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关尾史郎
关尾史郎，1950年4月生，国籍：日本，1980年3月，日本上智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取得满期退学（史学专攻）。现任日本新潟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教授，人文学部长。日本西北出土文献研究会代表。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论著有《从西域出土文书看中国史》、《向敦煌的路程》（合著），《吐鲁番将来〈五胡〉时代契约文书简介》、《对甘肃出土魏晋时期画像砖与画像砖墓的基础整理》、《敦煌古墓群与出土的镇墓文》等。
一
自从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了大量文献以来，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与此敦煌文献发现差不多的时间里，人们还在其西面的吐鲁番发现了大量吐鲁番文书。但是，这些文书不是从石窟寺院发现的，而主要是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这种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尽管出土情况不同，但是，也可把它们都作为原始资料而同样看待，因此，无论是敦煌文献还是吐鲁番文书都得到了世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产生的根源。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开始尝试对它们的内外关系进行总结概括。然而，如果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本该是石窟寺院的莫高窟所出土的文献和墓葬里出土的文书即使都可以作为原始资料来看待，也不能认为它们在史料价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吧？尤其是，从墓葬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几乎都是被葬者穿戴的冠、带及鞋等，偶尔能发现作为纸棺等的素材而载有文字的纸片，这些纸片被裁断后又被再利用，或者是反复再利用，才成了今天偶然残存的样子。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书大多是些断片而已，研究不断而一直很难取得进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要想把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彻底搞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与第17窟的特点关系密切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以写经为中心的各种文献被收藏在如此狭小的石窟里面呢？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关于这个问题，也许今后还会有很多假说不断地出来，也许，人们似乎还会把分藏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敦煌文献归类做出目录并判定真伪吧？然而，这里我们不想探究这个难题。这里要论及的仅仅是关于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书之间的比较和整合的一点建议。
二
无论是法制文献，还是户籍、契约文书以及社文书等，都是历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贵重原始史料。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在敦煌文献或吐鲁番文书中找到的。在敦煌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世俗文件都是被贴在一起的，背面还写有经文，或者说是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保存下来了。这就是说，不适合做写经用纸的世俗文件几乎一点也没留下来。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敦煌文献中没有发现吐鲁番文书中所发现的高昌国时代的条记文书、唐西州时代的领抄文书之类的可以按照交付文书分类的20字左右的极小型文书，是不是因为它们即使贴在一起也不适合在背面做写经用纸呢？纳税者每当完成一次纳税行为时交付的文书，在本质上说当然属于租税制度的事情，而且对其相关的各种制度，例如，土地制度、村落制度以及这些制度背后所存在的基层社会的各种关系等等都是意义重大的原始史料，但在敦煌地方我们是无法通过交付文书找到研究线索的。不仅如此，也很难通过交付文书对吐鲁番和敦煌两地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比较。
除了纳税交付文书以外，我们不得不一开始就从敦煌文献中放弃寻找的是：仅仅在吐鲁番文书中才出现的、为说明墓葬情况而写的“随葬衣物疏”。顾名思义，这种文书从副葬品目录开始写起，然后写为被葬者镇魂的内容，这种风格在吐鲁番从4世纪到7世纪中期基本是一贯的，虽然风格有点微妙的变化。因此，它不仅是研究吐鲁番的信仰和葬礼历史发展的一级珍贵史料，也是人们研究得最多的一种文书。但是，就风格而论，在世界各地所藏的旧的敦煌文献中是找不到类似例子的。仅仅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文书中才有可能找到。为什么呢？这个人们近年才开始进行认真研究的地区中，存在一种专门安置死者的窟，即“瘞窟”。而且，和墓葬规模相当的这种瘞窟已经被确认一共有27个，其中只有一个（B228）才出土了随葬衣物疏。在隋唐交替时期（公历619年）的随葬衣物疏使用了与吐鲁番出土的同时代的随葬衣物疏相似的文言，那么，可以推断：高昌国统治下的吐鲁番和中国管辖下的敦煌虽然是不同的地域，但是，通行的是同样的信仰和葬礼制度。
三
