五点一过，钱先生准时到来，程的文章已经完成。查胡适日记，确实有许多与程氏交往的记录，但是却没有提到这件事。
程沧波起草的文稿几经修改，由蒋介石发表时，标题定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其中除蒋介石口授内容外，还有许多警策之句。比如“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总而言之，这篇文章对于发动全民族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对外国记者狂妄地说：“日本要惩治中国，要大张挞伐，要打到中国屈膝，三个月内可以打到中国跪下来投降。”为此，程沧波在《中央日报》上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中华民族是不会向暴力屈膝的，中国更不会对暴力下跪，将来救日本的还是中国！”
四、《“自由人”发刊词》
话说回来，正因为程沧波是文章里手，当《自由人》创刊时，撰写发刊词的任务便落在他的头上。
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说：“如果中世纪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黑暗时期，那么，二十世纪的世界一一尤其从三十年代开始——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混乱时期。这个大混乱，到今天已闹得全世界天翻地覆，人类的未来，是否能够逃出整个的覆灭，全视大家能否把握问题的中心，向前去奋斗。”在此基础上，他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人类，现在与将来，要不要做人？如果想做人，从什么地方着手奋斗？”显而易见，他认为要不要做人、怎样做人，乃是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程沧波把世界分为“人的社会”和“非人社会”。他指出：在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仅有四肢五官，还要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格、有个性。因为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格、有个性，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丰富人类的文明。由此可见，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与人格尊严，对于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有多么重要！另外，在人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其他人而独自存在。因此，人不仅要为自己、也要为其他人而存在。基于这一原因，程沧波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需要、和谐相处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斗争、相互仇恨。
与“人的社会”相比，“非人社会”的人们虽然具备人的形态，却因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人格、没有个性，便只能是一台机器、一个奴隶、一头牛马或一只绵羊。于是，他们只能是“大编组中一个微小的东西”。他们的一举一动，总是要“受牧人的操纵指使”；他们的生存，完全是为少数专制寡头服务。另外，为了防止他们具有个性，这个社会还特别强调纪律，并把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当作执行纪律的最大障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程沧波进一步指出：“自由是做人的主要条件，要做人必先得自由，得着自由，方可做人。换句话说，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奴隶牛马，在于自由之有无。有了自由才能做到人，才能做到一位堂堂正正之人。”他还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关键在于自由之有无，而不在于知识之高低。”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在“知识改变命运”等口号的影响下，过于重视知识之高低，从而忽视了自由之有无，从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大家的警觉。
程沧波还说：“‘自由’两个字，不是一时详细解释得清楚。但我们可以扼要地说，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主要条件。其重要性，等于空气。……一个人获得了自由，才能保持其人性，保持其人格尊严，发挥其个性的至善，以造福于自己及社会。要做人先要求得自由，要建立一个人的社会，必先得为个人或一群人争取自由。”
从这份发刊词中，可以看出创办《自由人》的宗旨以及创办人“要做自由人”的理想。令人遗憾的是，到了1959年9月，这份报纸终于因为经济问题而停刊，在香港维持了10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