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不少省市来说，农村面临着“双重瓶颈”：一是家庭的收支瓶颈，农产品价格卖不起来，收入增长缓慢，而农资成本、小孩就学、家人看病等开支却不断攀升，“农村挣钱城市消费”；二是基础瓶颈，不少地区征收农民上交款，可对农民的关注太少，基本水利、道路、社会保障却没人管，农民缺乏安全感，农村发展后劲不足。
农民增收还关系到扩大内需的问题，中国主要的消费市场在农村，八亿多农民的农村市场一旦真正启动，其能量不可小看。透过“民生”看“国是”，才会看得清楚、看得真切。正因为如此，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着重强调，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任务。毕竟，“小河有水大河满”，国富需要民先富，民富才能国富，最后才能国富民强。
一、税费改革：移走农民背上这沉重的山
税费改革被称为继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制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
有着世界上最多农民的中国农村今年将再次成为瞩目的中心。一项旨在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农村税费改革将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开展。中国政府高层人士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重大改革。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
新近结束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这项改革将有助于保持中国农村的社会稳定，并促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耕地，进入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工作，但仍有至少九亿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
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普遍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界定，主要是通过农业税及相关费用来实现。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
据调查，安徽省怀远县在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全县110万名农民每年仅承担农业税就为2663万元，而承担有关费用的总额竟高达8081万元。
农民负担过重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并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1992年和1996年，国务院两次颁布文件，规定有关收费不准超过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的5％。
经济学家指出，农民负担过重，使得农民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到生产中，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国家扩大内需等一系列激活经济的政策也因此而受到阻碍。
2000年3月，中国政府决定先在安徽全省开始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今年在全国推广，2002年基本完成。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对这些“费”或者取消、或者调整，使农民与国家、集体的利益分配关系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三者关系更为规范化和法制化。
经过一年的试点，安徽全省废除的各种农村收费项目达五十多项。安徽农民告别了过去被称为“无底洞”的各种乱收费困扰，昔日随意性强的“人收费”变成改革后的“法收税”。除了农业税及其附加，没有任何部门有权以任何名义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
从安徽省农调队对全省3100户农民调查资料中显示，去年，安徽农民的税费总支出人均93.28元，下降幅度超过26％。对于农民来说，减免就意味着增收。
安徽农村的许多地方现已设立税收交纳大厅，征收方式开始得到初步规范。现在乡村干部要做的就是把纳税通知书交给农民，而以前他们最常做的就是走村串乡去收钱。
为配合农村税费改革，中国政府决定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包括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优化农村教师队伍，也可以适当地撤并乡（镇）。同时，中国政府计划用中央和省级财政来补贴乡、村正常收支的缺口。
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乡镇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已开始在各地陆续展开。阜阳市颍泉区邵营乡已将全乡村干部人数由348人精简为138人，并大幅度压低办公经费支出，村级各项工作运转正常。
城乡差距缘何越来越大
与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7％相比，2000年，广东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持续下降，人均收入约3654元，仅增长0.7％。省农业部门说，即使这一增长幅度没有水分，考虑到珠江三角洲农村发展速度较快，珠江三角洲以外广大地区农民的收入实际是负增长。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比由1999年的1：2.51扩大到1：2.70，也就是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差2.7倍。全国这一比例约是1：2.50。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率为1：1.5，超过1：2的属于罕见。农业专家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大，是举世无双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不但制约着国内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这“三农”问题，已经到了不采取非常措施不可的历史关头。
家电产品最大买家为何缺席？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原因是复杂的。这些年，国家分配政策向城市倾斜，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暂时还只能顾及到城镇居民等；从农村方面看，省农业厅人士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必然的，原因是明摆着的。过去的一年，粮食减产价格下跌：国家取消了三级稻谷保护价，失去保护的三级稻谷，每50公斤最低卖到36元。其它农副产品价格全年都在底部徘徊，养猪赚不到钱，养鱼赔钱，养鸡鸡降价，乡镇企业不景气。由于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为下降。走出广州城，即使是从化、增城这些广州市郊的农村，经济也还处在低水平，更不用说粤北山区以及粤东、粤西两翼的广大农村了。
