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翻身上马，咬牙切齿道：“不擒得这伙毛贼，碎尸万段，岂解我心头之恨？”徐达跟着胡大海，直追到天亮时分。可徐达追得快，那伙人跑得快，等徐达追了一阵，累得人困马乏，前面那伙人也停下来休息。
如此一连数日，忽见前面一座军营。徐达顿生疑窦，忙问胡大海。胡大海这才赔礼告罪，把自己想叫他出山，而他又死活不肯，不得已，只好吩咐手下扮成强人，闯入徐宅劫走姑母、嫂子、侄子，然后放火焚宅的实情一一告诉徐达。
徐达见事已如此，哭笑不得，加上已无家可归，所以只得长叹一声，随胡大海来到军营，最终成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50.以硬碰硬，让对方进屈辞穷
中国人的行不模式很特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可能是“言在意外”，换句话说，就是嘴上说喜欢“直来直去”内心深处却并不喜欢“直来直去”。
一般来说，冒犯别人是极不明智之举，特别是当冒犯的对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时，吏是在加倍地小心。
中国人的行不模式很特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可能是“言在意外”，换句话说，就是嘴上说喜欢“直来直去”内心深处却并不喜欢“直来直去”。当对方回答“不”
的时候，未必真的是“不”很可能是碍城面子，第一次需要拒绝来拿拿架子，摆摆谱。反过来说，当对方说好的时候，也未必就表示同意，或各许只是愿当面给你难堪而已。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知道为什么许多事上司说“研究研究“之后，就没了下文，为了达成自己的求人目标。利用“以硬碰硬”的求人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自己明明在事，而对方却万般推卸、阻挠，这时候，你就不得不撕破脸了。
唐武宁四年，伪郑皇帝王世充在东都开封兵败投降后，他的行台仆射苏长，才在汉南一带献地投诚。苏长与唐高祖李渊原来有一些私交，李渊对他这么晚才来归降很不满意，加以责备。苏长跪在地上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说：“自古以来，帝王奠定天下，开辟新朝，被比作同大家一起竞争，共逐一只斑鹿；最后一个人取得胜利，别的人就都罢手了。当胜利者获鹿之后，怎么能去忌恨当时一起赶鹿的人，追究他们争吃鹿肉的罪过呢？”
李渊觉得苏长说得很有道理，不禁转怒为笑，宽释了他。
有一次苏长看到李渊建造了一座十分富丽堂皇的宫殿，他里里外外地观看了一遍，问李渊道：“这是不是以前隋炀帝建的？怎么如此堂皇？”李渊心中极为不满地说道：“难道你不知道是我建造了这座宫殿，何须假装痴呆，怀疑是隋炀帝建造的呢？”
苏长说；“臣确实不知是陛下建造了这座宫殿。只见整个宫殿顶上使用的是极其豪华的琉璃瓦，我记得过去商纣王建造鹿台时用了这样的瓦。这绝不是接受天命在人间称帝的人所应该做的，他们只应该以节俭为本，如果是陛下建造的，我觉得非常不适宜。臣过去在武功（今属陕西省）追随陛下时，看到陛下所住的房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霜，非常俭朴，而陛下也认为可以满足了。回想隋炀帝那时，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后来天命移到陛下身上，正应该以他的奢侈淫逸为戒，不应忘记创业时的俭朴和艰难。现在陛下却在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里进一步雕绘装饰，挥霍人民的财力，这样怎能做到拨乱反正，重新整治天下呢？”
苏长极力谏劝皇帝纠正错误的话语，总是讲得十分有道理，虽然言辞上锐利了一些，但李渊往往能容忍下来。他前后多次这样做，对唐代初期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不少好处。
不久，李渊带领朝中的一班大臣，丢下一切朝廷事务，到京城郊区的高陵打猎，苏长也被召参加。这一天猎获很多，李渊命令把所有猎获的飞禽走兽全陈列在皇帝帐幕前用旗帜临时组成的门下，然后十分得意地问大家说：“今天打猎打得高兴吗？”
苏长抢先回答：“陛下率领功臣出来打猎，放弃一切重大朝务，还不到十天，怎能够说得上快乐呢？”
苏长大胆、锋利的讽刺，一下子使李渊脸色全变了。但很有天子气度的李渊，立刻强压怒气，冷笑一声说：“苏卿，你的狂态又发作了吗？”
苏长毫不让步，回答说：“如果臣仅仅是为了自己考虑，这确是一种狂态；如果我是为陛下的国家考虑，这可是一片忠心啊！”