众所周知，莫高窟最初的开凿是4世纪后半叶的“五胡”时代的事。但是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窟在莫高窟北区并不存在。因此，根据包括北区在内的莫高窟出土文物，我们还无法确认在这个时代敦煌是否也和吐鲁番一样流行把随葬衣物疏一起埋葬的信仰和葬礼。但是，也如大家都知道的，敦煌周边有很多古墓群。离莫高窟最近的是新店台古墓群（DXM，敦煌郡效谷县），与之相邻的是佛爷庙湾古墓群（DFM，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接着有与它们相对的、处于街道两旁的祁家湾古墓群（DQM，敦煌郡敦煌县都乡、西乡），等等。人们已经对任何一个古墓群都进行了发掘研究，以考查从3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前半叶的墓葬情况，尤其是对最后的祁家湾古墓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在任何一个古墓群中都未发现任何形式的文字资料，无论是纸的，还是竹简的或是布帛的。当然，不能因此就断定说这意味着这里缺乏信仰和葬礼。似乎仅有一点是清楚的：在4世纪后半叶莫高窟开凿的时候，随葬衣物疏这种做法在敦煌还未普遍流行开来。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写在小的壶形或钵形陶器上的“镇墓文”是“五胡”时代的敦煌给被葬者的镇魂物。这种镇墓文始于后汉时代，流行于洛阳和长安等华北中心地带，到了3世纪开始向河西地域及其周边地区普及，但是，在敦煌所发现的不仅在器形上独特，而且尺寸也特别小，埋葬的数目也很特殊。
在整个“五胡”时代，无论是敦煌还是吐鲁番，大体上都在如下一系列政权的统治之下：前凉→前秦→后秦→后凉→北凉→西凉→北凉。然而，即使在相同的政权统治之下，这两个地域也遵循着完全不同的信仰和丧葬制度。一般认为，吐鲁番中高昌郡的设立是由于“五胡”时代的4世纪前半叶河西地域的人口流入所导致的。但是，敦煌来的移民们的镇墓文所象征的信仰和葬礼并未传入吐鲁番。或者说，敦煌来的移民是移民全体中的少数势力或后发势力吧？至少，在信仰和葬礼这些方面，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
四
然而，在“五胡”时代对支配河西地域的前凉以下诸凉政权积极支持的是敦煌以西（包括敦煌）的名门望族们。以敦煌为据点成立的西凉政权是他们的存在的象征，而另一方面，河西地域东部的名门望族们自从前凉政权成立以来就反抗该政权，至少一直都是以敌对的姿态对待它的。关于其因由，人们做过各种猜想。一个原因大概是：在此地域东部，华北的中心地带来的移民和流民涌到了这里；为了收留他们，各地都建立了侨民郡县。侨民郡县不仅出现在河西地域，连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流域等许多地方都大量出现过，所以，虽然我们也许不能仅仅强调这一个事实，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侨民郡县的建立造成了与河西东部一代的基层社会的摩擦，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以基层社会的政权的姿态出现，另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新的人口流动。这里所说的流动指的是该地域的基层社会的成员们向西方的流动。我们目前还不能说这次流动是以吐鲁番为主要终结点，因此，我们希望今后能通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雅尔湖古墓群出土的麹氏高昌国时代的墓碑分析等途径来逐步解决这个疑问。
五
那么，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五胡”时代的墓葬中含有一些壁画墓。众所周知，即使在河西地方，从魏晋时代到“五胡”时代，人们也造了许多壁画墓和砖画墓。在河西地方，嘉峪关的新城古墓群以及酒泉的西沟古墓群（酒泉郡禄福县）、高台的骆驼城古墓群（酒泉郡表氏县）、永昌的东四沟古墓群（张掖郡番和县），砖画墓的画像砖的主题是现世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场面，而在上述的敦煌古墓群中，墓室的入口处的门楼上方，画像砖画的是各种各样的神兽，包括四神。换言之，画像砖的主题也说明处在河西地方的敦煌的信仰和葬礼的独特性。
将这一点记在心里，再重新研究一番吐鲁番的壁画墓，我们发现：这里所描绘的内容和嘉峪关以南各地的砖画墓所描绘的一样，都是生活图景。这里也得承认敦煌和吐鲁番之间确有差异。
可是，最近在吐鲁番更西的地方——库车——发掘的“五胡”时代的墓葬中的画像砖（浮雕）却和敦煌的古墓群相同，都是嵌在门楼的上部，都有神兽的主题。虽然被葬者的出身民族等不详，但是完全可以有理由推断：在“五胡”时代，汉族在西方的扩张已经越过了吐鲁番，达到了库车这个地方。
另外，根据画像砖的主题以及墓内的位置等来判断，他们在河西地方也主要是从西部的敦煌来到此地的。当然，也不是说从敦煌到西方进行的流动都以库车为目的地。根据吐鲁番的古墓群出土的墓表的内容来判断，在吐鲁番定居的敦煌人也是各处散居的。
六
本文的讨论虽然脱离了文献和文书，但是，可以作为今后的课题而记载下来，并以此结束本文。
作为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图录本已经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为首的吐鲁番各地的古墓群出土的文书汇集到了一起。同时，交河故城内的寺院出土的文献（写经）也被收录于此。当然，吐鲁番寺院出土的文献早就为世人所知，而笔者还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以及德国柏林的国立图书馆里看到过很多写经类文物的藏品。但是，它们大多都是很小的断片，而且似乎并未被整理成目录。
在本文收笔之时，我们希望，今后，专家们能借新版图录出版之契机把寺院之类遗址出土的写经类的文物进行比较和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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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尾史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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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未来
郑阿财
郑阿财，台湾台北人，1951年7月出生。1974年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毕业，1976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82年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南华大学文学系教授兼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持《敦煌学》编辑和出版工作。主要论著有《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敦煌文献与文学》、《敦煌蒙书研究》、《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探究——论敦煌三界寺的寺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