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可能有人会觉得似乎敦煌文献和唱导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这两者之间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其实不难考虑风靡日本的唱导受到了来自中国、朝鲜的影响。从《日本灵异记》的成书时代来看，同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普通百姓在经济、政治层面开始活跃起来，相应地带起了娱乐艺术方面的需求和繁荣。这一时期布教活动盛行，以世俗人士为对象进行说教的“俗讲”也很流行，并且向文学艺术活动方面蔓延。敦煌文献里的那个时代的寺院内文书中，就有不少用于此类唱导说经的写本资料。例如：《日本灵异记》作为日本唱导文学代表性的作品，我考察出《众经要集金藏论》是它的一个参考文献，最早的版本兴福寺本，正面写有《众经要集金藏论》，背面则是《日本灵异记》，而《众经要集金藏论》的写本在敦煌文献中并不少见，我还找到了以《众经要集金藏论》为提要，用于向民众唱导说经为内容的写本。同时期的和唱导有关的文字数据不仅限于《众经要集金藏论》，敦煌资料里也发现了很多唱导时候用的文本：a.类似于《众经要集金藏论》的《诸经杂缘喻因由记》（P.3849V、北京8416）等，都是收集灵验谈的说话集，唱导人根据这些说话集摘抄合成的文献；b.讲唱兼用的变文、讲经文等的讲唱文学文献；c.为在仪式上使用上述作品所写的仪轨；d.和唱导文同时诵读的包括押座文等在内的梵呗类作品、叙述表白用的庄严文等，事实上敦煌文献里被认为用于实际唱导的资料的确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像这样的资料虽然在日本的《东大寺讽诵文稿》（原卷已毁于战争）等里也有，但是和庞大的敦煌文献里所拥有的写本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矣。这些写本是进行唱导研究的第一手数据。也许正因为这样，敦煌文献和日本的唱导研究竟然有了意外的缘分。
这样说来，可能有人会以为笔者把敦煌数据当成很重要的数据，搞的是日本文学研究上的问题。其实笔者并无此意。笔者在本文里郑重推出唱导这个概念，意在用唱导的概念来整合一些已有研究或有待研究的敦煌文献资料，不仅对日本文学研究，更对中国文学研究贡献一些新的视角和数据。前面已经说过，“唱导”原本是论述“日本文学信仰起源论”的时候开始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怎么被启用过。因此，根据日本唱导研究的经验，笔者看到在敦煌宝藏里还有很多应该被重视的唱导资料，需要调查研究。
其实，据我所知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圈里，涉及“唱导”的论文题目有：泽田瑞穂氏写出的《支那唱导文学の生成》（1939、1940年），他深受折口信夫氏的影响；那波利贞氏、川口久雄氏、金冈照光氏的个別研究的有些描写里也能看到唱导研究的雏形，他们重视《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这一类的说话集、灵验记作品，也提到过唱导资料。在中国的研究圈子里，类似的研究有向达氏《唐代俗讲考》（1934年）、孙楷第氏《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1938年）等，论文里有敦煌所发现的讲经文、变文等文学类文献与佛教仪式仪轨的比较分析研究，还提到不少唱导资料，言及说话集、灵验记类等作品和变文、讲经文的演变关系。但似乎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的研究潮流，以至于在后来，即当时中国流行的“小说”史观形成的过程中，慢慢被埋没式微了。结果，《众经要集金藏论》、《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等的作品基本上被忽略了，既没有被翻刻介绍过，也没有被校录过，更不用说考虑由这些唱导文献演化发展成讲唱文学这样的文学历史观了，但实际上讲唱文学作品把在仪式仪轨里用的押座文、庄严文（唱导作品）渐渐地吸收融合进来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了。因此，有关押座文、庄严文以及有演变关系的梵呗、唱导文（布教法会上所用的表白文）等等研究，和敦煌文献的别的研究领域比起来还远远不够。唱导是日本文学的发展的契机，同理，笔者认为唐代文学的发生、变化也和唱导有相当的关系。
近年来，出版了很多敦煌文献的高精度的图录集，有《英藏敦煌文献》1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计划出版150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已经出到了100册，其它还有中国国内的甘肃、浙江、北京大学、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等收藏的敦煌文献都将陆续出版公布图录集。对研究者来说资料方面越来越充足，越来越方便。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下，用新的角度来认识、重新调查研究敦煌文献，可以期待不少新的发现。笔者正是这样，在努力进行唱导文学方面的研究。
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
李正宇
李正宇，1934年生，河南正阳人。1958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作有《敦煌学导论》、《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古代硬笔书法》、《敦煌史地新论》、《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等。
一、敦煌佛教研究的回顾
敦煌佛教研究，最早是从刊布敦煌僧人、信徒造窟碑记、画像赞（即《邈真赞》）、刻经题记及敦煌所出古写本佛经开始的。1909年，蒋斧编印《沙州文录》，刊布了敦煌出土的《吴僧统碑》、《阴嘉政碑》、《索法律碑》、《曹夫人赞》、《曹良才画像赞》、《曹元忠刻经像记》（三则）、《宋刻本陀罗尼》（雕板毕工记）并各加按语；同书又刊出《别本心经》，并加校记；罗振玉编印《敦煌石室真迹录》刊布了敦煌所出《金刚经》，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亦收入敦煌所出《别本心经》；日本小野玄玅发表《降魔成道图的研究》（一）、（二）（日本《宗教界》第五卷第十、十一期）。上述资料，通过信徒的敬信活动（造窟、写经、善事功德）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佛教某些真实的侧面。
但从1911年起，学者转而关注敦煌出土的佛经、经疏，转向佛学义理的探讨，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如：
1911年，妻木直良发表《敦煌石室五种佛典之解说》（日本《东洋学报》第一卷第三期），松本文三郎发表《异本般若经に就いて》（日本《艺文》第二卷第九期）；