党中央国务院深情地关注着农民。今年1月初，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重庆市考察时指出，要把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在去年4月的另一次考察中，朱总理说，农民收入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有学者说，全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没有广大农民的富足，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也就失去雄厚的根基。像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农民迫切需要，但没钱买。如果农民的收入增加，消费力提高，在城市进行的家电价格战何至如此惨烈！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让农民的“荷包”胀鼓起来，不能启动广阔的农村市场，中国的经济就只能是不健康的单腿发展，同时也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农民买单，买不起这单那单！
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就目前来说，首先要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是保持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
农民负担主要体现在供养乡镇的冗员，各类达标活动所需费用以及教育收费。现在普遍情形是：经济越不发达，农民收入水平越低，负担越重。广东有1600多个乡镇，乡镇的冗员数量惊人。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经济越不发达财政收入越困难，供养这些人员，要靠各种收费和加大乡镇统筹解决，各种收费就是收农民的“费”，乡镇统筹同样是农民“买单”。
各类达标活动加大了农民负担。计划生育达标，综合治理达标，农村阵地达标，“普九”以及“改薄”达标等等。“普九”就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改薄”就是改造薄弱学校。达标的背后，是农民大量的付出。记者相识的湛江市的一位镇长说，几乎每一项达标，都编了一本厚厚的册子，里面有百几十项，这样那样，每年验收。“农村阵地达标”是关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每个村委会都要建文化站，建设几校（农校、党校）几网（广播网、电视网），还有党员活动室，团员活动室，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民兵营办公室等等，缺一不可，村委会挂红红绿绿的牌子至少20个。每个村委会还要建永久性的宣传“阵地”，一个是宣传栏，一个是阅报栏，一个是计生政务栏。这都要钱，镇级财政困难，当然要农民“买单”。
广东省农业厅有关人士说，农民最大的负担是教育收费。据说外省农民的教育负担更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目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11％左右由省财政负担，中央财政负担仅约2％。广东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由镇级负担，除了少量上级政府拨款外，教育经费由镇财政以及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解决。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经济越落后，镇级财政空虚，农民收入水平越低，负担的教育费用反而越重。有的县一年征收的教育费附加超过一亿元。政策规定，教育费附加按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1.5％到2％征收，但有的地方由于征收困难，就改为向学生收取，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才征收，这样征收的标准就高，在一些经济不发达乡镇，一个中学生一个学期包含了教育费附加的学杂费普遍要七八百元，小学生一个学期也要六七百元。学杂费高昂家长负担不起，学生失学，读书学生越少，在校学生所负担的教育费附加越重，形成恶性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费附加只是用于学校教学，为了达标而大量新建扩建学校的按人头摊派的教育集资，农民负担更加不轻。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为了建校摊派不到款项，就请包工头带资施工，到时无法结算工程款，就形成了教育负债。据省财政厅有关资料介绍，广东有的县教育负债逾亿元，全省农村教育负债超过100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农民沉重的负担。
农民背上的重负转给谁来背？
去年，中央在安徽省农村进行税费改革试点，希望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广东省选择肇庆的四会市、粤东的兴宁市以及粤西的徐闻县作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据《广东财政》报道，这些试点改革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改革的实质是农村的费改税，包括取消教育费附加，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取消乡镇统筹，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取消屠宰税，调整农业税等。兴宁市每年征收教育费附加4055万元，用于“养”乡镇干部的乡镇统筹3126万元，屠宰税185万元。按照税费改革设计方案，取消这些收费或税项后，兴宁市农民每年可以减轻负担7366万元，徐闻县农民可以减负5235万元。如果能顺利施行，农民负担将明显减轻。
广东省财政厅财政研究所所长黎旭东对已经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四会市进行了专题研究。四会市经济比较发达，农民负担较轻，教育费附加一年才征收340万元。四会市税费改革后，在农村整体支出额度不变的情况下，减轻了农民负担，地方财政收入必然减少，市财政就留下了缺口。这是一对矛盾。从农民角度看，四会市过去“税”跟田走（即农业税和耕地挂钩），“费”有的跟田走有的跟人头走，现在取消“费”或改为“税”，“税”全部跟田走，这样耕地少的农民减负多，耕地多的减负少，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一身轻，种田大户负担比以前更重了，他们很有意见。这也有悖税费改革的初衷。
而设计方案中减轻农民负担明显的兴宁市和徐闻县，农民减负多少，就是市（县）财政收入减少多少，甚至可能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施行，这两个市（县）财政几乎无法消化。同时可能会带来新问题，取消巨额教育费附加，不准进行教育集资，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由哪级财政补充呢？减轻了农民负担却又给地方财政造成极大压力，这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尖锐矛盾。据权威人士说，中央在安徽的改革试点，同样遇到这一问题。改革后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减少负担一年近14亿元，但是，这十多亿元的缺口谁来补呢？
中央背起4.77亿省府再添10亿
农村税费改革必须出台配套政策，才能取得如期成果。否则，费改成税后，税是法定的，农民必须交；而改革后虽然规定省级以及省级以下政府无权出台新的对农民的收费政策，但县乡政府有困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又会向农民伸手，出现农民左边口袋减少了支出，但又增加右边口袋支出的情况，甚至可能造成农民的双重负担。这样的教训过去有过不少。
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说，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有无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民收入有无增加，增加了多少。为此，中央财政今年拿出200亿元，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省以下各级财政减少的收入，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其中分配广东4.77亿元。