李渊听了，无话可说，只得带着扫兴的情绪，传命收队回到长安。李渊深知苏长是为国家为社稷才这样违逆自己，故而也没有更多地怪罪他。这是他懂得作为人君应该怎么对待臣下对自己的冒犯。
运用“以硬碰硬”的求人策略，关键在于要善于抓住制约和影响对方态度、行为的产要矛盾，据理力争，迫使对方就范。
贞观初年，魏征就和刚刚登上后皇位的唐太宗因为征兵年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交锋。当时，唐太宗委派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主持全国的兵役工作。唐王朝初年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男”，21岁以上为“丁”。男丁强壮者要为国家服兵役，其它不服兵役的男丁每年要服劳役一个月或几个月。封德彝等人为了扩大兵源，上书唐太宗，要求把服役年龄提前到18岁开始。这个建议得到了唐太宗的支持，但是，魏征和侍中王等人坚决反对，虽然此间下过三四次诏令，都没有能够按合法的程序得到执行。封德彝几次同魏征等人交涉，也无济于事，最后，他只好到唐太宗那里去告状。他对太宗说：“魏征等人反对扩大征兵年龄是没有道理的，根据具体负责征兵的使者们调查，不仅18岁以上，就是16岁以上的中男也有不少身强力壮可以服兵役的。”太宗对魏征等人再三地阻挠他已批准的决定；也十分恼火，一气之下，干脆又下了一道命令，说：“中男以上，即使不够18岁的，只要身强力壮，也要服兵役。”谁知，魏征还是不同意，拒绝在命令上签字。这一下唐太宗可真被惹火了。他把魏征和王硅两个人叫了去，大发脾气，说：“中男中实在弱小的人，自然没人要他们当兵。要是确实强壮的，也可以挑选一些服役。这有什么不好？对先生们又有什么坏处？你魏征非得这样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是太过分了吗？”
魏征并没有让唐太宗的大发雷霆吓住。他十分严肃地回答：“我听说把池塘里的水抽干了去捞鱼，并不是捞不到鱼，但是明年就没有可捞了；把森林都烧光去捕野兽，也不是捕不到野兽，可是明年就没有野兽可捕了。同样的道理，要是我们现在把16岁以上的强壮男子统统抽去服兵役，那么田谁种？工谁做？国家的租税和其它公差由谁来负担？而且这样组成的军队，今后也不可能是能攻善守的。倒不是因为士兵年龄小，主要是因为国家不守信用，有了规定也不算数。如果老百姓都不相信国家，军队还有什么斗志呢？如果我们守信用，精选足龄强壮的男丁入伍，军队人数可能少一点，可是民心顺，士气高，以一当百，我看比人数多了还强！陛下常常说，我当国君，首先要讲诚实和信用，要让各级官吏和全体百姓都去掉虚伪之心。可是自从您登基执政以来，办了三件大事，都不讲信用，真不知道您今后怎么样去得到天下人的信赖！”
唐太宗听了非常惊讶，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就不相信。哪三件大事我失信于天下了？”
魏征看到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就不慌不忙地说起来：“第一，陛下刚刚继承皇位的时候，为了安定民心，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上说，凡是前几年老百姓欠下国家的租税和实物一律属于我，并且命令有关部门列为条令去执行。在这以前，您做秦王的时候，秦王府向自己封地的百姓收取的租税和实物不能算是国家的租税和债务。可是您现在做了皇帝，秦王府已经不存在了，百姓们过去欠秦王府的租税和债务并没有作为国家的租、债免去。要是都照着陛下的这种道理去办，天下还有多少可免的租、债呢？您自己下了诏令，自己又带头不执行，这不是言而无信吗？”
太宗听了微微点头说：“是我大意了，那么第二呢？”
“第二，贞观三年时，您曾下诏免除关中地区两年租调，关外地区一年赋役，当地的百姓听了无不欢欣鼓舞。可是，没几天您又下了一道圣旨，说是两个地区当年的租赋徭役已经收了一大半，要是从当年免起等于说了句空话，所以已收取和征用的就算了，其余的从明年起再免。这道命令一下，关中关外把已经还给百姓的租税又重新征收起来，那里的地方官吏有了您的圣旨为借口，把过去的租税也加在一起收，层层加码，百姓反而遭了一场灾难。请陛下好好想一想，这样的做法百姓们能不怨恨朝廷吗？您办事就这样朝令夕改，能取信于民吗？”
太宗边听边频频点头，连连说：“好，好，先生说得对！”
“第三件就是这次征兵广魏征提高了声音继续说：“这次您又轻信那些负责兵役的官吏，非要更改国家已经颁布的制度。我们表示反对，竟引起陛下如此大的火气，可是您还要求全国的百姓和各级官吏都去掉虚伪之心，这能够办得到吗？”
听完魏征这一番切中要害，有理有据的陈词，唐太宗一肚子的狐疑和火气不由得抛到了九宵云外了。他心悦诚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