1912年，松本文三郎又发表《敦煌本大云经と贤愚经》（日本《艺文》第三卷第四、五期）；中国学者李翊灼（1881～1952）遍阅我国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多卷敦煌遗书，撰成《敦煌石窟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和《疑伪外道目录》，打开了佛教佚典研究的门径；
1914年，小林正隆发表《敦煌发掘の金刚经について》（日本《密教》第四卷第一期）；日本佚名发表《敦煌发掘唐人书写法华经玄赞第四卷释文》（日本《书苑》第三卷第九期）；
1917年，矢吹庆辉发表《敦煌出赞阿弥陀佛偈并に略论安乐净土义に就いて》（日本《宗教界》第十三卷第六期）；
1918年，同氏发表《敦煌异本药师经に就いて》（日本《山家学报》第三卷）；
1919年，同氏又发表《敦煌出土疑古佛典に就いて》（日本《宗教研究》第三卷第十期）；
1920年，同氏又发表《攝论古疑章疏とスタイン蒐集敦煌新出三论古章疏に就いて》（日本《东洋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
学者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佛经及经疏义理探讨，忽视了对敦煌佛寺状况、僧尼、信众的信行实践及社会行为的观察研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以前数十年间，很少有人对敦煌佛教、佛寺、佛徒的信行实践及社会行事进行研究。仅见那波利贞《中晚唐时代に於けゐ伪滥僧に关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龙谷大学佛教史学论丛》，1936年）一篇。
从20世纪40年代初，敦煌佛教、佛寺、僧侣、信徒的信行实践及社会行为诸多问题才引起学者较多的关注，发表过不少论文。今举其要于下：
1941－1942年，那波利贞《中晚唐时代に於けゐ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上、中、下）》（《东亚经济论丛》一卷三期及二卷二期）；
1950年，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29期〕；
1956年，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有耿昇先生中译本）；
1958年，冢本善隆《敦煌本·ゞナ佛教教团制规——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いて》（《石滨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同氏《敦煌佛教史概说》（《西域文化研究》1）；
1959年，仁井田陞《唐末五代の敦煌寺院佃户关系文书——人格的不自由规定について》（《西域文化研究》2）；
1961年，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京都）》31期）；同氏《论敦煌寺户》（《史林》44卷5期）；
1964年，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兴——张氏诸窟を中心としれ九世纪の佛窟造营》〔《东方学报（京都）》35期〕；
1965年，小川阳一《敦煌之行像会》（《集刊东洋学》第十三卷）；
1967－1968年，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の研究（上、下）》〔《东方学报（京都）》第38、39期〕；
1970年，梅应运《唐代敦煌寺院藏经之情形及其管理》（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980年，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と大寺と兰若と》（《讲座敦煌》3）；
1980年，陈祚龙《中世敦煌释门的布萨法事之一斑》（《东方杂志》复刊第13卷12期）；
1981年，陈祚龙《敦煌名僧新传小集》（《海潮音》62卷4期）；
1982年，陈祚龙《关于敦煌吐蕃初期的僧尼〈牌子历〉》（台湾《中国佛教》二十六卷六期）；
1982年，竺沙雅章《敦煌佛教教团の研究——佛教社会史后编》（京都，同朋社）；
1985年，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的世俗性——兼论〈金刚经变〉在莫高窟的出现与消失》（《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987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
1988年，罗华庆《九至十世纪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动》（《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
1990年，苏莹辉《晚唐五代间敦煌地区的佞佛情形》（《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
1990年，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
1991年，谢重光《吐蕃占领时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
1994年，荣新江《九、十世纪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清华汉学研究》创刊号）；
1996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场与方等道场司》（《唐研究》第二卷）；
1996年，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华学》2）；湛如《论敦煌佛寺禅窟兰若的组织及其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
1997年，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同氏《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唐研究》第三卷）
1997年，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的“出唱”活动》（《首都师大史学》第1期）；
1997年，湛如《论敦煌斋文与佛教行事》（《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1998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上述研究，对中唐至五代时期敦煌佛教寺院组织，佛寺概况，僧官系统，法事活动，讲经布道，僧尼修持，寺院经济，佛教信仰（阿弥陀信仰、弥勒信仰、文殊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天王信仰、佛经信仰、灵鬼信仰），造窟写经，僧尼社会生活，忠孝观念，地方特点与民族特点，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描摹反映，为敦煌佛教研究奠立了很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